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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那时，人们一直在争论应该用什么模式来取代它。当时主要有两种被广泛接受但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种是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已经获得成功的管理主义模式，即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并普遍支持（或至少不反对）集体协商、扩张（或至少维持）福利国家制度、监管工业和金融行业，以及为了追求低失业率和高总需求而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另一种是回到大萧条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模式，但随着“新政”（New Deal）的实行，以及政府的持续干预不断加强，这种模式已在美国退却。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模式在黄金时代的崩塌中得到了挑战管理主义及其相关（通常相当温和）的社会民主形式的机会。
这两种对立模式的产生，其背后是一系列问题的累积。越南战争的大量融资而导致的通货膨胀，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固定汇率制的瓦解，1973年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提高油价而导致的商品价格高涨，以及失业率的上升，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一种局面，即黄金时代的高就业率和低利率政策似乎是一种无效的应对模式。挤压利润的工资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正在侵蚀持有债券的收益，随着集体协商被指责为引起这两种现象的罪魁祸首，管理主义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黄金时代的联盟变得愈发不稳固，但两者的分崩离析还是耗费了一段时间。如果将剩余价值率解释为阶级斗争结果的衡量标准，那么它在整个1970年代随时间变化形成的就是一条水平线。这表明了一种僵局：黄金时代的联盟可能正在破裂，但是黄金时代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过于强大，无法让市场原教旨主义占据优势。 [2]
1979年10月，美联储通过大幅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次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制定了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放松管制并更加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的方案，从而结束了这一僵局。1979年，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凭借类似的方案在英国大选中获胜。随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放弃了在法国推行更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向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机构发起了连续攻击，攻击对象既包括公共部门（例如，对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和英国矿工工会的攻击），也包括更为普遍的对工会运行所依据的法律体制进行重大变革。与此同时，人们容忍了高得多的失业率，而不是支持充分就业的战后共识。随着福利国家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削减福利待遇和制定更加严格的资格标准上，国有企业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且，对富人的税收也大幅减少。
大约1980年以后推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巩固了一种经济利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由于与1929年以前甚至1914年以前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自大约1980年至今的时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独特但相互交织的经济特征：“1% ”人群收入的增长、全球化和金融化。许多人使用过这些术语，但在下文中，这些术语被赋予了在现有文献中不太常见的精确而独特的含义。
与放松市场管制相关的是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变化。 [3] 虽然左翼的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收入分配的下半层发生了什么，但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和动态来说，更重要的是考察顶层收入份额的大幅持续增长。
官方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往往无法反映这一点，因为家庭调查不包括最富有的家庭，理由是这些家庭没有代表性。 [4] 因此，必须对纳税申报单上最富有人群的数据进行评估，而结果通常是按照税前的数据计算的。纳税申报数据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它们不像家庭调查或国民账户数据那样及时，而且结果依赖于各国收集数据的方式。例如，在英国，个人纳税，但家庭获得福利；而在美国，基本的征税单位不是个人，而是“税收单位”（因为已婚夫妇可以一起报税）。此外，并非所有数据都是每年提供的。因此，尽管必须谨慎对待税收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但它们仍被广泛接受。
表1-1所列国家的国民收入总共占世界国民收入的74%～77%（取决于统计的具体日期），包括三个抽样年份：1985年（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花费几年时间）、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和2019年（有数据可用的最近一年）。这些数据是每个国家最富有的1%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5] 从1985年到2007年，每个国家（丹麦、西班牙和越南除外）最富有的1%人群所占的份额都大幅增长；与2007年相比，2019年记录的数据更不稳定，一些国家1%人群的收入份额略有增长，其他国家则略有下降。国民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表1-1隐晦地表明，从1985年到2007年，每个国家最富有1%人群的收入在不断增长的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从2007年到2019年，这1%人群的收入在不断增长的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保持不变。此外，虽然这些数据是税前的，但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富人的税率急剧下降，因此2007年和2019年的数据比1985年的数据更接近税后结果。总之，这些数据表明，这1%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非常大。到了2019年（以2019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在这28个国家中，这1%人群的收入比他们在1985年的收入增加了11．6万亿美元，相当于英国2019年全年国民收入的4．5倍多。
