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深刻认识国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理论洞见，是学界的重要使命。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是地域广大，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深刻认识中国区域差异，理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内在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更好地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差异极大，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笼统总体的层面，而需要深入区域层面。笔者最近二十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发现中国农村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区域差异：一个是村庄社会结构层面的南北差异，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东西差异。

从村庄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中国村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宗族主导型村庄（团结型）、小亲族主导型村庄（分裂型）、原子化村庄（分散型）。这三种类型的村庄具有显著的区域分布特征，其中宗族主导型村庄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以及南方的江西、鄂东南、湘南、浙南地区。简单地说，中国南方地区村庄多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小亲族主导型村庄中往往存在众多以五服血缘关系为限的户族等血缘联结，不同小亲族之间合纵连横，在村庄中既团结又斗争，形成了与聚族而居的南方宗族地区完全不同的村庄结构。小亲族主导型村庄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地区，尤其在黄淮海地区，村庄小亲族结构清晰有力，具有典型特征。华北和西北地区农村可以统称为北方农村。长江流域村庄的典型特征则是村庄内缺少强有力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行动单位，甚至兄弟之间也相互独立，自己对自己负责，村庄高度原子化。这类村庄缺乏超出家庭的血缘联结，村庄结构与南方团结型村庄和北方分裂型村庄不同，是分散型村庄。长江流域介于南北之间，属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多为原子化村庄。东北地区迟至晚清才开始大规模开发，村庄内部社会结构相对简单，村庄规范约束力比较低，村庄社会原子化程度很高，其社会结构与长江流域十分类似，多为原子化村庄。从村庄社会结构来看，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可以统称为中部地区。依据村庄社会结构，可以将中国村庄划分为南方宗族主导型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和北方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由此形成对中国南方、中部、北方农村的区域性认识。村庄社会结构不仅会影响村庄中每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而且会极大地影响村庄治理面貌，以及与村庄以外的政策、法律与制度的对接方式 。

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区域差异，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方式以及发展路径有关的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首先表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的差异上，这些差异又会影响村庄社会分层以及村民的行为模式。简单地说，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形成具有显著特征的东西差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沿海城市经济带，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成为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村庄具有发展二、三产业的条件。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则已失去在村庄发展二、三产业的机会，农村人口流出，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仍然保持繁荣相比，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农村正在变得更加萧条。

本章拟讨论当前中国东西（特别是农村）差异的现状、成因与影响。

一、中国经济的东西差异

中国经济重心集中在东南地区。著名的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创造了95.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 。

除胡焕庸线差异以外，当前中国经济还具有显著的东西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以相对较小的地域面积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和创造了巨大的GDP，这里所指的东部沿海地区远远小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东部沿海地区以外的中西部地区，包括了胡焕庸线东南侧大部分地区和整个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区，面积巨大，人口与GDP则相对不够集中。

按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我国大陆区域整体上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区（地带）。这三大经济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与资源状况的不同而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特点。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0年年末东中西部地区的面积、人口和GDP情况见表1-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东部11个省市，以11.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43.2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4.55%的GDP；中西部地区则以88.8%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56.7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45.45%的GDP。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人口和经济密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计算下来，东部地区人口密度与GDP密度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6倍和9.5倍。若按人均GDP来计算，东部地区只是中西部地区的1.6倍，虽然存在差距，却没有那么显著。

国家统计局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行政区域和行政区位进行的，不能准确反映当前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区域分布，因此还有各种更加具体的划分。如果将被国家统计局划分为东部地区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区不算作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算作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外的中西部地区，则留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行政区就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共五省三市。

