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区域经济带与县域经济

经济活动的开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和分化特点，这就需要我们从区域的角度去认识不同空间中的经济形态。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分化，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其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区位优势下形成沿海经济带，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塑造的发展样态与经济结构也不同，只有立足区域差异，才能深入到经济发展的时空脉络中，形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

县是非常重要的一级行政建制，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的实施，如何发挥县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县的发展底色是认识和定位县的重要参照，理解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才能理解县域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中的角色和定位。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县域经济高度嵌入在这一区域经济结构中，只有从区域视角才能精准定位县域经济的发展，且通过对不同区域县域经济发展的认识，才能理解县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

一、生产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带

经济发展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的过程。依托生产要素集聚的集聚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城市的兴起和区域经济带的形成与集聚经济高度关联。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伴随人口的集中，交易活动不断扩大，由此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集聚，乃至形成规模经济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只有当过度集聚产生规模报酬递减时，也即伴随分工水平的提高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过度集聚产生了过度拥挤等规模不经济现象时，生产要素的集聚才会发生裂变，围绕原中心城市不断向四周扩散，产生与中心城市紧密相连的次中心城市或城镇，形成城市的分层结构 。区域经济活动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等不同层级城市中展开，这些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的各类城市基于空间分布结构组成有机的城市体系或城市群，区域经济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此城市体系或城市群基础上的。

客观上，生产要素的集聚建立在要素禀赋和要素流动基础上，要素禀赋塑造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强化其要素的集聚效应；要素流动则有利于要素的集聚，并强化流入地的要素禀赋，形成优势叠加。要素禀赋具有先赋性，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要素集聚的核心是要素流动形成的集聚优势。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市场的开放度及其流通性，市场越开放，要素流动的限制相对越少，其市场流通性就越高，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也相对越高，形成的市场规模就越大，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新中国发展初期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源被统筹在国家和集体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其流动是被限制的，典型如乡村劳动力被限制进城，非法进城的被视为“盲流”等。这一时期市场的开放度和流通性较低，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部分生产要素的集聚是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多数生产要素则相对分散在各地，形成全面开花的社队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化乃至城乡分化相对较小。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的开放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性也不断加剧，社队主导的乡镇集体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发难以为继，大多面临破产或转制。在企业转制过程中，沿海、沿江、沿重要陆路的地方，市场流通性更高，容易形成生产要素集聚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占据优势区位，加速经济发展，为企业转制和经济发展转型提供先发优势。

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基于较好的区位，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一是土地要素的经济效应凸显。其依托集体土地建设厂房进行招商引资或发展民营经济，形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生巨大的土地价值和收益。二是资本大规模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因较好的区位而成为资本进驻的首选地，珠三角地区就是依托外来资本发展“三来一补”的招商引资经济，浙江虽然主要遵循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但同样是依托高市场流通性壮大市场规模，强化资本集聚效应。三是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基于沿海的优势区位，依托廉价土地和资本集聚率先发展起来，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从而不断吸纳中西部的剩余劳动力，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和“孔雀东南飞”现象。在此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势叠加下，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与此相对的是，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受到区位劣势的限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纷纷破产，用于建设厂房的集体土地基本复耕，并未形成土地价值的放大效应，资本和优质劳动力也大量外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拉开差距，经济发展的区域两极分化从此形成。这种空间结构的“增长极”特征，使得中西部内陆地区很难通过平衡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地位的提升 。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城市的发展根据市场潜力的大小呈现出系统的层级关系，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不断向外辐射和扩散，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从单中心城市发展为多中心城市，进而形成城市群和城市经济带 。中国具有突出特点的六大核心经济带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长江中游经济带、黄河中游经济带，这些经济带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长江流域、京哈—京广线和陇海线等重要铁路沿线。为方便分析，此处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带简化为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其中沿海经济带由最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环渤海经济带构成；长江经济带由下游的长三角经济带、中游的中三角经济圈 和上游的成渝经济圈构成；黄河经济带由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组成，实现东西的串联。这三大经济带具有交叉性，为了表达清晰，按照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本章将三大区域经济带进一步具体化为东部沿海经济带、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和黄河中游经济带（后两者可视为中西部内陆经济带） ，并选取典型代表省份进行呈现（见表2-1）。