表1-1 1%人群所占的国民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https：//wid．world/。2021年2月18日下载。
在研究1%人群收入份额的上升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结构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探讨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无疑是工人运动及其同盟连续失败的历史。在这场失败中，社会民主党要么密谋失败，要么因无法提出任何前后一致的进步方案而陷入瘫痪。因此，在一个由不同社会阶层构成、由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中，人们会期望看到奖励归于胜利者，而把1%人群收入份额的上升看作这些奖励的具体表现仅需一小步。
这就引出了几个分析性的问题。最简单、最抽象的观点认为，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斗争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定义相对简单：工人阶级是指那些因为没有足够的资产而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里所提到的资产，指的是可以自由交易、可以为获取消费品和服务提供资金的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他们除了工作能力（劳动力）之外，没有资产可以出售。这并没有受到20世纪社会保障供应增长的影响，因为社会保障供应的水平从未有意被设定在严重威胁劳动力市场工人供应的水平上。因此，哪些人是工人阶级是（相当）清楚的。
但哪些人是资产阶级却并不明显。那些完全依靠非劳动资产收入（租金、债券支付和股息）生活的人，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而且，如果有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话，那么拥有这项权利的人也很少。几乎所有人都签订了雇佣合同，包括那些在许多国家拥有私人飞机、豪华游艇、豪华公寓和豪宅，以及持有大量股票和债券的人。跨国（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雇员（从雇佣合同的意义上讲），就像那些为了最低工资而打扫办公室和清理垃圾的员工一样。因此，出卖劳动力不能作为确定阶级地位的理论标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同样也不能作为确定阶级地位的理论标准。与19世纪的棉纺厂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资产所有权分布更广（例如，在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企业、投资和单位信托等中），其中大部分所有权并不赋予控制权。
那么，有两种不同（但不一定互不相容）的模式是合理的。一种是试图确定谁是资本家。另一种则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企业高层。
首先要把资本家看作人。假设可以区分两种人：一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真正能获得收益的非劳动资产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另一种是尽管确实拥有足够的可创收的非劳动资产，但仍继续出卖劳动力的人。前者是出于经济需要而被迫出卖劳动力，而后者虽然事实上同样出卖劳动力，但却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这需要确定一个收入门槛，所有非劳动收入超过这个门槛的人都是劳动力的自愿卖方（资本家），而所有非劳动收入低于这个门槛的人都被迫以传统的方式进入劳动力市场。 [6] 后一个群体可被进一步分为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基本监管职能的人（工人）和监管工人的人（管理人员）。 [7]
就美国而言，在1973年至2012年，按整数计算，大约有83%的人属于工人，16%的人属于管理人员，1%的人属于资本家。这些数据是按照税收单位（单身人士和有尚未自立的独生子女的已婚夫妇）来计算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特别是资本家的相关数据（因为作为区分标准的非劳动收入对商业周期波动很敏感）。在1987年至2012年，资本家的比例平均为1．25%（所有税收单位）；在1999年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和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分别达到1．5%和1．8%的峰值。因此，尽管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数据，但聚焦1%人群（至少对于美国而言）对于研究哪些人可以有意图地选择不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近似法。
图1-1显示了这一时期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图中的数据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73年到1986年（从黄金时代结束到新自由主义初步建立，再到1986年里根政府实行减税政策），第二个时期从1986年（新自由主义的巩固）至2012年。在第一个时期，资本家的收入份额呈水平线状态，几乎没有变化；工人的收入份额从1973年的65．8%降至1986年的54．7%，而这一降幅完全由管理人员占据，管理人员的收入份额从1973年的26．5%上升至1986年的37．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70年代后期的利润受到了工资的挤压，但挤压利润的不仅包括工人工资的增加，还包括管理人员劳动收入的增加。但在1986年以后，管理人员的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变化。2007年，工人的收入份额降至44．8%的低点。与这一下降匹配的是，资本家的收入份额不断增长，从1986年的7．8%上升至2007年的23．7%的峰值，之后略有回落。