2021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五省三市的地域面积、人口与GDP情况见表1-2。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五省三市以7.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3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47.75% 的GDP。以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众所周知，省级行政区划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广东、山东两省，省内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广东省人口和经济重心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不到三分之一，而GDP占全省的比重为80%，人口占全省的比重为60%。山东省人口和经济重心集中在沿海地区，鲁西南、鲁南、鲁西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而面积占全省一半以上。同样，江苏的苏南、苏中经济远比苏北发达，浙江面积较大的丽水、衢州两市相对不够发达，福建的闽北地区远不如闽南发达。也就是说，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五省三市中，主要人口和GDP其实也只集中在小部分地区。计算下来，全国40%左右的GDP和接近30%的人口，集中在面积不到5%的国土上，这就是当前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大致情况 。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与经济高度密集，除了因为工业化本身要求规模经济和经济聚集以外，还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接世界制造业产能、成为“世界工厂”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政策上允许先行先试，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远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优势（海运是重要因素）。沿海地区率先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工厂”。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全国劳动力与世界资本，在相对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了人口高度聚集和经济快速成长。结果，东部沿海地区几乎所有土地上都建设了二、三产业，或者说沿海几乎所有土地都适合二、三产业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苏南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就已开启乡村工业化之路，典型举措是发展乡镇企业。浙江则是以小作坊为典型代表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早期是服务于国内市场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品短缺，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社会稀缺工业品，既满足了社会需要，丰富了市场，还为农民集体和个人赚取了利润。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沿海乡村工业很快就成为面向世界的制造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工厂”最重要的“车间”。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产业逐渐饱和，开始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腾笼换鸟”。随着政策优惠逐渐减少，地价和劳动力价格上涨，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落后产能”逐步搬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核心区域，其中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还有一部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极其强大的产能，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不再可能复制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道路。

换句话说，东部沿海地区的“世界工厂”之路无法被中西部地区复制。中西部地区可能承接东部沿海地区淘汰下来的部分“落后产能”，也可以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却不再可能复制沿海农村工业化模式。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强大的产能及高度密集的人口与经济，中西部地区缺乏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经验的市场条件。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庞大沿海城市经济带，这个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经二、三产业化了，是城市经济体系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中西部地区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的可能，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寻找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仍然保持繁荣，中西部地区农村则快速衰落。

二、东部城市经济带与县域经济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后期，国家就提倡发展农村“五小”产业，到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乡镇企业产值很快就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全国乡镇企业有不同的形态，典型的有苏南乡村集体举办的乡村工业，浙江以家庭小作坊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珠三角靠“两头在外”发展起来的“三来一补”工业。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实现了就地工业化。在全国工业品短缺的背景下，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到90年代，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乡镇企业由盛转衰，大量关停。

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在于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占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土地非农化使用为后来乡村发展二、三产业提供了土地保障；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基础设施条件。正是借助乡镇企业发展积累下来的优越条件，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巨大优势，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了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乡镇企业到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制造业的华丽转身。

简单地说，虽然全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都出现了兴办乡镇企业推动乡村工业化的热潮，却只有沿海地区借出口导向的有利时机与良好的地缘条件，实现了乡村工业由内循环向外循环、由模糊产权向现代产权的转换。结果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企业大量关停，乡村再次“去工业化”，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却迎来新的发展高潮。以出口为导向，建立在招商引资基础上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乡村工业化，农村变成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城乡界限变得模糊。体制上仍然是农村，比如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但这些土地已经非农使用，成为后来所谓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工厂”，沿海地区利用优越条件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持续发展工业，形成了不分城乡的全域工业化，区域内基础设施、产业配套逐步完善，具备发展二、三产业的良好条件。这也正是沿海地区只用不到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接近30%的人口和创造了全国40%左右的GDP的原因。

农村工业化，以及不分城乡的持续经济成长，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有利于二、三产业发展的全域条件，虽然体制上仍然属于农村，但是实际功能上其农村早已变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沿海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市经济带。在这个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仅仅是体制上带有农村特征，实际功能与城市无异。

正是由于农村工业化，大量农地非农使用（包括已经征收为国家建设用地的和仍然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县域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并可以提供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流入。

作为沿海城市经济带内在组成部分的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具有良好的二、三产业发展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其县域范围有大面积的土地，之前土地主要用于农业，而农业能创造的GDP和吸纳的劳动力都十分有限。现在县域农地非农使用，就可以容纳规模极为巨大的二、三产业，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因此就有了巨大的发展潜能。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工业快速发展，前提是苏州总面积达8 657平方公里，比上海的面积（6 340平方公里）还要大，其中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昆山市面积达931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面积带来发展二、三产业的巨大空间。2021年上海的GDP为4.32万亿元，苏州为2.27万亿元，昆山也突破了4 700亿元 。同样，紧邻深圳的东莞工业也快速成长，1988年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东莞同样拥有广阔的土地，深圳国土面积为1 997平方公里，东莞为2 460平方公里。2021年深圳的GDP为3.07万亿元，东莞也有1.09万亿元 。

