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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了，李贽的读书，特有眼光，别出手眼，经常能发千古之覆。读史如此，论事也如此。我念一则小札记给大家听，那是在《焚书》卷五，题目叫《党籍碑》，中间有这么一段议论：
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也就是说，历史上或现实中，小人误国，君子也误国；但小人误国的危害，尚不及君子误国大。为什么？君子误国的时候，自认为一心为公，无愧于天地，所以胆壮志坚，格外执拗，无人能够扭转。李贽说的是王安石。具体到王安石变法，是否属于君子误国，我们不谈。要谈的是李贽对君子误国的批评：“故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诸位念文学史，肯定读过晚清小说《老残游记》，其中第十六回，有刘鹗对自家小说的批点：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之所以可能比贪官更可怕，就因为清官说，我不要钱 （学生笑） 。道德上站得住，于是无所忌惮，做起坏事来，更加不择手段。贪官也做坏事，也害人，但心里有鬼，会有所忌惮，有所节制。这里的假设是，贪官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与良心。不过，称清官一旦走错路，对民生的危害比贪官还大，这是非常睿智的见解。尤其是在民众普遍崇拜清官的古代中国。刘鹗对这段描写显然很得意，评语中不禁自赞自叹：
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其实，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里提到，刘鹗的独特发现，清初李渔已早着先鞭。《无声戏》第二回就强调清官无人敢谏，倘刚愎自用，执法时弊病更大。这回好了，我又将此“发明权”往上推，追溯到晚明的李卓吾。我相信，他们都是基于自家的观察与体验，而不是互相沿袭。再找找，应该还有新的发现；因为，这是中国官场文化的基本特征。
“若《无声戏》第二回开篇诗云‘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强调清官无人敢谏，倘刚愎自用，执法时弊病更大。此等对于‘清官的过失’的批评，其实已开刘鹗‘揭清官之恶’的先河。”（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2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李卓吾讥笑假正经的道学家，挖苦不要钱因而刚愎自用的清官，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不能由此推导出李贽欣赏小人，提倡贪官 （学生笑） 。这则短文，很能显示李卓吾思维的特点。用今天的话说，叫“逆向思维”；如果沿用过去的概念，则是“颠倒时论”。一般人都认为，清官当然比贪官好，李卓吾反过来想，贪官当然不好，可清官呢，清官也许问题更大。一旦思路扭转，不难有所发现。在他的读史札记里，此类翻案文章很多，常令人惊心动魄，所以我才说，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说到思维方式，我要讲一篇文章，这文章不算好，可对于理解李卓吾非常重要。那就是《焚书》卷四的《二十分识》。文章的主旨，是分辨识、才、胆三者的关系。比如说，你有五分才，十分胆，表现出来，就有十分才；而他有十分才，五分胆，人家的判断，也许就是六七分才。李卓吾在胆、才之外，又加上一个识。在李贽看来，关键还是识，有二十分见识，就能成就得十分才，十分胆。
接下来是自我评估，你猜李卓吾怎么说？如果讲经世致用，或者为人处世，李贽称自己：胆五分，才三分，识二十分。这世界我都懂，有那个识，可没那个才，也没那个胆，仅仅能免于祸，不被杀头，已经了不起了。这话本带有自我调侃的成分，日后证明，还是言轻了；不仅经世能力不高，连避祸的常识都缺乏。那么，参禅学道呢？诸位都知道，中年以后的李贽，喜欢谈佛，那就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我承认，李贽的胆量很大。你看他发言，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还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里有才与识，更重要的是胆。别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但不会像他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不讳。这里说的是思考以及表述的大胆。李贽正是这么评价自己的。“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这里说的是写文章，李贽如何自我评价？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学生笑） 我觉得这说法特精彩，跟我所理解的李卓吾很接近。换句话说，我认为，李贽的为文，超过他的论学，也超过他的学道，更不要说经世了。正是在文章中，李贽的才、识、胆三者，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学堂任教。1919年赴美、德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大受欢迎；此后又分别创办《人间世》和《宇宙风》，提倡幽默，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赴美，用英文撰写文化著作《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1966年后定居台湾。早期散文主要收录在《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等书中。
