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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无论在全球还是国内，政治右翼势力都进一步巩固；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干预的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经济与矿产资源，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全球资本主义胁迫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本国经济，以实现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全球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制造新的间隙和冲突，同时在追求帝国主义强加的分化议程中，社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这样的追求导致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增强，同时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右倾转变。
在分析印度局势时，该项政治决议认为，印度的政治右翼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具体表现在：（1）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以多种形式加剧社会两极分化；（3）对议会民主、议会制度和人民民主权利的攻击日增；（4）巩固印度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初级战略伙伴的地位。
以上每一项都需要在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评估，新自由主义危机直接关系到印度的局势。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缓解迹象。全球资本主义为克服这场危机所做的每一次应对，都为一场新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了种子。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推动力是利润最大化，这也是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
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法律-行政体系以促进利润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围绕资本主义的“上帝”——市场理论来支持其观点。基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19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私有化、放松管制、减少政府支出以促进私营部门获得更多机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随着全球危机的持续，新自由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润积累、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水平呈指数级上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其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学说。它从未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现在应该清楚的是，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一教训可能是驱散笼罩着全球经济的乌云的唯一希望。”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进行了重组。它创造了利润最大化的新途径，并将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公共事业和社会支出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各国国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和收入不平等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生计受到打击，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下降。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没有买主，那么其就既不能产生利润，也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人民提供低息信贷和次贷，使其消费支出得以增加，从而使资本主义实现利润最大化。绝大多数人无力偿还这些贷款，从而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试图通过救助破产的金融机构来克服危机。这就需要资本主义政府实施大量的援助计划。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前帝国主义全球化所处的阶段是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所以国际金融资本必须保证其霸权地位不受挑战，才能进一步追求新自由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然而，这些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得到救助的同时，却又导致了下一轮危机，企业破产转化为主权破产。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寻求摆脱主权破产的威胁（国家的债务大大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所造成的危机，通过实施紧缩措施大幅减少政府在社会部门的支出，比如增加工作时间、削减养老金、消除所有社会部门的支出，甚至撤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早先制定的关于社会经济安全体系的相关规定等，这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反过来又导致人民的购买力进一步急剧下降，预示着新一轮危机即将到来。
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使其摆脱这场危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是人民解放，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另一种政治选择的出现，比如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强大的建立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广泛阶级斗争基础之上的力量。在许多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那些反帝国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运动导致了民选的反帝政府的出现。然而，这些抵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运动正是当前帝国主义企图削弱的目标。全球资本主义的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发展轨迹带来了危机。这一危机对全球以及各国国内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正被世界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合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对继续追求利润最大化至关重要。这种不满情绪为培育国内、地方和区域紧张局势的全球议程所转移，而这些紧张局势导致了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仇外心理和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倾向的增长。尽管危机还在继续，但通过扰乱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并将其转移到前述分化议程中，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在寻求进一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路径。