正是借助沿海城市经济带的优势，中国东部地区县域经济规模将中西部地区远远甩到后面。2021年全国百强县前30名，江苏占13席，浙江占7席，福建占3席，山东占2席，剩下5席基本上是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所辖县市和资源型县市。之所以广东没有进入30强的县市，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县市都已经直接升格或变成市辖区，不再纳入百强县排名。东莞过去是县级市，其GDP是百强县之首昆山市的两倍多，深圳市南山区2021年GDP也有7 600多亿元 ，远远超过昆山市2021年4 700亿元的规模。

发达的县域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造就了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分城乡的全域城市化，形成了沿海城市经济带。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本质上是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与中西部地区农村有本质差异。

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县域经济

从全国层面来看，当前农村工业化基本上已无可能。由于农业收入有限，农民要提高收入水平就必须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开启了中国农村高速城市化的浪潮。刚开始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很快，进城后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农户就可能全家进城。中国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快速上升到2021年的64.7%。

农民进城的目标是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与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相对来讲，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才有较多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而中西部县域经济很难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农民主要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但他们的收入却不足以在这些有较多就业机会的城市体面安居，进城农民大多在老家县城买房，由此造成农民工作地点与买房地点的分离。这个分离再加上往往只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其年老父母留村，就形成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的老人留村务农、年轻人到沿海地区务工、上学儿童由家长陪同在县城接受相对较好教育的“一家三制”的现象 。

当前，中西部地区很少有县能成为全国百强县，即使能上百强县榜单，也大多是省会城市所辖县市或资源型地区，比如湖南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市就是省会长沙市代管的三个县（县级市），陕西神木是全国煤炭资源最多的县。既缺少诸如省会城市等特大城市依靠，又缺少资源的县域经济，不具备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条件，其经济规模太小，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水平很难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发展所需最低限度的条件。

相对来讲，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具有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水平，可以为现代制造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除省会城市以外，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以地级市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比如中部地区省会以外的第二大城市，GDP往往也在五千亿元量级，这个量级区域中心城市也可以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发展所需的条件。

当然，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经济规模在一千亿元量级的地级市，和大量经济规模在一百亿元量级的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千亿元经济规模量级的地级市还很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难以为现代制造业提供较为可靠的发展条件。一个地级市往往下辖五六个甚至上十个县，中西部一百亿元量级的县就更不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发展所需的条件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和中西部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所容纳的现代制造业以外的过剩产能，向其他一般地级市和县城转移时，如果鼓励县城与地级市竞争，有限的产能在市县之间分散布局，结果很可能是县城因规模太小难以支撑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而在县城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地级市经济规模也迟迟难以上去，无力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合适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沿海城市经济带、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以外的制造业产能相对有限，若将这些有限的产能分散在地级市和县域布局，结果很可能是县城没有发展起来，地级市又垮下去了。从这个意义来看，当前中西部地区应当重点支持地级市的产业发展，使其成长为可以有效承接现代产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的区域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县城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不大、机会不多，绝对不可能每个县城都成为制造业中心。集聚和集中本来也是制造业和现代产业发展的规律。

现代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提供第二产业的就业机会，只有有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才可能有第三产业发展机会，城市也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县城一旦难以有效容纳现代制造业，就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农民即使在县城买房，也无法在县城就业，甚至越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买了房，他们就越要到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的沿海地区务工，以及越要保留父母在农村的务农机会。

这样看来，当前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域经济还是建立在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以及农户农业收入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逻辑，这与已经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有机组成部分的沿海地区县域经济根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总的来说，中西部地区的未来发展必然是农民进城。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获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与收入；另一个层面则是在县城买房，以享受县城良好的公共服务。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的以上两个层面意味着，农民很可能还要二次进城，最终要实现工作与居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即进入区域中心城市。同时，进城农民一般不会放弃农村土地，甚至农民越是进城，就越要让年老父母保留农业收入和农村养老条件 。农民进城了，让渡出农村获利的机会，留守农民也就可以从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增加收入。