图1-1 1973—2012年美国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Simon Mohun，“Class Structure and the US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1918-2012，” Metroeconomica 67，no．2（2016）：334-363。
资本家收入份额的增长不仅仅是由于非劳动收入（分配利润、利息和租金）的增加。事实上，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雇佣合同劳动收入（约60%）和非劳动收入（约40%）在资本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几乎没变。也就是说，随着资本家收入份额的增长，他们劳动收入的增加并不亚于其非劳动收入的增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大企业主要是内部管理，内部晋升，相互取代，并且具有团队精神。因此，资本家没有得到新自由主义时代常见的高额薪酬，因为那会造成内部分裂。新自由主义通过股票期权来激励管理人员，将薪酬与股价业绩挂钩，从而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这个想法是奖励管理层的业绩，使企业股价比竞争对手上涨了更多，但实际上，不断上涨的股票市场奖励了所有管理人员，而不管他们的相对业绩如何。可以说，大幅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是保证管理层更忠诚于资本利益的必要条件，因为全球化的利润最大化战略越来越需要通过离岸外包和缩小规模来破坏当地的经济环境，并且与持股理念不兼容。
但是，运用这种方式确认阶级身份存在很大的难度。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不同行业中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不一致）区别。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合法）避税和（非法）逃税的税收统计存在明显的困难。第三个问题是许多高收入的个体（如演员、体育明星、会计师、律师和高收入的医疗专业人士）将被列为“资本家”，这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些数据描述了社会分层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但很难相信这些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出阶级结构，而不是作为阶级关系的结果出现。
因此，税收数据调查阐述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收入份额向收入分配的顶端大量转移。但是，由于很难确定这种转移是向作为特定群体的资本家的转移，所以第二种方法是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企业高层，尽管这群人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承载者。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关注这些企业高层，而是关注“全球化”和“金融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结构特征，与收入份额向1%人群的转移完全交织在一起。
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员、商品、服务和投资的流动，包括直接流动（海外生产设施的建设，以及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离岸生产）和间接流动（购买外国金融证券）。离岸生产到工资较低的经济体的后果之一是大部分本国工人的工资陷入停滞：相对高薪的工作在海外消失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本国剩下的工作就是低技能服务业的工作。一般来说，这些工作的工资远远低于那些已经消失的工作的工资。事实上，在本国资本主义的部分产业中，工作条件已经如此恶化，以至于失业造成的不安全感与低薪和无保障就业造成的不安全感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同样的收入分配中，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精英，以及大量被“抛在身后”、心怀怨恨、似乎无力改变自己处境的人，这两者的结合是近年来民粹主义的一个驱动因素。
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南亚和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这些经济体是大部分离岸资本流动的接受者。世界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意味着世界剩余价值随之增加。
有这样一个比喻，一家企业通过剥削自己的雇员促使世界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并从世界剩余价值中获取利润，无论竞争力如何。这个比喻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运作至关重要。 [8] 在无摩擦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进入行业的理想情况下，利润率通过竞争机制趋于均衡（对于给定的技术和消费者需求来说）。与生产流程较少的公司相比，利润率趋于均衡将导致那些劳动密集且生产流程多的公司在市场上失去价值。但是，无摩擦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进入行业是不存在的。企业总是试图围绕其产品和流程设置壁垒，以隔绝竞争对手的影响。为了行之有效，这些壁垒必须相对坚不可摧，无法通过立法手段来加强竞争，因此，它们通常依赖于产品或生产流程的某些技术特征，从而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
在信息技术领域，设置壁垒的例子有很多（通常是由于与网络外部性相关的规模经济），因而有一种倾向认为，参与其中的企业以某种方式界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企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们使用的商业模式却截然不同：苹果是一家电子科技公司，脸书是一个网络媒体公司，字母表（谷歌母公司）利用其搜索引擎专长来推广在线广告，亚马逊是一个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拥有与美国奈飞、华特迪士尼等其他企业竞争的在线娱乐流媒体服务），微软是一家计算机软件和电子公司。它们的共同点是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和留住用户。
