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与遗世

在具体讨论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袁宏道的生平。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乃宗道之弟、中道之兄。读书中举，一路顺风，但有一阵子考不取进士，转而追随李贽。中道为他所撰“行状”，对这一段经历有精彩的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万历二十年，也就是1592年，袁宏道终于中了进士，但没有马上出来当官，而是回家继续读书。1595年，方才出任吴县县令；可不久又辞官，走吴越，游西湖，爬天目，着实痛快地游荡了好一阵子。1598年，袁宏道入都就选，授顺天府教授。这时，兄弟三人都在北京，相聚讲学，对李贽思想学说的“尚欠稳实”有所反省，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1600年，请假归里，不想再当官了，与名僧游于乡里。六年后，也就是1606年，顶不住家里的压力，又重新出道，可早已意兴阑珊。1610年定居江陵沙市，同年9月去世。

与一般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不太一样，袁宏道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当官不太感兴趣。不是被罢黜，也很难说怀才不遇，从中进士后，就一直犹犹豫豫，出，还是不出。当两年官，没兴趣，打道回府；在家待腻了，熬不住，又重新出山。这么出出进进，折腾了好几回。就像《甲辰初度》诗所说的：“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也难从。”出世也不是，入世也不是，矛盾得很。

念中国文学的，很容易发现，鄙薄官场，表彰隐逸，是我们的一大传统。跟这相联系的，那就是对于金钱的蔑视。你要是在诗文中摆阔，说你如何有钱，没人看得起。相反，哭穷，没人敢嘲笑。因为，“君子固穷”；而且，“诗穷而后工”。是否真的如此，那是另一回事。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你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反正，鄙薄金钱与权势，是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老是出出入入，纠缠不清？钱伯诚的《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二十一，收有《兰泽、云泽两叔》。信里提到，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山中的乔松古木；而当年隐居山中时，又以一见京师为快。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繁华的都城与古朴的乡村，互相移位，同样值得怀念。信中又说：

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

这比由于钱锺书的小说而广为人知的“围城”之喻，更为形象，也更精彩。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这是各自所处位置，决定了其对于另一种生活的向往。现在不是这样，树上树下由你挑，你在哪个位子上都不满意。这里说的，有些是人性的问题，比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才高气盛、感情丰富的，大都会有这种困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有些则是基于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比如如何看待官场，以及如何解决“寂寞”与“喧嚣”之间的矛盾。

在吴县县令任上，袁宏道给朋友写了好多信，抱怨当官实在没意思。初次为官，就是一个实缺，按理说，应该感觉不错才是。诸位必须明白，同样是当官，实缺和虚衔，地方官与京官，大不一样。比如说，他后来到北京来当顺天府学的教授，又迁国子监的助教，这些都属于名声很好，但没有实权，油水不大，类似今天在政协当干部一样。这和在江南富庶之地吴县当县令，是两回事。一般人对于如此肥缺，应该是乐滋滋的，可袁宏道却是满腹牢骚。读读这些信，你就知道什么叫“文人”。

先看收入《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的给沈广乘的信，他说：“人生做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只听说过贫下中农的生活“牛马不如”，没想到当县太爷的也这么抱怨 （学生笑） 。为什么？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你说苦不苦？上级要来检查，过往官吏必须迎送，加上还有很多文书需要处理，对于悠闲懒散惯了的文人，感觉实在是不堪其苦。主要还不在于劳顿，而是难看的嘴脸。对付簿书，需要“一副强精神”；见到钱谷，需要“一副狠心肠”，这也都罢了，最难的还是官场是非。见到上官，需要“一副贱皮骨”；见到过客，需要“一副笑嘴脸”。如此当官，了无生趣。在同样收入卷五的给丘长孺的信中，袁宏道说得更难听：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所谓“过客”，当然不是一般的旅人，不是直接领导，就是同级官吏，或者有什么特殊关系，再不就是著名人士。吴县县令级别不高，地方又很重要，大家都来游览，难怪其苦不堪言。见到过往官吏，不知道哪天用得着，全都不敢得罪，像妓女一样 （学生笑） 。这说法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至于像守官仓的小吏一样，整天算计；像保山婆，也就是媒婆一样，老是絮絮叨叨，可那是你分内的事，谁让你“食君俸禄” （学生笑） 。你说，官当得这么累，一点意思都没有，人间恶趣，一身尝尽。那么我问你，怎么当官，才不算委屈？到底是官场的规矩不好，还是你自己心态有问题？

