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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号宏甫，又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称呼是李卓吾，或者龙湖居士。在所有关于李贽的资料中，袁中道所写的《李温陵传》是最值得关注的。这篇文章，收在中华书局1975年版《焚书·续焚书》的前面，很容易找到。等下我会提到，为什么是1975年，在去世近四百年后，李贽获得了最大的哀荣，其名声达到了顶点。我们知道，李贽是在通州被捕，而后在狱中自杀的。通州，明清时代是进出北京的重要关口。这点，读历史的人必须明白。诸位如有兴致，不妨周末到通州走走，拜谒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边的“李卓吾先生墓”。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墓园很漂亮，不过不是原址，已经改迁了两次。“文化大革命”初期，此墓的命运可想而知。但1974年，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李贽的墓却得到修复，为什么？自然跟“四人帮”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大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楼拆碑倒弃路侧；1974年，其墓复修。1983年10月，再迁葬于今址。墓坐北朝南，南北30米，东西12米。青砖宝顶，径2.25米，高1.55米，内放骨坛。……而今，墓背靠通惠河故道荷塘，面临西海子古迹鱼池，西有假山花木新亭，东有辽代凌云宝塔，观者无不对不畏权势之士肃然起敬，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名胜古迹辞典》58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回过头来说李贽。其被捕与自杀的过程，很有戏剧性，值得认真钩稽。李贽1571年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认识了好多官员，包括后来为他题写墓碑的好友焦竑，也包括论敌耿定向。1577年，李贽转任云南姚安知府，任满后归来，在湖北公安龙湖寺畔的佛寺里读书、讲学、著述。就在这段时间里，公安三袁前往拜访，并向他请教。与耿定向的好多论辩文字，以及《焚书》《续焚书》中的好多文章，都写于这一时期。正是这些锋芒毕露的论学、论政文字，引起很大争议，终于招来杀身之祸。1580年前后，李贽开始公开讲学，二十年后，名满天下，当然也就招来很多人的嫉恨。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1600年，李贽被官府四处驱逐，只好流寓各地。最后还是因得到一个退职御史马应伦的邀请，才来到京城附近的通州居住。而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
对于叛逆者——尽管只是精神上的叛逆——来说，跑到天子脚下来定居，不是聪明之举。不久，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说他侮谤圣贤，造谣惑众。于是，官府将李拘捕，导致其在狱中自杀。这么个过程，落在擅长文章而又特别敬佩李贽的公安三袁手中，自然非同小可。据袁中道的《李温陵传》称，奉命拘捕李贽的官员来到马家时，李正生病，一听说官兵来了，突然跳将起来，说，是为我而来的，赶快给我取门板。因为他不能走了，要用门板抬着。马公，也就是马应伦，很讲义气，说，既然朝廷说你是妖人，那我就是藏妖之人。要死的话，我们一起死，不能让你独自上衙门。李贽说，你是有家室的，不能因我而受累；有老父在，不能跟我进城。马应伦的家人及朋友，也都求他不要跟进去。可他还是坚持陪李贽进京，到刑部受审。
第二天，开始正式审讯。审判官问他，为何妄自著书，污蔑圣贤？在此之前，李贽确实刊行了《藏书》《焚书》等，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于是回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意思是说，我著书立说，即便语调尖刻，于圣教也都有益无损，不该获罪。审判官说他不过，就把他下了狱。在狱中，李贽读书作诗自如。有一天，李告诉狱卒，我要剃头了。狱卒送来剃刀，李乘其转身外出，持刀自割其喉。割喉后，并非马上去世，所谓“气不绝者两日”，这才是最可怕的。侍者问他：“和尚痛否？”在此之前，李当过官，也做过和尚，但主要是读佛，而非披剃入山。不过，著述时，李贽确实喜欢自称和尚。这时，李已经不能说话了，于是以指书其手曰：“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这段时间，马公恰好不在，一来家里有事，二来看李贽似乎平静下来了，于是暂时回家去。事后，马后悔不迭，埋怨自己保护不周。伤心之余，在通州为李贽“大治冢墓”，并“营佛刹”。
据说，金圣叹临刑前留下妙语：“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中得之，大奇！”鲁迅对此等“笑话”很不以为然，称其“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一般史书上，只写到李贽通州被杀，准确地说，是下狱后自刎。作为史书，这样介绍也就行了。而在袁中道所撰传记里，这最后关头，也就是官兵到来时，马公怎样慷慨陈词，李贽又如何从容就狱，加上充满悬念的突然自刎，这一切都富于戏剧性，也很精彩。真是大手笔，否则，写不出这种文章。
李贽的被捕，罪名是妖言惑众。张问达弹劾李贽时，说他“以李斯为才力”“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冯道为吏隐”等，最关键的，还是“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如此罪大恶极，该杀。诸位，推崇秦始皇，或者主张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今天之所以觉得这没什么，近乎“常识”，或是可以理解的“一家之言”，那是因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人的观念转化。
也正因如此，五四以后，对李卓吾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汉代王充的《论衡·问孔》开始，历代文人学者中，对儒家学说或孔子思想提出某种质疑的，代不乏人。到了李贽，也只是反感“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强调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并非真正的“毁圣”。到了晚清，有三个人，章太炎、吴虞、易白沙，先后在东京和北京，公开站出来，对孔教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个思路，后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批孔”的先声。但章太炎和吴虞都再三说，要把孔子和孔教分开。一个是对中华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另一个则是挥舞着孔子的旗帜，将孔子作为棍子打人、杀人的真假道学家，这两者必须区分开来。这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基本思路。
