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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杀身之祸的《藏书》和《焚书》，刊行时李贽写了序，解说我为什么如此命名。上下数千年的是非，一般人看不出来，我看出来而且说出来了，估计必须藏之山中，以待后世，所以称之为《藏书》。至于《焚书》，那是答各种知己的书问，切中了近世学者的膏肓。也正因为“中其痼疾”，那些人必定会想办法消灭我，焚我的书。人家烧我的书，那是因为我忠言逆耳；明知可能被烧，可还是要刻印，那是因为有人特别喜欢。既然如此，那就让它到世间去吧。《焚书》主要收录李贽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其中不少是论战文字。李贽不是个撰写系统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的专门家，更像是个精力充沛的斗士。按照胡适的标准，这是“文集”，不是“著作”。其中不少篇章，像是随机应答，临场发挥，而不是精心结撰，这大概跟他的讲学生涯有直接的关系。我编《中国散文史》时，选了六则李贽的文章，全都出自《焚书》。
胡适称：“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二卷29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下面，我将从文章的角度，来解读《焚书》中的某些篇章。在《焚书》中，《童心说》一文最为人称道。可以说，《童心说》是所有中文系学生都会阅读、也都应该认真阅读的文章。正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想全面展开，就谈“童心”。把童心当作“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表述，再三强调入世之后的各种活动，包括读书，虽能增加见闻，却减弱了童心。而这中间，最容易遮蔽童心的，是名利与欲望。
童心为什么会被遮蔽，李贽强调两点：一是“修饰”，一是“假言”。“童心”因其“绝假纯真”，自是与“假言”不相容，这点很好理解。至于“修饰”为何也成为“童心”的对立面，这点请大家翻看《杂说》。《杂说》专门表彰“天下之至文”。什么是“天下之至文”？就好像风行水上，不追求、也不在乎一字一句之奇。真能写文章的，最初很可能都是无意为文。只不过胸中有很多“无状可怪之事”，喉间有很多“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口头又有很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这种感觉积蓄已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喷薄而出，其结果必定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考虑字句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推崇不可抑制的表达欲望，而对世人津津乐道的注重文字修饰的“拟古”，表示不满与不屑。这与后来袁宏道所提倡的“不拘格套”“直抒胸臆”，可谓一脉相传。周作人之所以说公安三袁与五四新文人心气相通，也是着眼于这一点。说起来，还得追溯到李贽那里。
强调“天下之至文”出于童心，那么，长大成人以后，如何保留童心？那就是无论为文为人，不计较，少修饰。如此立说，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针对的就是真假道学。《六经》《论语》《孟子》等，虽受到了史官的褒奖，在李贽看来，只不过是往圣先贤的“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并非千古不变的真理。道学家们以孔孟学说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李贽认为，很值得怀疑。弄不好《六经》等变成“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童心的“绝假纯真”，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称：“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还有一则短文，可以作为《童心说》的补充，那就是同样收入《中国散文选》的《读律肤说》。强调好文章必须发乎性情，但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所有发乎性情的都是好文章？前人告诉你，必须通过读书、通过修炼、通过学习，才可能掌握写文章的技巧。现在不用了，只需脱口而出，直抒胸臆。真是这样的话，文章好坏的标准在哪儿？李贽告诉你，“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也就是说，性格即文章。性格不同的人，会写出立意及风韵截然不同的文章，这很好理解；至于说只要让自家性情自然流露，就是好文章，那可就很难说了。大概是为了自圆其说，李贽在文章最后添上一句：“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也就是说，有意为之的“自然”，近乎“矫情”，照样不是好文章。这么说来，真的是“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在我看来，批判“道学”时，李贽很有力；反过来建立“童心”，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如何将童心的养成与文章的写作相协调，李贽并没说出个道道来。或许诗文的撰写本就非关学问，不太受理智的约束？有意“不拘格套”，只讲“独抒性灵”，有时会演变成为另外一种套套，就像袁宏道所嘲笑的“新奇套子”（《答李元善》）。