政治右翼的目标恰恰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建立政治控制，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许多国家，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政党已经滑向新自由主义，出现政治反对的真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这一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进一步被边缘化，极端势力崛起……这是因为他们（社会民主党派人士）拥护新自由主义，背叛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该政治决议还指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获胜、英国脱欧公投中的右翼动员、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选举中获胜、德国德意志替代方案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极右翼自由党在内的右翼政府在奥地利的成功组建、近1/3欧洲议会议员来自右翼和极端右翼政党，这些都反映出了右倾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印度政治中也有相应的反映。”
在讨论印度局势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其背景是美国全职男性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低于40年前，美国底层90%人口的收入增长已停滞30多年。美国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是由特朗普等共和党人煽动起来的。他们并没有试图扭转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而是通过转移注意力和颠覆性的口号让这条轨迹得以延续，这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美国劳动人民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这与限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宣传看似呼应，其宣传口号是“外国人正在抢走你的工作”。失业人数的增加还被归因于美国资本将生产单位设在美国国境之外，并为这些国家创造就业机会，而美国人却处于失业状态。特朗普承诺将阻止美国资本在海外建立生产部门。对移民的限制和号称“外国人威胁美国人就业”的运动导致了种族主义的滋长。特朗普的所有措施，比如，提高进口税的税率，同时迫使世界其他各国购买美国的产品而不征收任何关税，都在导致贸易战的发生，而贸易战很有可能造成全球经济进一步不稳定，并加剧危机。
这种政治上的右倾化无非是为了阻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进而阻止其形成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这使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得以巩固。例如，2017年，全球82%的新增财富为全球1%的人口所垄断。同样，在印度，73%的新增财富为1%的印度人口（印度的超级富豪）所垄断。政治右倾化的目的是确保这种经济剥削和利润最大化能够持续下去。
这种政治右倾化的转变伴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追求，即加强对全球人民的剥削，这也在印度得到了体现。在过去的四年里，印度人民的不满表现在工人、农民等发起的日益激烈的斗争中。
为了防止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政治选择，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RSS/BJP）试图通过激进的社会两极分化来转移这种不满。在国家的支持下，私人军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导致了骇人听闻的暴民私刑事件的发生。“保护奶牛”“道德警察”“爱圣战”等成为暴力袭击的借口。针对宗教群体、社会受压迫阶层达利特（Dalits）的袭击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人民党统治的各州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袭击伴随着分裂主义口号，造成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印度各地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存在着语言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以及煽动种族和宗教分歧的问题。在国家的庇护下，这种趋势正在增长，它使人们的愤怒从加剧的剥削中转移开来。这种社会两极分化正企图破坏社会结构的完整，威胁国家的统一。作为印度民族主义同义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传播推动了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事实上，建立在排他性和容不下异己之基础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否定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所有印度人的包容和平等之基础上的，正如印度宪法所宣称的那样，“不论种姓、信仰或性别”。
作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分支，印度人民党政府将印度共和国的世俗民主性质转变为一个狂热的、排他性的法西斯主义“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计划。这本身就是对现行印度宪法的严重侵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系统性地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和宪法及所有的法定机构。从破坏议会本身开始，到破坏最高司法机构的发展、选举委员会的中立性、国家调查机构（如CBI）的任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负责人的任命，再到废除教育领域的监管机构等，都是这种日益严重的专制的表现。上述行为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国民志愿服务团计划的实现，即在印度建立“印度教民族”的观念。
印度右翼政治势力通过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破坏受剥削最严重的阶级的团结来实现其自身地位的巩固。这些受剥削最严重的阶级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攻势的中坚力量，其团结斗争构成了印度阶级斗争前进的核心力量，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人民民主阵线。右翼政治势力试图破坏印度的阶级斗争。击败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的议程是当前推进印度阶级斗争的实质。
印度右翼政治势力的巩固促进了印度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印度统治阶级的利润最大化。同时，外国资本也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印度经济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在现任人民党政府的领导下，没有哪个经济活动领域，包括国防生产领域，是不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入的。所有公共事业部门包括铁路、航空、国防生产和通信网络，都已被私有化。
教育和卫生部门日益为私人资本所主导，它们拒绝向绝大多数人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所有公共事业和服务，如公共交通、电力、水、邮政服务等，都正在被私有化。
去货币化、商品及服务税（GST）的引入，都是扩大外资和印度企业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有效方式。除了批判这两项被广泛讨论并成为斗争焦点的措施外，我们还需要理解这些措施推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莫迪（Modi）总理的所有既定目标在他将大额纸币妖魔化的时候，就被证明是肤浅的借口。这些黑钱非但没有被挖出来，反而变成了“白钱”。假币非但没有被没收，反而被合法化；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根治，腐败率反而翻了一番。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恐怖袭击非但没有因为资金限制而减少，反而有所升级。