四、土地制度实践的区域差异

在《土地管理法》出台前，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不经过国家审批即用于建设用途。20世纪7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基本都占用了集体土地，包括集体耕地。

《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通过、1988年修正、1998年修订（后于2004年第二次修正、2019年第三次修正）。在《土地管理法》颁行之前，农村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可以占用集体土地。直至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同时仍然留有余地，规定“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总体来讲，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之前，一些地方以兴办乡镇企业名义占用了大量农地，形成后来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其中最典型的是苏南和珠三角地区。当前全国农村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4 200万亩，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在苏南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用村集体土地修建厂房，招商引资，农民坐地收取租金，成为普遍情况。廉价土地是“中国制造”具有较大国际竞争优势的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乡村工业化的起点不同，沿海地区形成了相当不同的土地利益分配模式。以苏南为代表的是由集体兴办乡镇企业的模式。苏南乡镇企业采取由集体出土地、融资，并且由集体经营的模式。土地是集体的，并不稀缺，村集体兴办乡镇企业能否赚钱关键在于村集体是否善于经营，其中村支书往往是灵魂人物。苏南因此出现了一批经营集体企业的农民企业家，企业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土地而在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结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集体土地似乎没有发挥作用，农民也不会因为乡镇企业使用了集体土地就认为自己应当分享集体土地股权收益。

珠三角地区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往往是村集体将土地租给资本建厂，或村集体在土地上建好厂房再招商出租。村集体主要靠收租来参与乡村工业化，租金显然来自集体土地，而集体土地归全体村民集体所有，因此，珠三角地区普遍有“共有制”的概念。因为土地可以收租分利益，珠三角地区农民有强烈的土地权利观念，土地股份合作制成为珠三角地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

苏南与珠三角地区乡村工业化的不同起点导致苏南地区农民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土地收益应当归集体，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则认为土地是个人的，土地收益应当分红。

浙江乡村工业化则是从家庭作坊开始的，家庭作坊持续扩张，形成民营企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逐步从房前屋后的违规搭建变成违法占地，形成不同于苏南也不同于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模式。其中的核心是，浙江农地非农使用收益既没有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变成农户分红收益，而往往是民营企业非法占地，上级国土部门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地方政府土地罚没收入。

沿海地区农村有大量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些土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带来远高于农业用途的收益。因此，沿海地区农村变成了一块可以产生利益的热土。

相对来讲，虽然中西部地区也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一些乡镇企业，但是到90年代，乡镇企业大量关停，之前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的建设不复存在，集体建设用地自然而然复耕。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绝大部分土地为耕地和宅基地，真正的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很小，且缺少对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需求。相对于沿海地区用于建设的土地可以创造出来的高额地租，中西部地区农业用地收益则相当有限。

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化，农村集体土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大量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且可以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集体土地租金分红，住房出租可以获得租金收入，且农民的宅基地变得特别值钱。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区农民缺少来自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农民进城后，村庄出现“空心化”现象，农民宅基地往往没有人要，住房也租不出去。

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土地非农使用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使村集体很容易通过集体土地出租或建厂房出租来获得集体收益。苏州目前将村集体年收入低于四百万元的村定义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苏州帮扶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给它们适量建设用地指标，允许村集体用建设用地指标征转农地进行建设，比如建酒店出租，每年租金收入就可以达几百万元。苏州可以通过给建设用地指标帮扶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前提是苏州经济和产业繁荣，对建设用地需求旺盛。当前中国有两万多个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村庄，集体经济实力雄厚。这些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体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和物业租金收入。

相对来讲，随着农民进城，中西部地区农村即使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产业发展对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不大，因此，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农村集体很难获得土地和物业租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农村要发展集体经济，村集体就必须通过市场经营来增加集体收入。这显然又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市场经营风险很大，不考虑村干部的道德风险，仅仅是市场经营的市场风险，就是农村集体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五、农业农村现代化