胡适曾表扬吴虞“只手打孔家店”，那是因为吴虞所撰关于宗族制度、关于孔教的文章，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但请注意，胡适说的是“孔家店”，不是孔子。孔子、孔教、孔家店、孔老二，这四个词大不一样。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称孔丘为“孔老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产。此前，虽有王充的“问孔”，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及吴虞对于孔教的批评等，都是力图画一条线：即，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是伟大的，至于后世对孔子的阐发，以及借孔子营造意识形态，则颇有值得质疑之处。今天我来学校，在车上读鲁迅的手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讥讽的也是孔子死后的形象，而不是孔子本人。真正把孔子作为批判目标和打倒对象的，是“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梁漱溟一直不能原谅冯友兰“文革”中的参与批孔。研究了一辈子儒家思想学说，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批孔教，那是很多人可以、也愿意做的，批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吴虞文录〉序》，《胡适全集》第一卷761—76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日后，冯友兰对此有所检讨：“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冯友兰《三松堂自序》1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所以，李卓老才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虽然主张独立思考，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对儒家思想体系，对于“圣教”，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可人家不这么看，世人多将孔子和孔教、孔子和道学，说成是一回事。其实，李贽和耿定向的争论，症结也在这里。至于说到为什么要抓李贽，除了“妄著书”，还有“肆行不简”。也就是说，行为很不检点。比如，“与无良辈游庵院”，还有“挟妓女，白昼同浴”。但这些指控，其实并不构成对一个退职官吏进行审讯的理由 （学生笑） 。即便这些指控都能落实，也不过是伤风败俗，构不成杀头大罪。因为，他不像现在的某些官员，嫖妓时用的是公款。说李贽与妓女“白昼同浴”，到底是真是假，后来也没有进一步追查，因这并非关键所在。
语见袁中道《李温陵传》，即用孔融、嵇康比照李贽的“好刚使气，快意恩仇”以及“徘徊人世，祸逐名起”。
真正需要追究的，是他的言论。时人及后人都明白，李贽是因言而获罪的。所谓“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此类检举揭发，是很有成效的。正如袁中道所说的，像李贽这样喜欢而且擅长骂人，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为奴隶”，固然痛快一时，可曹操并非真的不懂事，更不是可以随便戏弄的孩子。所谓“祸逐名起”，古往今来，才高气豪、义薄云天的名士，大都没有好下场；而且名声越大，死得越快、越惨。把孔融、嵇康和李贽放在一起，确实可以看出魏晋名士和晚明狂生的不少共同点：都是因言论而被杀，而这个言论又恰好都是反对礼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汤武薄周孔”的人，很可能才是礼教的真正信徒。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不忍心将“礼教”当作晋升的“工具”或杀人的“借口”，这些真心相信礼教的“迂夫子”，于是转过来不谈礼教，甚至反对礼教。李贽辩解说，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是真心话；可他不明白，世界上有那么多不信礼教而又必须高谈礼教的人，怎么能容许他戳穿这层窗户纸！
袁中道再三说，李贽写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别出手眼”。这里的“别出手眼”，指的是喜欢读史，谈史，发千古之覆，或借历史影射现实。如果只是书斋里的考辨，或者说“纯正”的学术研究，即便狂放些，也都不会有大问题。可像李贽这样，“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必定触犯时忌。古代称为大君子的，你非要攻其所短；过去骂为真小人的，你又说他并非不足挂齿，还有值得表彰的长处。你觉得你这是在“黜虚文，崇实用”，有益于世道人心，可人家认定你“居心叵测”。上下几千年，你大做翻案文章，“舍皮毛，见神骨”，固然廓清了不少历史迷雾，可也使得最高统治者以及大批御用学者面目无光，甚至因此而暴露了不少“御民术”的荒谬与虚妄。
当然，李贽的某些言论，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为了惊世骇俗，他会采用特别激烈的口吻，尖刻并且机智的笔调，因而，有时未免“过甚其词”。不过，暂时搁置他文章中的调笑与讥讽，细心的读者，还是能够读出作者的热心与温馨。更重要的是，这样切中肯綮的论述，方才真正有助于世道人心。为了说明这一点，袁中道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作为例子。这两部巨著的作者，都有自家独立的观点，在具体表述时，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太吻合，但其价值毋庸置疑。后世的史家，惟恐触犯时忌，尽量回避“狂悖之语”，可写出来的史书，“读不终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状”。为什么？很简单，人云亦云，没有独到见解。别出手眼者，容易触犯时忌；没有独到见解的，又让人昏昏欲睡。显然，袁中道是认同李贽这种不无偏激，但很有力度与深度的思维及表达方式的。