从表2-1可以看出，在三大经济带中，从东部沿海经济带到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再到黄河中游经济带，国土面积不断递增，人口总量和GDP总量的全国占比却是不断下降的，这说明人口密度和经济体量在三大经济带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其中，东部沿海经济带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带，2021年这五省三市以全国7.2%的国土面积，占据全国GDP总量的比重高达47.45%，其中最繁荣的单个经济体当属长三角经济带的上海、江苏、浙江这两省一市，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0.38%；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主要包含中部四省和长江上游的川渝一省一市，这五省一市的国土面积较东部沿海经济带大，但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只有21.93%；对比更鲜明的则是黄河中游经济带，虽然只涉及四个省份，但是其国土面积占比最多，GDP总量占比最少，只有12.73%。东部沿海经济带的五省三市GDP总量超过中西部内陆经济带九省一市GDP总量的加总。

区域经济带是理解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切入点，县域经济是嵌入在区域经济带中的，理解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发展逻辑及其属性，才能理解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县域经济发展性质及其定位。

二、辐射与虹吸：东西部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

不同经济带的区位条件不同，发展方式不同，其发展属性与发展逻辑不同，对周边县市尤其是对县域经济发挥的作用就不同，塑造的区域经济发展样态也不同，这就需要进一步理解不同经济带的城市经济发展逻辑。

区域经济学中有一组有趣的概念：经济辐射效应和经济虹吸效应。二者是一体两面的，由资源配置效率决定，当区域之间的资源过度集中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时，就产生“辐射效应”；当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距过大时，就产生“虹吸效应”。按照这个原理，重新审视这三大经济带的城市发展逻辑。从宏观区域经济结构看，在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下，东部沿海经济带无疑是通过对中西部内陆地区人、财、物的虹吸发展起来的；从单个区域经济带内部看，东部沿海经济带与中西部内陆经济带的城市发展逻辑又有不同。客观上，东部沿海经济带的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密度最高，2021年GDP上万亿元的城市有17个，且呈现出区域集中连片的多中心城市样态；而位于中西部内陆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和黄河中游经济带，GDP上万亿元的城市只有7个，且基本集中在单中心省会城市 。由此，东部沿海经济带基于沿海区位的先发优势，成为发展最早、最快也最好的区域，其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极，这种增长的极化效应在生产要素高度集聚到达临界值后将向外扩散，产生辐射效应，故形成多个GDP上万亿元的中心城市；而中西部内陆经济带经济体量较小，在区域经济内部基本是以单中心城市为主，很难形成多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的虹吸效应更显著。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沿海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城市基于区位优势迅速与海外市场对接，承接外商投资，便利的交通、廉价的土地、优惠的政策使其不断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集聚，要素和产业的高度集聚在壮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要素的价格。当经济集聚效应落后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时，经济就会不断向周边扩散，尤其是附加值较低的配套企业逐步向外迁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从而不断从单个中心城市扩展为多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和经济带。以经济最密集的长三角经济带中的江苏省和浙江省为例，江苏省下辖13个地级市，2021年GDP突破5 000亿元的城市有9个，其中上万亿元的城市有4个，形成多个中心城市带动的发展趋势；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2021年GDP突破5 000亿元的城市有7个，其中上万亿元的城市有2个。在此辐射效应下，东部沿海经济带形成“极强多中心城市+较强非中心城市”的均衡发展格局（见表2-2）。