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在十分有限的区域聚集了大量人口，并创造了巨额GDP，使这些地区的土地实现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从而可以容纳以现代制造业为代表的二、三产业。同时，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往往也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三角洲地区，典型代表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一直是粮食主产区，土地具有很高的粮食生产能力。即使沿海城市经济带适合发展二、三产业，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等。

因为家门口有大量二、三产业企业，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民很容易获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他们主要依托二、三产业就业，不再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也不需要保留小块农村承包地作为基本保障和就业失败的退路。因此他们愿意将承包的农地让渡出来，由村社集体集中统一经营，村社集体通过“反租”已经承包给农户的土地，对农地进行统一整理，形成便于规模经营的条件，再将农地租给大户经营，由此就很容易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由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国家农业标准比较容易落实，管理较容易实施，因此，在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虽然农业规模很小，却很容易实现现代化。沿海城市经济带内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普遍的乡村工业化，便利的二、三产业发展机会，加上土地非农使用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使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变得富裕，外来人口流入使其变得繁荣。当地农民不仅可以有便利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与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必与家庭分离，可以住自己的房子，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天然拥有更多社会资本，集体有时还分红。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集体收入和地方充沛的财政能力，使这些地区农村不仅容易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且财政有余力建设高标准的美丽乡村，农村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东部沿海地区只是我国的一小部分，其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还不到5%，超过95%国土面积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可以算作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有包括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在内的二、三产业发展中心，其余地区则大多缺少发展二、三产业的条件，人口流出，县城往往只是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农民在县城买房却很难在县城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因此，中西部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和中西部省会与区域中心城市务工经商。

因为缺少在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的中老年人就必须务农且依靠农业收入。他们耕种承包地，从土地上所获的收入虽然不高，却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有农户全家进城了，会将耕地流转给邻里亲友，其邻里亲友就可能通过扩大耕种面积，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农村的“中坚农民”。总体来看，当前中西部地区，70%左右的农民仍然耕种自家承包地，承包地面积较小，地块分散，地权同样分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很难与细碎的地权相匹配。以适度的规模经营、配套的基础设施、高度的机械化来衡量，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往往比较低。

长期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方面，农户家庭往往只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中老年人则留村务农；另一方面，农户普遍愿意保留进城万一失败后的退路，因此，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地权细碎分散基础上的小规模经营还会持续，“老人农业”将长期具有合理性。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将长期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农业现代化有相当差异或差距。

中西部地区农户正在快速城市化。农民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财物资源由农村流向城市，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现象，逐渐变得萧条。这个时候，国家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就不同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建设舒适的美丽乡村的目标，中西部地区农村现代化与东部地区农村现代化也因此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

总之，因为位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村实际上已是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与中西部地区完全不同。中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要服务于仍然依托农业和农村生存的广大农民，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村弱势群体是最应当受到关注的，也是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相对来讲，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实际上已脱离当地农民生产生活实践，当地农民身份上虽然还属于农户，但实际上无论是从职业还是从生活与消费方面来看都早已变成城里人。

六、村庄社会结构的东西差异

因为东部地区乡村工业化，农村融入城市经济带，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就会出现过去熟人社会一般没有的剧烈社会分层。而中西部地区村庄缺少获利空间，村庄精英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创业。在城市成功的创业者，他们不是在村庄获得成功的，也不在村庄生活，几乎不参与村庄政治社会生活。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往往全家进城，他们也很少再参与村庄政治社会生活。中西部地区农村因此缺少社会分层 。

具体来说，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已经很难发展二、三产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他们中的成功人士不仅有稳定的就业，而且有较高的收入，甚至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不过，这些人是在村庄以外获得成功的，他们的成功与村庄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很少参与到村庄利益关系中，而只是与村庄有关的在外“乡贤”。

留守村庄的主要有两个农民群体，其中一个群体是不具备进城能力的老年人群体，他们缺少在城市就业的机会，而与子女同住在城市，无论是心理成本还是经济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农村老年群体往往愿意保留土地，住在农村，成为当前中西部农村留守的主力人群。