虽然壁垒保护了企业从世界剩余价值中获取的东西，但该机制仍然依靠所雇佣的劳动力来促使世界剩余价值不断增长，并从中提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种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不可能只看到一家个体企业的利润，并将其归因于它成功地剥削了自己企业的劳动力。例如，苹果公司的利润并非来自对只占世界工人阶级一小部分的苹果公司员工的剥削，实际上苹果公司成功地从世界剩余价值中获取了很大一部分利润，而世界剩余价值来自全世界无产阶级。发生这种情况的机制是，苹果公司成功地对其产品收取高价，同时又不让竞争对手抢走市场份额。因此，成功的竞争壁垒意味着成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包括很大一部分租金（即由于壁垒而产生的利润），因此寻租是决定企业发展道路的重要部分。
粗略的计算可以让我们对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机制的数量级有一些大致的了解。以全球销售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为研究对象，可计算出每家企业员工人数占世界员工总数的百分比（员工比率）和利润占世界利润的百分比（利润比率）。 [9] 如果对于某家企业来说，员工比率等于利润比率，那么（按比例计算）该企业从世界剩余价值中获取的正是它所做出的贡献。如果员工比率低于利润比率，那么它获得的利润按比例高于其劳动力的贡献；如果员工比率高于利润比率，则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将500家企业中每家企业的利润比率除以员工比率，然后将所得结果从最高到最低进行排名，排在前8名的企业从世界剩余价值中获得的资金是其投入资金的10倍以上；其中1家企业是苹果公司，另外7家企业从事采矿、石油生产和管道业务，这些都是典型的抽租行业。有188家企业的投入多于收益，有114家企业的收益多于投入。还有198家企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属于非生产性企业，它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收益，但什么也没有投入。其中，80家企业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18家企业从事金融业。根据利润加成（利润与总销售收入减去利润的比率）对这198家非生产性企业进行排名，在前50名中，4家企业从事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业，4家企业从事批发和零售业，42家企业从事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和多元化金融业）。金融是一个关注风险管理的行业，风险把控对金融业至关重要，因为汇聚不相关风险可以有效降低整体风险。也就是说，规模回报率越来越高，这对于新进入者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壁垒。所以，金融业是与众不同的。
通过风险共担获得的收益一直存在。但是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金融业受到了严格的监管；由于几乎没有自主权，它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手段，是工业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又从属于工业和工业发展。然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随着一种创新技术破坏现有的产业结构，技术会发生变化，产业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1980年代银行业发生的状况，正是这种变化与1%人群收入的增长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化的基础。
“金融化”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它并非指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金融业在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现象。一种将金融化表达得更加明确和具体的方法是，把它阐释为银行业在1980年代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些变化产生了哪些后果。新自由主义强调放松管制，这对美国银行业自新政以来享有的法律保护权益构成了潜在威胁。 [10] 但更直接的威胁是金融创新，因为银行业的护城河并不那么安全。该行业不容易受到主要竞争对手的影响，而是容易受到类似于银行的机构和活动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容的零星攻击。这种做法越成功，现任者和竞争对手对立法改革施加的压力就越大。没有一家企业，即使是垄断型企业，能够完全免受竞争对手试图削弱自身现有企业地位的技术创新威胁。追求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创新是竞争的运行机制。如果它成功了，那么这种成功将迫使整个行业普遍创新，从而重组产业：随着整个产业的重组，落后者走向绝境，创新者成为主宰。这种重组往往通过创造新的专门活动领域来扩大现有的分工。因此，颠覆性创新产生竞争优势，并通过在竞争力强的资本和竞争力弱的资本之间进行再平衡，最终在整个行业推广这种创新。
198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面临着三大威胁。首先，其储户基础被来自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的竞争削弱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不执行与银行相同的利率法定上限，因此可以向储户提供更高的利率。当这些法定上限被废除时，银行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不得不通过吸收存款保险或将其转嫁给储户来为存款保险的成本融资。相比之下，货币市场互助基金账户没有保险，但对于储户来说，它们的存款与银行的存款一样好。实际上，这些存款是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业务的股票，只要一切顺利，在取出存款时，每一股都可以折成一美元。典型的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从将存款投资于短期货币市场工具所获得的利息与向存款人支付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中获利。其次，其贷款业务受到威胁。由于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资本投资，大型公司总是绕过银行直接向市场发行自己的债券，因为银行不足以提供企业所需的资金。但在1980年代初，中型公司开始做同样的事情，它们筹集资金不是为了资本投资，而是为了投机性兼并与收购。公司是被收购的目标，一旦收购成功，目标公司就会负债累累，向收购公司支付巨额款项，并变卖资产来还债。直接向市场发行债券，为收购提供融资，这对银行业的核心贷款业务造成了冲击。最后，其透支业务受到威胁。因为在短期借贷市场，公司也开始在商业票据市场发行自己的债券（这些债券的主要购买者是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因此，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的三个部分陷入了困境：存款、工业中期贷款和短期透支。
