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 ^[1] 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承办的《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其承办部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工作方面的专业优势，依托“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专栏，围绕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等议题，翻译发表了一批国外学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由其中的代表性译文结集而成。

从本书收录的译文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呈现出但不限于如下五种新趋势、新特征：

第一，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几十年，它导致世界诸多国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为法西斯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给资本主义自身的崩溃准备了条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携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工具，从美西方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为世界带来了不平等加剧、法西斯主义复兴、经济失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西蒙·莫恩撰写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肖像：1%人群收入的增长及其经济后果》和西塔拉姆·亚秋里撰写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多元后果》，讨论了新自由主义造成世界不平等的问题：前者考察28个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1%最富裕人群所占的国民收入份额在1985年、2007年和2019年的变化情况，发现收入份额向收入分配的顶端大量转移；后者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和全球霸权，采取军事干预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胁迫，致使财富越来越被少数人占有。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撰写的《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批判》及其与罗特萨·帕特奈克合作撰写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入了死胡同》，讨论了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姻的问题：前者指出，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部，似乎没有办法消灭或边缘化法西斯主义，因而超越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出路是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后者提出，全球生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导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入了死胡同，它势必依靠法西斯主义来复苏其政治活动，而这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实现自我复兴的长远措施。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撰写的《绝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规划与马克思波兰尼福柯的批判》和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撰写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爆：全球灾难与当今的极右翼》，讨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前景问题：前者指出，过度积累和停滞仍是资本主义的首要经济矛盾，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企业兼并、金融化、全球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结果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失衡；后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多重危机中崩溃。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蔚为大观，包括算法在内的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对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是算法、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数字技术嵌入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途径莫过于解密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詹纳吉·浦若迪尼克撰写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逻辑》，研究了数字资本主义中算法的四个基本特征，即不透明与模糊性、数据化、自动化以及工具理性，而这些特征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问责制缺失、隐私侵犯和数字监视等一系列问题。约迪·迪安撰写的《数字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和她的专访文章《交往资本主义中新的共产主义视野》均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群众动员不是比以前更加有效了而是相反，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培育需要依靠先锋党的力量，以及具有共同纲领、策略的政治组织。埃万耶洛斯·帕帕季米特普洛斯撰写的《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和开放合作主义》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催生了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和开放合作主义等新经济模式，其中，平台资本主义是升级版的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是传统合作主义的数字版本，而开放合作主义是基于同侪生产的更加包容和宽泛的新经济模式。马修·蒙塔尔班等撰写的《作为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平台经济：调节学派的视角》，利用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分析了平台经济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发现尽管平台经济颠覆了大多数制度形式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但却没有颠覆主流经济活动。亚历山大·威廉姆斯等撰写的《监视资本主义及其应对方案》指出，新兴技术的采用迫使普通民众接受监视，并允许公司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来决定监视的条件，这意味着监视资本主义通过催生新形式的结构性支配和监视条款而破坏了人的自由。

第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帝国主义既表现为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和生产全球化，也体现为通过数字殖民来实现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控制。新帝国主义不同于旧帝国主义，它不再通过超经济手段的殖民来直接控制他国领土和主权，而是通过经济、金融乃至技术手段来重建帝国主义的霸权体系。萨米尔·阿明撰写的《新帝国主义的结构》指出，当前，广义的垄断企业通过全球化而统治着世界经济体系，控制着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所有生产系统，在这种新结构中，财阀与买办商人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则陷入普遍的分裂中。因坦·苏万迪等撰写的《全球商品链与新帝国主义》认为，垄断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商品链是新帝国主义国际分工的产物，因而全球商品链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刻画全球化生产的复杂性，但却遮蔽了生产全球化时代南北方之间的工资差距、剥削率差异，以及建立在劳动套利机制上的帝国主义价值剥夺现象。卢特菲·多安撰写的《中东欧的新帝国主义》指出，中东欧的新帝国主义是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来维持的，这种流动使中东欧经济体严重依赖于具有新帝国主义特征的欧洲单一市场。迈克尔·奎特撰写的《数字殖民主义：美帝国与全球南方的新帝国主义》揭示，在数字殖民主义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大型科技公司来控制全球南方的数字生态系统，进而控制其信息流动、社交活动，以及其他受发达国家技术影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功能。

第四，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衰退甚至萧条中，危机的严重性与持续性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而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演进可能拉长了危机的周期。哈达斯·蒂尔撰写的《大衰退十年之后》指出，被视为“大衰退”的2007—2009年经济危机并未远去，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两极分化甚至更为严重，穷人、移民、有色人种、学生、年轻工人无法感受到“经济复苏”，能够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只有公司高管。普拉纳·坎迪·巴苏撰写的《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商品拜物教的视角》，重温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阐述这一理论对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适用性，并运用这一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与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迈克尔·赫德森撰写的《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食利者的复苏和接管》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正在为金融资本主义所取代，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重新挟持政府，创造了新食利性经济，并通过榨取经济租金而不是推动工业资本的形成来追逐财富。克劳斯·德雷撰写的《新型“占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动力与局限》也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金融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干预与道德风险、全球经济失衡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金融产品的不透明、隐秘的风险等四个因素相互作用，金融资本主义内生的操纵、夸大、投机、错配、欺诈倾向导致经济失衡，最终演变为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第五，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裹足不前，一边却将危机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领域的反映，在资本贪婪本性的作用下，生态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可能越来越减轻。苏珊娜·杰弗瑞撰写的《化石能源、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面对日益不稳定和充满争议的全球变暖情况，它们还将继续发展这种化石燃料经济，这就需要动员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能源领域的变革。依莱德·柯拉斯撰写的《能源、经济增长与生态危机》，揭露了资本主义利润率严重依赖其能源密集型基础的本质，认为严重的全球污染排放与生态危机是由依赖生产和消费永恒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造成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撰写的《资本与疾病生态学》，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组织和运作诱发了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持续加大。贾亚蒂·高希等撰写的《21世纪的气候帝国主义》，批判了发达国家推卸碳债责任、纵容富人高碳生活等气候帝国主义的表现，认为人类正处于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并被推至灾难边缘，为此必须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变革。马库斯·维森撰写的《资本主义的极限及其超越：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认为，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既有研究不能为社会-生态转型指明方向，而政治生态学为超越资本主义局限性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综合来看，这些译文具有如下特性：

一是前沿性。本书收录的译文均为国外学界近几年发表的一手文献。这些文献跟踪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是对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新观察。

二是批判性。本书收录的译文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趋势的批判性观察。这些观察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新表现及体制性原因，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征及本质，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

三是现实性。本书收录的译文属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国外左翼学界的思想资源。引介这些思想资源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发现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因素。

本书收录的这些译文均已在《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发表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关注。在编辑出版《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柴方国等领导同志的悉心指导，得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崔友平等专家学者的审读把关，得到原文作者或原发期刊的翻译授权，得到广大译者的精心翻译，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慷慨资助。利用结集出版本书的机会，我们对来自各方的一贯大力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24年1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