我想引入一篇文章，让大家对这种学识、性情的“计量方式”，有比较通达的了解。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撰有《生活的艺术》一书，那本来是为美国人写的，后来才译成中文。书里有这么一节，叫“一个拟科学的公式”，用幽默的笔调来讨论人类进步以及民族特性。他说，人类的进步可以这么表述：“现实”减去“梦想”就是“禽兽”，“现实”加上“梦想”成了“心痛”，“梦想”减去“幽默”等于“狂热”，“现实”加“梦想”加“幽默”，那就成了“智慧”了。更好玩的是，他想用这套语汇，来给各民族打分。4代表最高分，1则是最低分。比如，英国人是现实3，梦想2，幽默2，敏感1。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等，我最关心的是中国人。照林语堂的说法，中国人是现实4——那是最高分，梦想1——那是最低分，另外还有两项指标：幽默3，敏感3。后面这两项，我觉有点奇怪，中国人真的有那么幽默，那么敏感吗？记得林语堂用中文写作时，常批评中国人缺乏幽默感。怎么一变成英文著作，这两项关键性的指标马上就上来了，甚至比英国人、法国人还高？接下来讨论莎士比亚的现实多少，爱伦·坡的梦想多少，杜甫的敏感多少，苏东坡的幽默多少，我就不一一征引了。我当时读到这里，会心一笑，猜想林语堂这个“拟科学的公式”，很可能是受李贽的启发。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正热衷于学习并传扬袁宏道；而袁最佩服的，恰好是李贽。所以，我怀疑，这个颇具幽默感的公式，是从李贽的《二十分识》那里化出来的 （学生笑） 。
好，回过头来谈文章。率性而行、天真烂漫，确实是李卓吾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李确实保有“童心”。但读完《书小修手卷后》，我又有点犹豫。那文章说，袁中道见到李卓吾，劝他不要再吃肉了。李辩解说，“我但禁杀不禁嘴”，虽吃肉，不杀生，又有何妨？袁说，不对，你以前躲在深山老林，弃绝人世，爱吃肉不吃肉，我们管不着。可你现在名气这么大，天下人都知道你在修道。突然间说你还在吃肉，这个影响很不好，起码让“有志者以为大恨”。现在学道的人本就不多，大家的意志也不太坚定，看到你这个样子，会很伤心的。“故我愿先生不茹荤，以兴起此一时聪明有志向之者。忍一时之口嘴，而可以度一世人士，先生又何惮不为？”
我原本猜想，李卓老会说，我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是为了我自己的信仰与趣味，而不是想当什么榜样。一个率性而行的文人学者，怎么会为了成为榜样，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想到，文章的结尾是：“余翻然喜曰：‘若说他等皆真实向道，我愿断一指，誓不吃荤！’”我一想，这真好玩，平素吃肉的“和尚”，这回认真起来了，为了劝世人学道，竟发此毒誓。不过，我没有考察他后来到底吃没吃肉 （学生笑） 。
李贽的突然变得“正经”，倒让我想起一个问题。袁中道在《李温陵传》里提到，你既然“离仕而隐”，为何还“徘徊人世”，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人世间的是非？可见不是真正的超脱。耿定向曾指责李贽“超脱”，做事情不负责任，说话自然也就不作数。李卓吾反驳：谁说我超脱，我当了二十几年官，那时，“何曾有半点超脱也”。这正是李卓老可爱的地方，不为观念所束缚，率性而行，快意恩仇。你一定要说他是什么，肯定有问题；因为他是，可也不全是。一方面，他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事；可另一方面，他也不完全否定“榜样的力量” （学生笑） 。为了让众人虔诚学佛，竟发誓以后不再吃肉了。这会儿的表现，似乎与平日思想不太吻合。可正是这种矛盾，这种小小的缝隙，让你觉得他很可爱。假如李贽一点人间的事情都不过问，真的成为有道高僧，你会觉得很遗憾的；或者说，还不如现在这样有点“自我矛盾”，来得情趣盎然。
回到李卓吾的自我评价，学道参禅，识不及才，才不及胆。学道如此，撰文也不例外。虽说是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可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二十分胆。能有那样的思考深度，固然不容易；可有了深邃的思考，敢把它表达出来，更难。所以说，百无禁忌，放胆为文，那才是李贽的最大特色。有了“放胆为文”，十分才或十分识，都能有二十分的表现。世人撰文，多有各种顾忌，或社会压力，或自我约束，难得有他这样“放胆为文”的。故李贽的文章，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你都可以接受。
很可惜，如此狂士，明清易代之际，竟成了替罪羔羊。王夫之、顾炎武等之所以破口大骂，称自古以来小人无所忌惮而敢于侮辱圣人者，莫过于李贽，那是因为，顾、王等检讨明朝灭亡的责任，直指士大夫的道德沦丧、不负责任。而最早打破禁忌，肆无忌惮地攻击礼法，瓦解当世纲常伦理的，李贽算一个。真是风水轮流转，到了清末民初，基于对清廷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章太炎等又开始表彰思想史上的叛逆者李贽。而这种表彰，在20世纪中国，成为主流话语。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一瓠道人等，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崇祯十五年举人，明亡后参加抗清斗争。入清不仕，隐居著述四十年以终，有《黄书》《读通鉴论》《姜斋诗话》《船山诗文集》等。船山先生淹贯经史，博通群籍，精于哲理，长于思辨，文章乃其“余事”。即便如此，基于身世、学术的若干闲文，依然以其苍劲之笔、悲凉之气，深深打动读者。
我读李贽的书，最大的感觉是，这是个才气纵横的文人。大家都说他是哲学家、思想家，可我以为，哲学思辨不是他的长处。他的长处是“放胆为文”。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表达方式，不要说读书人，连老百姓都听得懂，自然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初读李贽文章，不但可以破愁解闷，还有触电般的感觉。对于这种感觉，公安三袁有精彩的描述。