与此相对，中西部内陆经济带尽管在沿江、沿重要铁路线上，但是区位优势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优先发展东部的战略布局下，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生产要素大规模向东部地区集聚，使得中西部内陆城市面临生产要素外流的局面，发展空间有限。中西部内陆地区各省会城市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供给完善、产业结构相对完整等特点，成为人口和资本集聚的首选地，这些省会城市将本省及周边省市有限的要素和产业进一步吸纳进来，形成经济的虹吸效应。从表2-3可以看出，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与黄河中游经济带中9个省份GDP突破5 000亿元的城市共计只有12个，不足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加总，且GDP上万亿元的城市集中在单个省会城市，其中江西、内蒙古和山西三地没有GDP上万亿元的城市，内蒙古甚至没有GDP突破5 000亿元的城市。不仅如此，GDP上万亿元的省会城市占本省GDP比重的平均值高达30.99%，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四川省的成都市、陕西省的西安市和湖北省的武汉市，比值均在35%以上，其虹吸全省资源成为绝对的首位城市。在此虹吸效应下，这两大内陆经济带形成“极强单中心城市+较弱非中心城市”的不均衡发展格局。

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经济发展逻辑不同，其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及发展样态也不同，理清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发展逻辑，才能进一步分析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详述之，在东部沿海经济带，经济体量大、经济密度高，形成多中心城市组成的密集经济带，嵌入其中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享受多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极大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增长极化效应下，其低附加值的配套企业不断向周边生产要素价格低的中小城市迁移，县城由此为中心城市提供产业配套，成为东部沿海经济带产业体系中的一环，其县域经济虽然是以县为单位的，却高度融入城市经济发展体系，构成沿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2021年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位列东部沿海经济带的百强县共计64个，占比64%，其中江苏省25个，浙江省18个，山东省13个，福建省7个，广东省1个（广东省最富庶的珠三角经济带因为诸多县改区，故其百强县不多）。不仅如此，2021年全国百强县中共计43个“千亿县”（年度GDP突破1 000亿元的县），其中江苏省17个，浙江省9个，福建省5个，山东省3个，东部沿海经济带共计34个，占比79.07%；前十名中，江苏省占据5席，浙江省占据2席，福建省占据1席，共计8席，占比80%。前十名中的“千亿县”，经济体量甚至超过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GDP规模，可见其县域经济发达之程度。这说明东部沿海经济带在较强的市场辐射功能影响下，不仅城市经济发达，县域经济也非常发达，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沿海经济带的两个发展极。在此意义上，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域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延伸，其县城是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具有较强发展属性的城市经济。

与此相对，中西部内陆经济带经济体量不大，经济密度较低，在以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的经济虹吸效应下，形成单中心城市组成的分散经济圈。由此塑造的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其带动的百强县尤其是“千亿县”占比不多。中西部内陆省份下辖的百强县共计只有36个，占比36%，其中“千亿县”只有9个，占比20.93%，其余绝大多数县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普通农业县。二是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百强县多位于省会等中心城市内部及其郊区或者是资源县，其县域经济在大城市经济发展辐射的带动下，成为大城市产业链的下游，为大城市产业提供配套服务，或自身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相对较高，此类型县的县域经济在本质上也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比如在中西部的9个“千亿县”中，处于大城市尤其是省会中心城市腹地的有5个县，湖南省的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市统归长沙市代管；安徽省的肥西县隶属合肥市；江西省的南昌县隶属南昌市。其他4个县则属于资源县，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其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陕西省的神木市、贵州省的仁怀市、河北省的迁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都属于资源县。再以中部百强县最多的湖北省为例，2021年湖北省的8个百强县中，仙桃、潜江、汉川和天门4个县级市都属于武汉辐射圈，枣阳是在湖北第二大经济体襄阳市的辐射圈内，宜都和枝江则是在湖北第三大经济体宜昌市的辐射圈内，大冶是资源县，距离武汉也较近。这8个百强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区位、资源等），是湖北其他县所不能比的，在湖北省所辖103个县级区划中占比仅为7.77%，其余92.23%的县均为普通县。

基于此，中西部内陆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位于大城市辐射圈内的城郊县和资源县，这类县受大城市经济圈的辐射，或矿产资源富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经济在本质上与城市经济差异不大；另一类是在大城市辐射圈外且自身资源较为稀缺的县，这类县区位条件较差，自身资源也有限，是典型的农业县，与城市经济差异较大，县域经济以低端制造业和非正规经济为主，工业产业税收较少，在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