不出所料，随着银行失去市场份额，其相对盈利能力也出现了严重下滑。这种反应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银行业进行了重组，以使其能够更成功地参与竞争。这种结构重组产生的结果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贷款是银行的核心业务活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当一家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会将其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上，直到贷款偿还到期，这种模式被称为“放贷并持有”。正是这种模式被重组，以应对相对盈利能力的下滑。贷款过程的每一个独立环节都是由专门的营利中介机构进行的独立市场活动。发放贷款、甄别客户的信贷风险、贷款入库、监督贷款，以及把贷款打包成复杂的债务工具便于以债券形式出售给最终投资者，所有这些都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将贷款的预期收入流打包成债券并出售的过程被称为“证券化”。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债券被合并成一种资产（一种“证券”），可以根据与潜在收入流和原始债务最终偿还能力相关的风险程度，将这种资产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并出售，风险较高的部分支付较高的回报率。通过这种方式，银行业的基本模式从“放贷并持有”转变为“放贷并转销”。
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通过举债来融资的。一家机构通过借入资金来填补其在证券化过程中所处阶段需要的资金，并用出售其“产出”到下一阶段所获得的资金来偿还这些原始资金，同时对其服务收取费用。因此，存在一个菊花链交易模式将原始债务及其还款收入流与最终债券连接起来，根据风险分级，出售给各种最终购买者。最终的债券是一种衍生品，因为它完全取决于潜在收入流（在菊花链的另一端）。整个过程是通过在批发货币市场借款来融资的，因此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货币市场借款为资本市场贷款融资”。 [11]
但是，在货币市场借款需要有人放贷；同样，出售证券化债券需要购买者。因此，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基金管理公司、家族理财室、法律和会计师事务所、非金融企业、地方和中央政府机构、央行，所有这些机构都参与了一个蜘蛛网般的借贷证券、买卖衍生品资产以及大规模现金持有管理。佐尔坦·鲍兹（Zoltan Pozsar）将重心放在了最后一点上，指出2010年机构现金池（其中2/3来自资产管理行业，1/3来自企业和其他实体公司）的平均规模约为100亿美元，总规模为3．5万亿美元。 [12] 保护这些现金池的安全意味着不能将这些资金存入银行（因为美国存款保险限额为25万美元，资金池风险规定限制了未投保银行存款的风险敞口）。这些资金可以用于购买政府担保的债务（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库券，或任何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AAA级债务证券），但这些债务供不应求。 [13] 因此，唯一安全的手段是私下担保的货币市场工具，即买卖及回购协议，简称“回购”。
买卖及回购协议是指证券所有者出售证券变现，同时承诺在短期内（通常是隔夜）购回证券的一对交易。卖价和买价之间微小的正价差使这对交易相当于借入现金并支付借款利率：差价的百分比就是回购利率。这些证券被视为现金持有人的抵押品；如果交易的第二阶段失败，现金持有人可以出售这些证券以收回其初始现金头寸。出于这个原因，在第一阶段出售的证券的价值通常大于收到的现金（差额被称为“折价”）。这对交易给现金持有人带来了现金回报（回购利率），并在发生违约时提供保护（因为债券随后可以出售）。 [14] 因此，现金持有人寻求回购的安全性；同时，债券持有人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现金，并支付现金使用的回购利率。只要担保证券的质量没有受到质疑，该模式就可以运行。
因此，金融化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的一端是寻求风险者（例如对冲基金）和寻求长期投资者；另一端是寻求安全保障者（例如，市政当局拥有承诺用于未来支出项目的现金，同时需要用这些现金做一些事情）。现金储备最终来源于1%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证券来源于证券化过程（私人债务转化为可销售证券）和国家债务（国债）。然后，大型银行的交易部门一边向短期投资者（如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出售证券，一边用现金购买证券，例如对冲基金从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借入的证券。无论是哪一边，回购市场都是将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存款转化为长期债务的关键。
以上这些交易活动的规模巨大，但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看不到，因为它们发生在批发市场。这些活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它们的成功开展需要三个条件，包括持续不断的现金供应、持续不断的证券供应，以及金融市场发挥作用。
收入向1%人群的转移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现金。人们担忧增加赋税带来威胁，既包括增加在其主张利润的管辖权内积极管理的跨国公司的赋税，也包括增加1%人群的个人赋税。可能会对前者有所行动，因为税收竞争不符合试图增加税收的国家的利益，尽管也有人提过未来会增加个人赋税，但目前没有大幅增加税收累进的实际行动。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现金将持续流入金融市场。
谈到证券供给，围绕证券化的金融工程不太可能消失。随着银行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银行资产不再是持有至偿还日的长期贷款，而是可交易的证券化债务。证券化最重要的原材料是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债务、信用卡债务和学生债务，但金融工程总是在寻求进一步证券化的债务形式。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国债，这是最安全的债务形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国债大幅增加。但与此同时，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从私营部门购买了大量国债，以通过降低利率来支持总需求。尽管人们理应避免通过央行印刷货币来直接为国债融资，但这种融资与2020年前的情况接近，国家融资与私营部门融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
