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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公安三袁，尤其是“老二”袁中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会提到他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我编《中国散文选》，“导言”及“小传”部分，关于袁宏道（1568—1610），主要谈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袁宏道强调时代变迁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反对泥古，主张创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李贽。公安三袁的求新求变，强调“独抒性灵”，有“童心说”的影子。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弟宏道、中道齐名，并称公安三袁，有《白苏斋集》。不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宗道转而推崇清新畅达的白居易与苏轼，名其斋曰“白苏”，以自别于时流。正如钱谦益所说的，“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道”则）。
第二，公安三袁，大的文学主张一致，只是具体到为人为文，仍有不小的差异。相对于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袁宏道更讲求“韵”和“趣”。
袁中道（1570—1626），字小修，有《珂雪斋集》。黄宗羲品评小修文，有一妙语，可助理解公安文章之“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珂雪之文，随地涌出，意之所至，无不之焉。冯具区云：‘文章须如写家书一般。’此言是之而非也。顾视写家书者之为何人：若学力充足，信笔满盈，此是一样写法；若空疏之人，又是一样写法，岂可比而同之乎？珂雪之才更进之以学力，始可言耳。”（《明文授读》卷二十七）
第三，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里，表扬袁中郎有“涤荡摹拟”之功，同时批评他“机锋侧出，矫枉过正”，称此举流弊丛生，致使晚明文章越来越猖狂。这一论述思路，日后影响很大。
第四，所谓“矫枉过正”，其实是袁宏道自觉选择的论述策略。刻意追求惊世骇俗，一般人都说唐诗了不起，我就告诉你“唐无诗”；一般人都说秦汉文章特棒，我就坚称“秦汉无文”（《与张幼于》）。这种发言姿态，既成就了他早年的高名，也使其日后备受非议。中国人普遍讲求“修辞立其诚”，如果大家觉得你是怎么痛快怎么说，还怎么信你？这种注重讲话姿态，迎合大众趣味，我怀疑跟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关。有一点可以帮助大家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及文化批评，跟20世纪80年代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发言时到底是讲求“诚意”呢，还是注重“效果”。如果是后者，那么，“矫枉过正”确实是不二法门。
我第一次认真面对袁中郎，是在十六年前。那时，刚到北大念博士生，年少气盛，说话写文章，全都没轻没重。当时关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选择林语堂作为研究个案。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作《四十自叙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那时，林语堂办《论语》《人间世》，提倡“闲适”与“幽默”，在文坛影响很大。后来，他用英文撰写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在很长时间里，讲现代文学史，要么不提林语堂，要么持批判的态度。我因为对晚明感兴趣，比较容易理解林语堂的立场，写了几篇文章，算是给他做一点平反工作。真没想到，不到十年，竟又兴起“林语堂热”。几年前，重刊旧文时，我加了个按语，大意是说，当年文章发表后颇获好评，只有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老同学说他不喜欢，为什么？用逞才使气的办法批评人家的逞才使气 （学生笑） 。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林语堂的文章，有时显得轻佻；我用同样的语调来批评他，表面上痛快淋漓，实际上对历史人物，缺乏一种温情与体贴，失之刻薄。
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卷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读现代文学的同学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小品文、关于闲适的论争。按鲁迅《〈自选集〉自序》的说法，新文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继续前进。研究者一般认为，鲁迅是代表继续前进的；至于退隐的，则包括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和钱玄同等。1927年国共分裂后，政治形势陡然紧张，很多话不能说了，文人们于是由“叛逆”变为“闲适”。按照这个思路，所谓“闲适”，意味着放弃责任，逃避现实，躲进自家的小楼，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当初我论林语堂，大致也是这个调调。
其实，“心情半佛半仙，姓字半藏半显”（李密庵《半半歌》），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这种心态，在传统中国文人中十分普遍。所谓“出家前做，似和尚诗；出家后做，似秀才诗”（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39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现象也很普遍，不限于某位清代诗僧 （学生笑） 。借用杨诚斋诗句，那就是：“袈裟未着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现代作家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有这么一句妙语：“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要去做和尚。”（学生大笑）而弘一法师（李叔同）之所以特别受人崇敬，除了其“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更因持律极严，真应了《古槐梦遇》中的另一句：“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曾祖父为清代著名学者俞樾。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18年参加新潮社，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开始和胡适、顾颉刚讨论《红楼梦》。1923年起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56年后转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遭受错误批判，30年后始得正式平反。作为学者的俞平伯，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辨》《论诗词曲杂著》等；作为文人，俞平伯的主要成绩在散文，有《杂拌儿》《燕知草》《古槐梦遇》《燕郊集》等。
面对不能不想当和尚，但又很少真的当和尚的中国文人，我的论述框架来自鲁迅。在关于林语堂的文章中，我提到陶渊明并非整天飘飘然，袁中郎也自有他的苦闷；所谓的“闲适”背后，隐含着焦虑、屈辱与抗争。后人谈论袁宏道或者晚明小品，比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等，也大都袭用这一思路，只不过材料更丰富、论述更精致而已。
好，那么就让我们就从袁中郎的出世和入世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