当然，中西部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内部也是有所差异的，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子女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老年人，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虽然也种地，但种地的主要目的是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充实感，与城市老年人种花养草是相同的逻辑。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农村“负担不重的人”，他们留在农村是享受人生。第二种是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仍然有经济压力的老年人，他们要种田、打零工，以获取收入。总体来讲，农村生活成本不高，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进行适当的土地耕种，一般都能解决个人温饱问题，并有很多闲暇时间。第三种是身体不是很好甚至生活难以自理的高龄老年人，他们需要子女照料，不然就会生活艰难。一般来讲，只要身体健康，留守农村老年人都会种地，从而形成“老人农业”。

此外，中西部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城后将承包地流转给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农民，这部分青壮年农民便是留守村庄的第二个主要群体，他们扩大经营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在农村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农村的“中农”，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中坚农民”。

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正在形成“90%（老年人）+10%（‘中坚农民’）”的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部地区农村是去分化的，社会结构简单清晰。当前，将农村外出“乡贤”资源调动起来，变成村庄治理资源，是中西部农村值得做的一件工作。

相对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为家门口有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不必离村。也正因为家门口就有二、三产业，村庄精英就可能利用地利优势在村庄成功创业，成为利润丰厚的企业家。以浙江为例，农民先开办家庭作坊，再逐步形成农民企业家群体。浙江大部分农村都有占比不大但从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收入远远超出一般农户家庭。

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村农户收入情况来看，除了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以外，一般农户家庭收入要靠务工获得。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本地人务工收入往往与外来农民工收入无异。当地农村年轻人不愿与外来农民工同工同酬，尤其不愿进入生产线工作。相对来讲，因为在当地有较多熟悉的社会关系，本地人可以有比较多的中层管理、销售等相对灵活的就业机会，年龄较大的则仍有在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比如开店、当门卫等。因为存在大量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可能一家三代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利，家庭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

村庄还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家或富人，他们仍然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参与村庄人情循环，在村庄中自我实现，他们在经济条件上的优势很快就变成社会资本优势，从而在村庄形成社会排斥和政治竞争。东部地区村庄因为经济分化而产生了远比中西部地区农村复杂的村庄社会分层与政治竞争。

七、财政资源密集与基层治理内卷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因为聚集了大量二、三产业，有较高的GDP，地方政府有丰厚的财政收入，村集体也有大量的集体经济收入。

因为财政资源充足，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就能够做得比较精细，可以采用更多新技术，购买更多服务，在防止小概率事件上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以及进行更多创新、创建的活动。

从村一级来看，因为村集体有资源，且乡村工业化也造成村庄治理事务大幅增加，自然而然地，村干部工作专职化，待遇工资化，村级组织变成正式科层组织，村干部不再只是拿误工补贴的不脱产干部。

从乡镇一级来看，因为财政资源密集，在正式行政编制有限的情况下，乡镇通过合同聘用、临时聘用、购买服务，大幅增加了乡镇工作人员。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乡镇正式编制人员与聘用人员的比例可以达到1∶4 。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干部的待遇要远高于当地劳动力市场待遇。一般来讲，当前沿海地区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月薪可达5 000元至8 000元，当然这些工人十分辛苦且往往要加班；乡镇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年薪可以达到20万元至30万元，合同制聘用人员的年薪也可以达到10万元至15万元。可见合同制聘用人员的待遇比生产线上的工人待遇好得多，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聘用制的城管和大学生村官队伍都相当稳定。

合同制以外还有临时聘用人员，其典型是珠三角地区村庄聘用的治安巡逻队。各种临时聘用人员主要是本地年轻人。这些人员不愿进入工厂生产线，又找不到合适的白领工作，就从事由村集体支付报酬的临时聘用岗位。笔者在东莞一个村调研发现，村办公大楼里竟然有三百多人上班，其中90%为当地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临时聘用人员，待遇低于工厂生产线，大约只有3 000元／月。临聘人员队伍往往是不稳定的。

因为财政资源密集，基层治理中就可能为防止出现意外而在许多小事上投入大量资源，做得过于精细。在常规治理中，虽然存在治理内卷的问题，却还不是特别严重。万一遇到非常规事件，过度精细、确保万无一失的治理模式的底线就会被击穿，导致治理失败。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基层治理资源密集主要得益于地方经济的发达。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区基层治理的资源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资源下乡力度加大，伴随国家资源下乡的是国家规范、标准和程序的下乡，以及检查监督的下乡。中西部地区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由之前主要从农村汲取资源并因此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变成主要是协助国家资源安全下乡，以及应对上级检查监督。基层治理的重心发生重大转换。