此外，金融市场必须发挥作用。在前新自由主义时期，银行将许多人的小额存款汇集起来，然后将它们以贷款的形式（贷给从事资本投资的企业和需要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发放出去，贷款金额要比存款金额大得多。银行成功地将短期随时可提取的现金转变为长期非流动性的贷款，这依赖于储户相信他们的钱可以随时提取，只要每个人不同时取钱，这种模式就能运行。尽管很少发生，但流动性较大的短期债务和流动性较小的长期资产之间的期限错配风险一直存在。在新自由主义世界，这种风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传统银行的范围，因此机构或市场遭到挤兑的危险相应就更大。
特别是，回购协议中抵押品的品质认知度（perceived quality）至关重要。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高杠杆金融机构依赖于在回购中不断展期其债务，实际上是以被打包成非常复杂的证券的抵押贷款债务为抵押借入隔夜现金。一旦抵押品受到质疑（随着房价泡沫破灭，抵押贷款支付流枯竭），流动性担忧就会演变成偿付能力担忧，到那个时候，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才能挽救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并非一次性事件。2020年2月21日，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意大利北部宣布实行局部封锁，全球金融市场突然大幅波动。从2月21日到3月11日左右，投资者由于青睐流动性更大的资产，纷纷“逃向安全资产”。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列为全球性大流行病，逃向安全资产的行动变成了“急于套现”。与2007年至2009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不同，银行仍有偿付能力，并继续向信誉良好的借款人放贷。但急于套现的行为使非银行金融机构（约占美国金融业的一半）陷入财务困境，这些机构突然停止放贷，造成严重影响。市场动荡蔓延至商业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并深入美国国债，买卖价差急剧扩大，交易商实际上已开始撤出市场。如果交易商停止交易，市场就会随之瓦解。因此，国家进行了干预，美联储代替了私营部门交易商，就像2007年至2009年那样。除了建立一些应急贷款机制外，美联储还购买了证券，因此其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从2020年3月中旬的4．3万亿美元增至6月初的近7．2万亿美元。要了解其规模，可以参考美联储资产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08年第二季度，这一比率为6．5%，第三季度（雷曼破产时）为10．5%，第四季度为15．7%。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到2019年第四季度，这一比率为20．2%。2020年第一季度，这一比率升至28．7% ；到2020年第二季度末，这一比率已升至37．8%。上述比率的大幅增加最终确实成功维护了市场稳定。
但这也同时揭露了以私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大型金融机构被认为“大而不倒”，所以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它们得到了帮助且摆脱了困境。而且，由于具有系统重要性，它们一直“大而不倒”，而隐性补贴又鼓励了这些机构做出比没有隐性补贴时更具风险性的行为。 [15] 当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而暴露出来时，美联储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它将取代私营市场交易商，成为支持私营市场金融体系的最后交易商。然而，国家和私营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例如，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资产价格上涨。虽然这就是该政策的本质，但价格上涨反过来会使资产持有者面临更大的经济低迷风险，这加剧了人们对安全资产的寻找，以防范市场下滑。完成循环后，最安全的资产是国债。然而，量化宽松政策将一部分国债从市场中撤出，并转入央行。因此，国债需求的增加和供应的减少，对长期利率构成了下行压力，这进一步鼓励了寻求风险的行为。
新自由主义经济在2007年达到顶峰，随后几乎被金融危机摧毁，直到国家花费大量资源才得以拯救。这样的花费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期间又重演了一次。这些国家干预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应该做的。由于世界经济已变得如此依赖于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干预，所以新自由主义以一种毫无方向的方式漂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历史阶段，资本的积累往往会破坏其自身存在的条件，由此产生的危机通常会导致政治变革。迄今为止，这种变化还远远达不到一种解放的社会主义。相反，它仅限于促成能够支持资本重新积累的经济重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跨国公司对本国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条件越来越漠不关心。但无论全球化程度如何，资本仍然需要工人阶级，因此实际上不可能不依赖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工资、低生产率紧缩的社会压力所造成的状况，导致了偏好某种凯恩斯扩张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回应，（在衰落国家）它与激进的社会保守主义相结合，这种特定的平衡取决于最近的国家历史情况。
这种扩张主义涉及某种再工业化。在2020年至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期间，全球准时制物流系统在社会层面的管理并不完善，无论这些系统对个别企业多么有效。因此，将会有一些社会压力要求建立更具有预防性、以国家为基础、以防不时之需的物流系统。同样，一些国家将努力建设和维持制药能力。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将涉及新产能的建设；而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它们会将生产外包给现有的制药公司。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各国要求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表明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但要求变革的压力是否足以克服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担忧，即克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还有待确定。