后世谈论班马异同，尽管立足点不同，但大都承认马“喜驰骋”，班“尚剪裁”；马“通变化”故“圆用神”，班“守绳墨”故“方用智”。而《史记》《汉书》对“成法”“定例”的不同态度，首先基于其见识，而后才是文风。在与朝廷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班固也能写出慷慨悲凉的好文章，如《苏武传》便“千载下犹有生气”，一点不比史迁文逊色。
何心隐（1517—1579），王阳明门下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的嫡传。原姓梁，名汝元，永丰（今属江西）人，论学主“心”是万物的本原，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反对道学家把人欲看成罪恶的说法。到处聚徒讲学，影响极大。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王学“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后因得罪张居正，被湖广巡抚杖杀。容肇祖这样评价何心隐：“他以为欲望是可以寡而不可以无，可以选择而不可以废，欲以张皇讲学，聚育英才，以补天下的大空。他的目的太高，而社会的情状太坏，故此为当道所忌，不免终于以身殉道了！”（容肇祖《明代思想史》23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可很长时间里，像公安三袁那样极力推崇李贽的读书人，不是很多。不只是皇上不喜欢，朝廷命官不喜欢，连很多刚毅正直、很有见识的书生，也都对何心隐、李贽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到了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更是痛骂李贽。为什么？在顾、王等人看来，对一个社会来说，风气的养成格外重要。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哪怕是一个小洞，控制不住的话，将毁掉千里长堤。而一个时代的文风，与世风、民风乃至社会秩序等，是相互制约、来回激荡的。像李贽这样放言无惮、毫无顾忌、不守礼法的文风，体现了读书人的躁动与轻浮，而这会直接影响到一般百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构成对于礼法与秩序的挑战。一个社会，不管是标榜礼教，还是推崇叛逆，都会有明显的副作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于“流氓当道”，“附庸风雅”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这样，你才能领会，为什么唐宋以降那么多读书人，从朝廷命官到乡绅文士，会那么认真地看待作为一种思维与表达方式的“文体”。因为，代表性的文章风格，其实是体现了甚至影响到一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么说，你就难怪朝廷会将文章的狂悖、读书人的出言不逊，与社会的能否稳定，社稷江山之是否坚固联系起来。看明清两代皇帝不断强调“厘正文体”，你以为是老生常谈，没什么实际意义。不是的。为什么桐城文章受赞扬？因为思想纯，文体正。朝廷为什么要八股取士？要的不是文章，是思想，是性情。因为文体的厘正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教育，一种性格磨炼。明清两代，很多人批判科举考试，批判八股文，可朝廷就是不废除，为什么？朝廷当然明白，练习好八股，对于日后的治国安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训练你的思维，使得你以后做事守正统，不越轨。这才是关键所在。之所以选择科考取士，对统治者来说，主要是一种思想控制。此乃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统一性格的最好办法。当然，顺带也就统一了那本来最不应该统一的“文章”。
反过来，你也就明白，废除科举考试后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为什么他们的文风、精神、性格等，与前一代有那么大的变异，不完全是接受西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缘故。严复看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废除科举考试，“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是好是坏，现在还很难说。当时许多人很乐观，认定废除科举考试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将突飞猛进；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对此前景更是深信不疑。严复则不无疑虑：“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有类似想法的，还可举出章太炎。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有专门的论述。
中国人相信，学为政本，别小看就那么几个读书人在那儿讲学论道，很可能影响到整个政治运作，动摇整个社会的根本。表面上是在讨论孔夫子的得失，商量秦始皇的是非，可实际上关系重大。将学术界的一个小小争论，迅速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虽不无道理，却容易深文周纳，过度阐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倾向依然存在，即喜欢从具体的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国家兴亡这样的天下大事。有时是攻击策略，有时则是思维方式。比如前两年，我写过一些关于北大历史的考证文章，受到了某些人士的批评。其中最激烈的，说是像我这么胡弄，资本主义会在中国复辟的。我考证北大校庆为什么改期，即便说错了，也没有这么大的功力 （学生笑） 。从一个很具体的理论命题，甚至一个字的考据，直接上升到意识形态，然后展开论争，这可不是好习惯。这个思路，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达，会逐步改变。可这个改变，也意味着人文学术重要性的下降。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以前是不能承受之“重”，以后则很可能是不能承受之“轻”。
参见拙文《“触摸历史”之后》及《〈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均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好，讲完朝廷非要捕杀李贽不可，就因为他以言犯禁，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回过头来，再考察讲述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