从农村汲取资源时期，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征收税费，上级安排任务相对有限。当前，国家下乡的资源越来越多，规范越来越严，检查越来越频繁，基层忙于应付上级检查，仅靠拿误工补贴的不脱产干部已经应付不过来了。因此，当前村干部普遍脱产化、专职化和收入工资化，有些地区的基层治理变成悬浮于农村与农民的空转或内卷 。

从东西比较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基层治理具有丰厚的内部行政资源，要回应当地治理中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基层治理就已正规化，基层治理体系变得庞大起来。中西部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正是国家资源的下乡，使中西部地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心由做群众工作变成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有趣的是，当前中西部地区上级给基层安排的任务都是惠农工作。而缺乏群众工作，没有农民公共品需求与偏好的表达渠道，惠农任务就很容易走偏。

以上讨论可以列表概括如下（见表1-3）。

八、大国经济、内循环与相对均衡的中国经济图景

当前中国经济分布出现的中西差异，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工厂”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典型的沿海地区才吸引了全世界资本和全国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供给全球的加工制造产品。中国人口和经济高度聚集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在相当有限的国土面积上形成极为密集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也就是形成了沿海城市经济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政策上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沿海地区实施更加优惠的特殊政策，经济持续集聚，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畅通的物流、面向国际国内的市场，进一步强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并带动形成其他优势，如金融、科技优势。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实现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腾笼换鸟”，一部分被淘汰下来的产能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通过对接东部沿海地区淘汰产能，实现了经济成长。具有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能的合适空间的，除了省会城市以外，还有大量具有经济成长性的地级市。经过持续的产业成长，一些地级市就可能发展为适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

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优势获得了更快的成长。但中国幅员广阔，不可能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以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为代表，中西部地区有些城市一直是区域人口与经济中心，经济、科技和教育实力强大，不但具有良好的对接东部沿海地区淘汰产能的能力，而且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制造中心，实际上经济也获得了持续成长。典型的有武汉、重庆、成都、西安、郑州，以及大批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因此，当前中国的主要经济中心或产业中心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在相当有限的土地上创造了占全国40%左右的GDP；另一个则是中西部地区以省会城市为典型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区域中心城市同样创造了全国大约40%的GDP。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和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占据了中国最多的国土面积，人口和GDP规模却很有限。

当前时期，中国经济强调内循环，中国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以内循环为主。在内循环的条件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就没有过去显著，经济区域均衡布局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相应地，国家之前特别给予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金融等优惠政策，也会更多地给予中西部地区，这就给了中西部地区区域中心城市更多的机会，也给了中西部地区一些具有潜力的地级市甚至县域经济成长的机会。

九、东西差异与政策的底层逻辑

仅仅从农村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待东西差异很有趣，即实际上，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城市经济带，这个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已经工业化，变成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东部地区农村是否仍然是农村建制，其实质都已是城市的逻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则不再可能实现乡村工业化，农民很难有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青壮年农民必须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快速进城，这样的农村就完全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百强县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百强县的发展实际上不再服从之前的农业农村逻辑，而是按真正城市经济的表现来展开。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域经济都建立在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和有限的农业收入的基础上，即使县城开发了大量房地产，也主要是卖给在外务工赚钱的农民工。农民在县城买房后却无法在县城找到合适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他们就一定还要进行第二次城市化，直到生活的地方与工作机会相匹配。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创造的各种先进经验，比如江苏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浙江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上海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珠三角发展集体经济等，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强劲的县域经济、精细的社会治理、正规化的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都正在成为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学习的重要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假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本质上已是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不过只是保留了农村的名，早已不存在农村的实，那么，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创造出来的先进经验其实是城市发展内在逻辑的组成部分。在人口快速流出，二、三产业几乎没有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学习本质上已是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创造出来的经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的东西差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4L7RwRtXDEaqNMStAog19Z8fnrOFg/yxFJxE9uwnkLDdc4/KCjA66pIWokekn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