资本主义总是充斥着社会利益与个人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矛盾的例子。因此，马克思用类似的方式分析了19世纪限制工作时间的斗争。但社会利益与个人盈利能力之间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因为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过去资本积累漠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气候变化。要求做出的改变是巨大的，遍及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领域，资本越早接受碳中和，变革的社会成本就会越低。但是，企业不作为而去搭乘他人承诺便车的范围太大了。
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国家采取重大行动，迫使资本承担其积累的全部成本，从而彻底改变资本在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计算方法。这不仅意味着制定减少碳排放的目标，还意味着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进行持续规划。然而，正如新自由主义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筹划能力有限。远离食用肉类和奶制品的必要饮食变化、迅速淘汰用于家庭取暖和工业发电的化石燃料、交通电气化，所有这些都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过于缓慢。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国家行政能力的空洞化，以及政治上不愿考虑通过大规模税收改革来激励私人资本大幅转向碳中和，气候紧急状态给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并且可能是难以克服的挑战。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全球化以及由证券化过程和1%人群收入的增长所驱动的金融化，即使围绕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发生了变化，这种特征也将继续存在。但是，日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所产生的额外冲击将加剧现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新自由主义用以实现收益私有化和亏损社会化的方式将变得空前重要。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原文来源：Simon Mohun，“A Portrait of Contemporary Neoliberalism：The Ris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Per Cent，”in So-cialist Register 2022： New Polarizations ， Old Contradictions ， The Crisis of Centrism ，Greg Al-bo，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London：The Merlin Press，2021）1：1-20。翻译有删减。西蒙·莫恩（Simon Mohun）：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歆、詹榕：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 参见 Simon Mohun，“Unproductive Labour in the US Economy1964-201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6，no．3（2014）：355-379。
[3] 收入分配不应与财富分配混为一谈。财富分配衡量资产的所有权（不动产，即贷款或抵押贷款、家庭实物、养老金、金融和商业）。收入分配衡量收入，即年度流量：就业和个体经营收入，以及非劳动收入（分配利润、利息和租金）。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集中。
[4] 参见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XVIII，no．1（2003）：1-39。
[5] 国民收入以2019年不变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6] 参见 Simon Mohun，“Class Structure and the US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1918-2012，” Metroeconomica 67，no．2（2016）：334-363。
[7] 车间本身的监管角色，例如工头由工人担任。
[8] 这种机制意味着很有可能设想出一家根本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非常有利可图的公司。
[9] 这些数据来自《财富》（ Fortune ）杂志2020年全球500强排行榜。
[10] 在一波又一波银行倒闭后，美国银行业从大萧条中走出来，处于疲软状态，受到严格监管。这些监管规定的一个作用是保护银行业不受新进入者的影响。
[11] 参见 Perry Mehrling， The New Lombard Street ： How the Fed Became the Dealer of Last Resor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2] 参见 Zoltan Pozsar，“Institutional Cash Pools and the Triffin Dilemma of the U．S．Banking System，”Working Paper WP 11/190，201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3] 一部分原因是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央行持有大量国债，作为防止1990年代末货币危机重演的流动性担保；另一部分原因是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量化宽松）。
[14] 现金持有人在同一时间段内获得债券的使用权，在进一步的交易中使用债券作为抵押品（只要后者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段结束时解套或展期），这一过程被称为“再抵押”。
[15] 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的出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