说到“官场规矩”，不完全是明末的问题。诸位还没真正进入社会，也就不太了解所谓的官场。古往今来，有些备受非议的“官场规矩”，坚如磐石，你可以诅咒，但撼不动。比如上下级的关系。如果你对待上官，不是以“奴”的身份，而是以“主”的口气，都像李白那样“傲视王侯”，那肯定有问题。只是抱怨“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不反省你把上级当听差，那不行。官场和文坛就是不一样。在文坛，你才气大，可以傲视天下；在官场，官大一级压死人 （学生笑） ，不管哪个朝代，都是如此。这种不认才气认官衔的规矩，对于自恃清高的文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所以，文人气太浓的，太清高的，一般当不好官。你可以想象，希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县令，碰到如此官场规矩，能不叫苦连天？

孟浩然《归故园作》：“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闻一多《唐诗杂论·孟浩然》引述孟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然后进一步发挥：“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闻一多全集》第三卷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可这也有问题，到底中国文人想不想当官？有一次，在国外讲学，一位学中国文学的博士，就这么问我。因为，念中国古代诗文，确实很矛盾，又怀才不遇，又“不为五斗米折腰”。真当官，真归隐，这都好说；问题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都是一边当着官，一边嚷嚷，我要归隐了，当官真没意思 （学生笑） 。人家不禁追问，这样的官员，合格吗？你整天想着“采菊东篱下”，处理琐碎的日常事务时，能否尽心尽责，会不会草菅人命？当官要为民做主，不能老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命报君王”。读中国古代诗文，极少涉及具体的从政之道，大都只是表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以及对于官场的诸多不满。那么，人家就会问，以如此鄙薄官场的心态从政，能尽忠职守，治理好地方吗？念文学的，大都喜欢听骂官场的，似乎骂得越凶，越有良知，越值得表彰。而这些清高的文人，既混迹官场，又心系山林，是否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却很少考虑。倘若你在诗文中出谋划策，涉及具体政绩，人家会说你是法家，只懂刑名钱谷，缺乏道德关怀。我想提醒诸位，这样的论述框架，可能沿袭了传统文人的偏见。在我看来，只是表达忧国忧民之心，而不考虑具体实施方案，这样的“治国平天下”，效果很可疑。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中，鲁迅这样评说袁宏道：“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话。”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袁宏道。当初林语堂为了反对道学家的方巾气，刻意表彰袁中郎的闲适。反过来，鲁迅出于论战的需要，强调袁宏道也有愤恨与不满。这些都是事实，都有足够的资料支持。问题在于，哪些资料更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受鲁迅的影响，现在的学者们，大都喜欢发掘袁中郎的社会责任感，比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就找到了很多此类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一说袁中郎辞吴县令时，某宰相得知，曾慨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还有一则是，吴中人说：“此令近年未有，惟饮吴中一口水耳。”如此清白廉正，惟饮吴中一口水，可见其为吴县令，是颇有政绩的。有人甚至说，袁宏道识如王文成，也就是王阳明；胆如张江陵，也就是张居正，“假之以年，天下事终将赖之”。我们都知道，在明代政治史上，王、张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功勋卓著、当然也是争议很大的人物。将袁宏道跟这两人相提并论，说天下事可以委托给他，可见评价之高。可你仔细一查，这两段“美言”，一出自袁宗道，一出自袁中道。也就是说，说好话的，不是他哥，就是他弟 （学生笑） 。这样的言论，作为史料，是要打折扣的。明代文人喜欢拉帮结派，公安三袁也有这种嫌疑。三兄弟读书有得，互相支持，友情可嘉；可他们之间互相说的好话，当不得真。很简单，你把袁中郎“直牛马不若矣”之类的抱怨，与他兄弟称其如何尽忠职守，两相比照，就明白是否真的“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郭预衡先生引用的是袁宗道的《寄三弟》和袁中道的《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见《中国散文史》下卷248-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说袁宏道有很浓的文人气，对归隐山林更感兴趣，不等于否认他也有政治抱负——虽然不切实际，而且，也有牢骚与不平，并非整日悠闲。有几封袁宏道给朋友的信，很能说明他的趣味，故常被论述者引用。诸位知道，中国古代文人喜欢用书札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些书札，不太涉及日常事务，很大程度是在做文章。表面上是写给某个特定读者，实际上准备日后入集，是用心经营的。你会发现，了解古代文人的观念、情感和学识，序跋书札等甚至比正经的“策”“论”更有用。