其实，讨论李卓吾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意义，其对于真假道学的批判，应该是关注的重心。这方面的文章，最有名的，当属于《焚书》卷一的《答耿司寇》。信写得很长，八九千字，那是作为文章来经营的。这信很重要，一般讲思想史或文学批评史，都会提到它。我关注的，是其中近乎老吏断狱的读史眼光与表达方式，非常尖刻，也很有见地。一开始说，“嗟夫！朋友道绝久矣。”古往今来，有君臣，而没有朋友。为什么？因为忠臣冒死直谏，批评皇上，会有两种结局：一被杀，没得到现实利益，但因敢谏而留名千古；二皇上开恩，采纳你的意见，那你可就升官发财了。用激烈的言辞批评朝政，被杀则成名，采纳则获利，故老有人愿做此等营生。而对于朋友，你如果批评激烈，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他要是接受你的意见，没有官可以赏你，最多说一声谢谢。有些肚量小的，不只不感谢，还暗地里嫉恨。而如果朋友不接受，那就更惨了，很可能招来公开的报复。还有一点，被皇上整治，总有人抱不平；因得罪朋友而受到伤害，没人知道，知道了也不理会。所以，历史上有忠臣，有谏臣，就是没有敢于批评朋友的朋友。这样读史，确实是看透了人情世态；难得的是，李贽还能用如此嬉笑怒骂的笔调，将世人心中都可能有的微妙感觉，清晰地陈述出来。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称天台先生，黄安（今属湖北）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御史、大理寺右丞、南京右都御史等职，属泰州学派，著有《耿子庸言》《耿天台文集》。
好，你再看下面这段话，那是修理当世著名理学家耿定向的，那才叫尖刻。“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你不也跟我们一样，整日从早到晚，读书，买田，求科第，取富贵，博求风水，福荫子孙，为什么一开口讲学的时候，就说什么你为自己，我为他人，你们是自私的，我是利他的，我整天考虑的是东家的贫困、西家的饥寒，不像你们只顾自己。李贽嘲笑说，你这种做法，还不如市井小夫。因为人家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不像你，整天说那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教人如何治国平天下。何况，你整天讲修身养性，可实际上和我们一样，都渴望着当大官，赚大钱。你不是经常自居正统，攻击我们这些异端吗？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追求，没什么两样。“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你我既然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你就可以“有学可讲”，而且不容异己，还骂我“弃人伦，离妻室”？我跟你唯一的差异，不就因为你是大官，我不是 （学生笑） 。可“学问岂因大官长乎”？ （学生笑） 。是不是官大学问就大，这很难说，要说自我感觉，一般确实是这样 （学生笑） 。一般人都认为，官做大了，学问自然就大，可李贽不服气，因为，“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接下来，李贽乘胜追击，替耿公把脉：“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你说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话，可为何做不到，很简单，你无法清心寡欲。人家承认欲望，而你可好，明明有欲望，却要时时遮盖，整天说些道貌岸然的大话。袁宏道有两句诗，很好玩：“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杜甫忧国忧民，诗歌得以流传千载；后世文人为了博得虚名，也跟着唉声叹气。平日里毫无感觉，一到吟诗作文，必定为忧国忧民而涕泪飘零 （学生笑） 。在这种文学传统里，本来好端端的“忧国忧民”，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标签。李贽嘲笑耿定向，你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口里说的，不是你心里想的。须知，他们两个原是好朋友，后来才分道扬镳的。当了二十几年官，不干了，专心致志地讲学，这个时候，李贽才敢说，已经基本上领会圣贤言说的本意，而且超脱世俗的欲望。像耿司寇你这样，又当官又讲学，两边的好处都想得，哪里来的“超脱”？
李贽对于道学的批评，是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环，单从文学角度谈不清。咱们还是回到文章本身。说到文章，不能不涉及李贽的“识、才、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