实际上，去货币化的真正作用是通过“交易成本”向信用卡公司提供巨额利润，从而推动经济向塑料/数字经济转变。此外，去货币化破坏了以现金为基础的小型生产和贸易，这些生产和贸易占国内商业交易总量的50%以上。由于现金限制，从鱼类到新鲜蔬菜再到牛奶等的贸易几乎都被淘汰。这导致成千上万依赖这种日常现金交易的人们的生计遭到破坏。这些贸易活动现在正被电子商务企业或企业零售巨头接管。过去常常在家门口的小商贩那里就能买到的蔬菜，现在必须得去生鲜连锁超市才能买到。
很明显，商品及服务税几乎摧毁了微型和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在国内小型规模生产中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在印度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仅次于农业），为许多印度人提供了生计。这一生产领域现在也正被大型企业资本与外国资本合作接管。
此外，印度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在已向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开放，以便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此，这种促进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政治右倾化转变正在给印度人民带来越来越大的痛苦。
裙带资本主义是通过掠夺公共财富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是向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原始积累方法的大倒退，正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第20次代表大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原始积累过程的冲击为大规模腐败开辟了迄今不为人知的途径。”
如此高的利润最大化水平，加上最糟糕的裙带资本主义秩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剧了对印度资源和人民储蓄的掠夺。拉斐尔飞机购买骗局凸显了高层腐败的合法化。据估计，印度企业拖欠贷款的金额高达11．5万亿卢比。某些罪犯被允许不受任何惩罚就离开印度。据官方称，印度人民党政府已经注销了近4万亿卢比的债务。与此同时，由于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越来越多的印度农民被迫在困境中自杀，因为政府拒绝给予他们一次性贷款减免。
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促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军事和政治干预来展现更大的侵略性。鉴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美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全世界的主要经济储备，以克服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强其全球霸权的努力中，美国还谋求在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单极世界。政治/军事干预也旨在加强这些努力。美国/北约的军事干预正在世界各地持续开展，特别是在西亚、北非和拉丁美洲。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2018年国防预算拨款达到了7 000亿美元的空前水平。除了持续的军事干预，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其2/3海军舰队部署在太平洋上。美国的关注点是利用南海地区的争端以“遏制中国”，它日益将中国视为其加强全球霸权计划的潜在竞争对手。
在特朗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出之后，美、以联手加强了对西亚的控制。这被视为公开挑衅，使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合法化，这与联合国的所有决议以及国际社会自1967年以来确立的“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占领领土”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国际公认的立场。因此，美国政府要为破坏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任何可能的和平谈判负责。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将在该地区引发进一步的紧张和冲突，并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随着其试图在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的努力失败，美国正将关注点转向伊朗。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协议》（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并重新实施了早先的制裁措施，威胁不仅要对伊朗，而且要对任何与伊朗保持贸易或商业关系的国家实施更多制裁。
在拉丁美洲，随着美国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急剧升级，其民众与美国之间正在发生着严重的对抗。美国的目标是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试图破坏这些国家选举产生的反帝国主义政府的稳定，并阻止这些反帝势力在未来重返政府。
美国正在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通过美国非洲司令部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美军在反恐行动中的许多伤亡来自萨赫勒地区。美国正在干涉它们的内政，目的是夺取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控制重要的贸易路线和市场，并遏制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和退出《巴黎协定》（ The Paris Agreement ）以及七国集团峰会的最新发展等，导致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与美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经济方面，为了减轻危机对自身的影响，美国已开始提高进口关税。这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虚拟的贸易战。这些国家目前正在尝试征收反关税。这必然会对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产生不利影响。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7．2%的速度增长。如今，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在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国家加入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贸易之路。印度莫迪政府为了安抚美国，是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 也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其中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如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也加入了该项目。随着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的不断壮大，中国的主张也日益坚定。美国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感到震惊，因此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目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反映了当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中心矛盾的激化。