综上，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同，隶属其中不同区位的县，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其县域经济的发展本质就不同（见表2-4）。

三、作为发展极的东部县域经济

如前所述，东部县域经济嵌入在东部沿海经济带中，其本质上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东部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共同构成区域经济的两个发展极。如何理解作为发展极的东部县域经济，并以此理清东部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及发展定位？

东部县域经济在沿海经济带的辐射效应下，成为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构成区域经济重要的发展极。东部县域经济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经济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东部地区县域内的工业企业高度嵌入到东部沿海经济带中，成为沿海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依托核心大城市与中心城市高附加值产业链的纵深及配套需求，不仅获取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机会，而且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发展竞争力，降低产业发展成本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县域经济的工业化水平。所以这类县的产业结构基本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导，第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低。以百强县排名首位的昆山市为例，昆山市2021年GDP总量为4 748.0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总值为31.18亿元，占比0.66%；第二产业总值为2 462.74亿元，占比51.87%；第三产业总值为2 254.14亿元，占比47.47%。占比最高的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主要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昆山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达1.03万亿元 。第三产业以流通和服务行业为主，本质是为工业化发展提供配套，客观上，工业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就越发达。昆山市工业以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导，其作为苏州下辖县级市，依托上海和苏州两大核心经济体的带动，嵌入两大经济体的产业体系中，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具有极强的发展属性。

作为发展极的东部县域经济在城乡关系发展上塑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样态，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在家庭生计模式上塑造了全务工生计模式，提高家庭现代化发展能力；在城市化发展上塑造了就业导向的完全城市化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探讨作为发展极的东部县域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嵌入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一方面，其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大城市产业链的延伸，为大城市产业发展提供配套，与大城市共享要素集聚的红利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健全的市场配套体系，在降低发展成本的同时提升发展竞争力。这就使得此类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次中心，辐射大城市直接覆盖不到的偏远乡村，成为联结大城市与乡村的经济贸易中心。另一方面，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次中心和发展极，在县域内部形成一个小规模经济体，形成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县城作为所辖乡村的经济贸易中心，本就是乡村农民进城交易、就业、消费等的经济活动中心，在东部其不仅是经济贸易中心，也是经济发展中心，不仅为进城农民提供县域范围内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乡村小加工产业和家庭小作坊的发展，为留守在村的剩余劳动力创造经济发展空间。即县域经济发展不断向乡村地区辐射，形成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机带动，从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塑造城乡一体化发展。县域范围内的就业和城市化也使得城乡之间互动密切，尤其是通过代际的密切互动不断交融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关系的有机融合。

其次，从家庭生计模式看，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依托较好的区位和中心城市经济的带动，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经济不仅构成中心城市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产业发展和分工的精细化，县域内部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且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这使得此类县域一方面创造很多的非农化就业机会，工业企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则提供较高且具有一定梯度分化的工资水平，在县域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获得体面的工资收入。具体而言，嵌入沿海经济带的县是典型的劳务输入大县，不仅吸纳本地劳动力，也广泛吸纳外地劳动力，使得沿海地区县往往形成本地、外地人口的倒挂，外地户籍人口甚至是本地户籍人口的2倍以上，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和新市民群体。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本地县城居民家庭一般是中年和青年两代人都嵌入县域正规就业体系中，老年群体嵌入县域非正规就业体系中，或基于较高的社保和村庄福利处于退养状态。正是充裕的工作岗位才使得各类群体都能找到就业机会，才有了苏州老人一天打三份工的现象。县域农民家庭一般是青年一代嵌入县域正规就业市场，中年一代进入县域非正规就业市场，老年一代留守在村务农或退养，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的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结合的全务工生计模式，家庭的发展属性和发展能力很强。