这一点，类似晚清新学家之阅读龚自珍：“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但这种“颠倒时论”的做法，容易矫枉过正。比如《童心说》提及天下之至文：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六朝有好诗文，没错；传奇、院本不乏精彩的，这我也承认；至于《西厢》《水浒》，那更是不可多得的文学经典。可“今之举子业”，也就是科考文章，怎么也是“天下之至文”？这是很奇怪的事。明清两代那么多重要的思想家，正儿八经地表彰“时文”的，大概就属李贽了。
替圣贤立言、有严格规制的八股文，怎么能和“童心”挂上钩？实在想不清。必须回到李贽著书立说的动力，以及颠倒时论的思维方式。当时文坛主流是摹仿先贤，讲求学力，最能跟“拟古”针锋相对的，是“时文”。因反感高雅的秦汉之文，转而表彰当下的俗曲、小说、戏剧，以及八股文章。这种为了反对“古”与“雅”，刻意表扬“今”与“俗”，有见地，但不无偏颇。这倒有点接近“文化大革命”中很流行的口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 （学生笑） 拟古派说“时文”不好，我就偏说好；不只是一般的好，还是“天下之至文”。
如此逆向思维，加上表达时语调夸张，很能够耸人耳目。但弄不好，逞才使气，钻牛角尖，甚至变成一种“表演”。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敢于怀疑，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卓吾确实了不起。在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给予李贽高度的评价，这我赞同。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叛逆者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大家都谨守传统，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反传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类似李贽那样的思维及表达方式，其负面价值就暴露出来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对于“反传统”的表彰，成为最大的时尚，这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评价历史人物时，常以“革新”与“守旧”为唯一尺度，拼命发掘其对于传统的反叛。这样来理解、描述并诠释历史，会有不小的偏差。我们年轻时流行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借用其中的意象：世界确实需要“牛虻”，可要是普天下都是“牛虻”，那就没牛可叮了。
“文革”后期，我教过中学，那时的写作训练，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不知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我告诉学生，写文章要有力，要出新，最好的办法是“做翻案文章”。后来才明白，这叫“颠倒时论”，也叫“逆向思维”。这种思维与表达方式，很容易学，很有效，但也是个很大的陷阱。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与！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者也。夫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磈；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而又过之。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觑之，至眇小矣！
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与！
（续修四库全书《李温陵集》）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续修四库全书《李温陵集》）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谓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续修四库全书《李温陵集》）
岁辛丑，余在潞河马诚所所，又遇袁小修三弟，虽不获见太史家兄，得见小修足矣，况复见此卷乎！
小修劝我勿吃荤。余问之曰：“尔欲我不用荤何故？”曰：“恐阎王怪怒，别有差委，不得径生净土耳。”余谓：“阎王吃荤者，安敢问李卓吾耶！我但禁杀不禁嘴，亦足以免矣。孟子不云：七十非肉不饱？我老，又信儒教，复留须，是宜吃。”小修曰：“圣人为祭祀故远庖厨，亦是禁吃荤者。其言非肉不饱，特为世间乡间老耳，岂为李卓老设此言乎？愿勿作此搪塞也！”余谓：“我一生病洁，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今七十有五，素行质鬼神，鬼神决不以此共见小丑，难问李老也。”小修曰：“世间有志人少，好学人益少，今幸我明世界大明升天，人人皆具只眼，直思出世为学究竟大事。先生向栖止山林，弃绝人世，任在吃荤犹可；今日已埋名不得，尽知有卓吾老子弃家学道，作出世人豪矣。十目共视，十手共指，有一毫不慎，即便退心，有志者以为大恨。故我愿先生不茹荤，以兴起此一时聪明有志向之者。忍一时之口嘴，而可以度一世人士，先生又何惮不为？”予翻然喜曰：“若说他等皆真实向道，我愿断一指，誓不吃荤！”
（续修四库全书《李氏续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