上海合作组织与七国集团峰会同步举行，两者之间的对比在全世界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七国集团被美国拖入混乱中，但上海合作组织现已巩固了其作为一个有效的区域论坛的作用，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其正式成员国。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中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区域论坛继续发挥对抗美帝国主义议程的重要作用。随着右翼政府在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等国家上台，这些政府支持加强对其他国家右翼势力的干预行动，从而为这种区域合作创造了新的困难。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继续加剧。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表现比美国及其盟友更胜一筹。中俄关系正在加强，两国正在共同努力推进多边合作。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其单边性以巩固其全球霸权的努力正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
在此背景下，印度人民党政府没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日益增长的冲突和正在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来加强印度的独立外交政策并进一步推动印度自主参与多边论坛，而是继续巩固印度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初级伙伴的地位。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除了服从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命令，还希望巩固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以期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内议程——将印度共和国转变为“印度教国家”的计划——的支持。
当前，莫迪政府仍在将印度的利益拱手让给美帝国主义。这一点在印度与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草案》（COM-CASA）的谈判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为通信安全设备从美国到印度的转移提供了法律框架，促进了印度与美国的武装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这也与使用此类技术的其他亲美国家的军队有关。印度国防部担心美国会侵入印度的军事通信系统，因而对此持保留态度。而莫迪政府不顾这些保留意见，正着手进一步强化印度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这是继战略防御协议《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之后的又一举措。该协定将印度变成了美国的“主要国防伙伴”，允许美方进入印度的军事设施，并要求印度在后勤和物资方面为美国军事干预其他主权独立国家提供一切支持。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严重的时期，一场不断调动人们不满情绪的政治斗争浮出水面。右翼势力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最终推行的恰恰是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并导致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很明显，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方向将取决于在调动左翼民主力量和右翼政治势力之间的不满情绪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法西斯主义是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在世界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兴起的。作为危机的结果，法西斯势力成功地利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民众对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日益不满，这助长了极右翼势力和新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地区对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抵制也在增加。法国大选就见证了极右翼势力崛起面临的阻力。然而，新自由主义银行家与新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二选一导致近1/3选民在没有左翼候选的情况下选择弃权。在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里，在共产党领导的激烈共产主义运动和斗争中对右翼政治势力的抵制正在取得进展。在英国，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的工党一直在抵制右翼政治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并将人民问题重新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同样，在美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继续开展支持人民问题的竞选活动，并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在欧洲其他地区，许多新左翼方案已成为大众抵抗的宣言。
印度人民对右翼人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两极分化等的抵制越来越强烈。农民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还在继续。在连续两年举行全印度工业罢工和对议会展开大规模围攻后，工人阶级正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全印度工业罢工行动。
各种新的斗争纲领得到巩固。左翼运动与达利特抗议运动之间的团结正在加强。各种农民组织聚集在一起，加强了对莫迪政府倒退的反农民的农业政策的抵制。知识分子和学生正在参加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印度教势力日益增长的排除异己行为和对理性的攻击。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和学术界人士正在抵制对教育系统的攻击以及将这些学习机构转变为智能的印度教实验室的企图。
这些来自全球及国内日益增长的阻力证实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的结论：“然而，通过各个国家左翼纲领的兴起和出现，政治斗争的发展阻碍了这一潮流。”此外，该政治决议还指出：“这些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左翼和左翼势力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加强了民众运动和斗争，超越了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未来，这将是政治斗争的舞台。在缺乏左翼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有效反对的情况下，右翼利用了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归根结底，为了推动人民反对这种日益加剧的剥削和苦难，印度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战胜右翼政治势力以及人民党政府。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2期。原文来源：Sitaram Yechury，“Crisis of Neo-Liberalism：Manifold Ramifications，” Marxist ，ⅩⅩⅩⅣ，Z，April-June 2018。翻译有删减。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陈平、封晓健：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 截至2017年5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达77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