最后，从城市化发展看，处于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作为人口流入县，人口的大量流入在推动县域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县域城市化发展。客观上，相较于核心大城市，位于城市经济带的县城房价相对较低，在不低的工资收入和持续的务工积累下，本地家庭普遍有能力在本地县城买房，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断在当地安家落户。东部县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率较高。前面提到东部发达地区县城的家庭生计模式是全务工模式，在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全务工模式塑造家庭较强的发展能力，通过代际合力基本实现本地人在县城买房，所以这类地区县域城市化率普遍较高，有的可达70%以上。二是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是完全城市化模式。这种县域城市化受较高的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支撑，进城定居的农民家庭不仅可以获取稳定、体面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而且可以享受较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其实现的城市化就是一种完全的城市化，也即进城农民家庭体面安居的城市化 。

基于此，此种嵌入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依托经济发展将大城市和乡村联结起来，推动城乡关系、农民家庭和城市化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此类县作为发展极的作用，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积极融入核心城市经济圈，承接大城市转移的人口、产业等，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并形成对乡村的更大带动作用，为更多进城人口提供就业和服务，为留守在村群体提供基本服务，实现城乡有机融合。

在此意义上，地方政府作为发展型政府，其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在东部县往往是适宜且有效的，这主要取决于东部县的发展属性，其是作为发展极存在的。展开述之，东部发达地区县级政府通过城投公司向银行贷款、发行城投债，以此改善县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招商引资。在此过程中，大量工业企业在低廉的土地和较为完善的服务供给下快速发展，一方面其创造高额的企业税收，使地方政府获取更多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工业企业的大规模进驻与发展，不仅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农民进城就业，而且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农民进城买房，享受更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农民进城买房带动县城房地产市场发展，房价的提升使得土地价值攀升，地方政府由此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税收和土地财政的资金不仅可以用于还债，而且可以进一步投入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上，使得县城能够更好地招商引资，形成县域发展的良性循环。正是东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所能创造的增量收益较大，才足够支撑地方政府的此种负债经营模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四、作为稳定极的中西部县域经济

正如表2-4所示，中西部县域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于核心大城市辐射圈内的城郊县或资源县，这类县基于大城市经济辐射带动或自身资源较为富足，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差异不大，都是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类县的县域经济本质上是城市经济。还有一类是远离大城市经济圈且自身资源薄弱的普通农业县，这类县与核心大城市相距甚远且不在区域经济带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的延伸，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县。由于第一类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的延伸，其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底色与东部沿海发达县域经济相差无几，此处不作进一步分析，而重点分析第二类县域经济，以此理解中西部广大普通农业县的县域经济发展逻辑及其发展定位。

中西部广大普通农业县，县城远离核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带，其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里所说的农业经济是大农业经济，即在宽泛意义上将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县域经济划归为农业经济主导。远离沿海经济带和区域中心城市群辐射的广大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由于经济发展的区位劣势和资源基础薄弱，辖区内的工业企业多以中小规模的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身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有限，内部难以形成完备的工业发展体系，扩大再生产的空间较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或规模效益较低。不仅如此，此类县域经济普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竞争力较弱，产品附加值也较低，发展处于低增长样态。所以，这类县的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较小，或三大产业的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不少县的GDP甚至不足百亿元。这类县的县城虽然在行政建制上属于县级行政区，属于小城市行列，但实际上城市的发展属性很弱，是典型的普通农业县，县域经济的底色是以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为基础，县域经济在本质上是农村经济。

具体而言，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工业发展基础薄弱，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且由于土地与环保的限制，以及自身交通、市场、资源、人力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条件较弱，也难以更好地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发展瓶颈显著，甚至具有“去工业化”的趋势。此类县因此难以带动乡村产业发展，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较好的就业，县城对农民而言不是生产型的场所。县域青壮年劳动力除去少数在企事业行政单位上班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少数在本地从事餐饮、运输等服务类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少数在县域工业园区上班的务工者，70%左右基本外流，进入发达大城市务工。这类县的农民家庭一般是子代在大城市务工，父代在家务农、抚育小孩，老年人普遍处于退养状态，形成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 。