这里想介绍的三封信，不但文章漂亮，思路也很奇特，值得一封封细说。第一封是写给徐汉明的，里面说：“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玩世不恭的，像庄周、列御寇、阮籍这种人，上下几千年，就那么几个；真的出世的，像达摩、马祖、临济这些高僧大德，世间也极少；至于那些谐世的，讲求仁义道德，学问亦切近人情，可就是用世有余，超乘不足。最后一种，那就是“适世”了：

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之人。

这种人，于世无大益，可也无大碍，贤人君子避之惟恐不及，但我却“最喜此一种人”。因其不必像和尚那样讲苦行，也不必像儒生那样讲仁义，尽可随心所欲，顺乎自然。

读这信，你会觉得，袁中郎活得很潇洒。可你再看看这一封，那是写给黄平倩的：“但每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这又是一个袁宏道，也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这是我当年从鲁迅那里学来的，用以批评林语堂之“以偏概全”。

第三封是写给苏潜夫的，也是我当年引用过的：“夫弟岂以静退为高哉？一亭一沼，讨些子便宜，是弟极不成才处。若谓弟以是为高，则弟之眼如双黑豆而已。”

好，我们把这些材料略为收拢，很容易发现，这位晚明文人，既讲闲适，也有苦闷，二者都是真的。尤其第三封，似乎别的学者不用，我却觉得很关键。这位整天谈闲说适的文人，并非“以静退为高”。反过来，你也不能以为袁兄整天“忧君爱国”。请看其《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中有这么八句：

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

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

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读中国文学，必须警惕对于文人挂在嘴上的“归隐山林”或“致君尧舜”做过度阐释。讨论文人的出世与入世，除了时局，还必须将其性情与趣味考虑在内，不要一律上纲上线。

文人的立身处世，在所谓的抗争与消极、进取与颓废、清高与世俗之间，还有好多的实际考虑。比如，决定文人的隐不隐，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经济条件 （学生笑） 。为什么袁宏道老在“为官”与“遗世”之间徘徊，隐一阵，又不隐了，跑出来当官？上一回讲到陈继儒时，我说到他作为隐士的生财有道。所谓“大隐隐朝市”，不只是观念问题，还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所以说，讨论中国文人的仕与隐，除了政治立场、道德境界、审美趣味等，还必须考虑同样很重要的经济实力。

传统中国文学里，经常可以看到三类形象，一是诗人，一是官人，一是商人。一般来说，诗人强调精神，官人注重权势，商人炫耀金钱。在这三者之间，念中国文学的，一般最鄙薄的是商人，最推崇的是诗人。可实际上，明代中叶以后，商人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多情况下，是商人的金钱决定着社会风气乃至审美趣味。有一点请大家注意，晚明的隐士并非政治上的反对派，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也不能吃苦，他们极力追求“雅致的生活”，决定了其或明或暗地受制于金钱或商人的趣味。陈继儒是这样，袁宏道也是这样，这与上古或中古时代的隐士，比如桀溺或陶渊明，全都不一样。

孔子使子路问津，耕田不辍的桀溺答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 3L/B/IZIYiPTHe5TySNRXuPPTgL50hDoDPTgTsyjnsIqYcqCp60eR/3Mz1vw3t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