但是伴随着县域城市化的发展，这类经济薄弱的普通农业县对农民城市化和城乡关系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首先，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由于县城内部无法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水平，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难以在县城内实现体面安居，年轻一代仍需要去大城市务工，其在县城买房只是实现了居住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是一种未完成的“半城市化”样态，即农民家庭虽然通过进城买房实现了居住的城市化，却无法在县城体面安居，处于半融入状态。无论是从城市化发展质量还是从城市化发展层级来看，县域城市化都是一种低水平的城市化，当有能力去更好的城市实现体面安居时，农民家庭将不断地从低水平的城市化向高水平的城市化转移。因此，此类县域城市化对农民家庭而言是一种过渡型的县域城市化。

其次，中西部县域城市化多数是由公共服务牵引形成的，即农民家庭为享受更好的县城公共服务尤其是出于子代教育的需求而选择进城，教育竞争的白热化推动家庭进城陪读，划片入学与房地产市场的捆绑又倒逼进城农民家庭买房陪读。由此家庭生计模式从“半工半耕”的“一家两制”转变为“半工半耕伴读”的“一家三制” ，即年轻子代在大城市务工，年老父代在家务农，年轻媳妇或年老婆婆在县城陪读。这种“一家三制”模式无疑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生活开支，县城成为纯粹消费型的场域，县城消费成为农民家庭最大的消费支出内容。

最后，县域城市化也塑造了城乡三元结构。在“一家三制”模式下，大城市是农民家庭的生产单元，乡村是农民家庭的保障单元，县城作为工业化薄弱、农业发展也不强的“非工非农”场域，构成了农民家庭的消费单元，但同时也是农民家庭的发展单元，农民家庭以县城为发展场域不断向上流动。由此，城乡关系从城乡两栖变为城乡三栖，农民家庭的流动从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变成了从大城市到县城再到乡村的三线流动。“非工非农”的县城作为“第三极”而存在 ，由于其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也无法提供充裕且体面的就业机会，其城市化的发展是通过汲取农民在大城市的务工收入和乡村对进城家庭的代际支持实现的，县城变成资源汲取结构，城乡关系的互惠性降低。

综上，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发展性较弱，但县域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单元不断上移。一是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不断上移，从立足乡村过好村庄生活转变为进城实现体面安居和阶层跃升。二是家庭再生产的主要任务以县城为场域展开，结婚和教育作为家庭再生产的两大核心任务，都与县城发生关联。婚姻竞争使得进城买房成为结婚的基本门槛，要完成家庭的延续必须在县城买房，教育竞争也使得更多农民家庭将子女送进县城读书，以期待下一代通过教育走出去。三是围绕家庭再生产目标和任务，家庭的生活也主要在县城展开，尤其是陪读家庭越发普遍，其生活的圈子越发从乡村社会嵌入县城社会。家庭再生产单元的上移使得县城取代乡村成为农民家庭的基本发展单元，县域发展的稳定性关系到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稳定性。因此，这类县虽然发展性较弱，却作为重要的稳定极而存在。

作为稳定极的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其发挥的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农业县的核心是农业发展，县域作为地方服务业的中心，是农产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等交易中心和服务供给中心，为农村留守劳动力提供农业生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为农民家庭再生产提供价值和支撑；其二，农业县的县域包含乡村，其基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免费使用权为进城失败或者遭遇重大挫折的农民家庭提供进可攻、退可守的保障，使得中国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落入城市贫民窟陷阱，同时具有较强的应对外在风险的能力 ；其三，农业县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高福利的生活，提升老年人养老的幸福指数。县域作为熟人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再社会化的关系场域，同时农村土地等赋予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得老年人能够低成本地实现自养，减轻子代家庭负担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社会保障负担。在此意义上，中西部普通农业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极。

五、县域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

客观上，伴随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城市集聚规律，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发降低，但是县域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功能。在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化下，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东西差异，城乡分化”的格局，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和内在本质不同，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在明晰县域经济发展本质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县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

嵌入城市经济带 中的县域经济，其经济发展构成城市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本质上属于城市经济，县域工业化水平较高，扩大再生产和提升产业附加值的空间大、能力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在此基础上，这种生产型县城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进城农民家庭实现的是立足稳定就业的体面安居的完全城市化。不仅如此，县域经济对乡村工业化产生辐射带动，在本地就业支撑下的县域城市化与乡村形成有机互动，城乡一体化趋势明显，城乡关系有机融合。此类县的县域经济是作为发展极存在的，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器。因此，此类县的关键是立足经济建设。一方面，进一步融入所在的城市经济带中，承接由核心城区转移而来的人口、产业、技术等要素，抓住产业转移的新发展机遇，进一步壮大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在此过程中，需要避免的是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盲目竞争，这就要求县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现新增长点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调接轨 。另一方面，提升县域内部的承载能力，建立更加完备的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同时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一是更好地承接大城市转移的人口，缓解大城市发展的压力；二是吸纳更多进城群体在此安居，形成人才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集聚。此外，通过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形成与乡村地区的联动，带动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完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有机融合发展。

远离城市经济带的县域经济，其经济发展的底色是小农经济，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县域内部难以建立低成本且完备的产业体系及其相关配套，县域工业发展面临结构性困境，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较弱，其消费属性显著高于其生产属性。基于此，这种消费型县城的城市化是由公共服务推动的，进城农民家庭实现的是立足公共服务吸引力的半城市化样态，且由于县城难以提供就业，进城农民只是实现住房的商品化，而仍需外出务工，由此塑造了“大城市—县城—乡村”的城乡三元结构，城乡关系的互动是以大城市和乡村资金同时留在县城实现的，这种资金的流动使得县域发展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城乡关系呈现出半城半乡样态。这类县发展的关键不是县域经济发展，而是在县域城市化发展趋势下，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满足进城农民家庭的发展需要，因此这类县县域经济的社会性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性意义，是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压舱石存在的。这类县在发展中一是要避免盲目的城市扩张和造城运动，尤其是在人口不断外流的不可逆趋势下，激进的县城发展建设并不能扭转人口外流的必然趋势，反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二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同时逐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使得进城农民享受到低成本且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降低进城农民生活成本的同时，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素质；三是要完善乡村物流和市场体系，为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打通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更为顺畅地对接全国市场，并提升市场对接和把握能力。

此种根据县域经济发展属性进行的县域发展（见表2-5），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最经济的，但是也存在区域发展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何理解在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城乡之间的有机均衡是关键。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是不可逆的，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城乡分化在此意义上也是不可逆的，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是在这种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中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吸纳全国劳动力和资本的低成本供给，采取东部沿海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强化生产型县城的发展属性和消费型县城的稳定属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飞速而平稳的发展。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发展，其发展的关键是在承认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此类县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供给水平，尤其是在教育、医疗方面，使得进城农民家庭可以享受与城市家庭同样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农民家庭人力资本再生产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使得农民家庭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断向上流动，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而非总量意义上的均衡发展 。基于此，只有建立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配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才能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

但是，当前阶段的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照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经验，也试图通过负债经营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县域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其通过城投公司的融资、贷款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面貌，却难以实现大规模的招商引资，难以改变县域工业发展的窘境，由此也难以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稳定且体面的收入水平，难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县级政府通过经营县城，尤其是通过建设教育新城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吸纳进县城制造城乡教育分化，吸引农民家庭进城买房接受更好教育。这种通过公共服务经营化方式制造的县域城市化和县城房地产市场及其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其难以招商引资推动工业发展和人口大规模集聚，也就难以创造较高的增量收益，从而难以覆盖其债务本息，导致地方政府陷入越发展越透支的透支型发展陷阱中。不仅如此，农民家庭也被裹挟进这种透支型发展中。由于县城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农民家庭的消费开支不断提升，“非工非农”的县城作为家庭再生产的基本单元，是一种高消费、低福利的生活场域，加剧了农民家庭的经济压力，家庭支出的刚性化也降低了农民家庭的发展弹性及其应对现代化发展风险的能力。这是值得警惕的。 HdDjJjiA3OlEPmy2138CBlZJmNjIIHPQ2tMg0pZ4Xu0iO+nrnRWc+XJCP6Neb+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