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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给陈继儒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其实，陈继儒在哲学上不如李贽，文学上不如袁宏道，才气不如徐渭，绘画不如董其昌 （学生笑） 。他不是这些方面的最佳选手，要选什么“梦之队”，很可能轮不到他。但有一点，他把晚明文人的众多特点凝聚起来，把晚明文人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人格化，因而成为晚明山人的最佳标本。大家一提到晚明山人，或者晚明的江南文人，谁最合适作代表？很可能是陈继儒。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特漂亮，也不是他的绘画特了不起，而是他的姿态代表了晚明文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
陈继儒写了很多书，名气很大。但在我看来，没有特了不起的好文章。为什么这么说？从魏晋清言走向唐宋文章，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在晚明，将文章散为清言，对文人聊天很有意义，但对于文学事业来说，却不是好事情。魏晋文人的清谈，直接促成了思想的活跃、文章的通脱、语言的考究，以及对空灵境界的追求等。但陈继儒的文章，却大都是一段段“锦言”集合而成。诸位读到的《中国散文选》里的这三篇，还是我挑出来的比较完整的“文章”。像《花史跋》那样的东西，能看出一个人的生活趣味，可作为文章，却不够精致。在我看来，陈继儒的众多书里，有“清言”，没“文章”。或者说，有警句，有隽语，但没有精心结撰的好文章。回到清人对他的批评——“好逞小慧”，这是有道理的。有才智，有悟性，但过于欣赏自家的小聪明，并且迫不及待地将它表露无遗。这在晚明小品文家中，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最突出的，还是陈继儒。你会发现，在陈继儒的书里，一句一句摘，可以摘出很多精彩的句子。可是要找到一篇近乎完美的好文章，可就很费斟酌了。就文章而言，陈继儒是典型的“有名句，无名篇”。
另外还有一点，这种“好逞小慧”，一开始读的时候很新奇，但读多了可就腻了。为什么不适可而止，非要等到人家读腻不可？这就牵涉到前面所说的，这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作为生活态度的“悠闲”，一旦成为一种标榜，一种劳作，很容易变味，即变成一种谋生手段。清风明月，以及对于清风明月的鉴赏，自家领受就是了，用不着到处跟人家说。如果整天对人家说，我生活在清风明月中，多么惬意，多么悠闲啊，那这种“悠闲”本身便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我嫌他过于注重对于悠闲的表达，乃至有贩卖自家悠闲的嫌疑。
陈继儒性情好，待人温和，经常有人去他的山庄里参观，跟他聊天，他都热情接待。你想想，这差不多都变成旅游观光项目了（学生大笑）。我总觉得，这种悠闲背后，还是有一点不太自在的东西。比如说，对悠闲姿态的讲究，对自家高洁形象的苦心经营，同样是一种不自在。名分可以摆脱，官职可以不要，经国大业可以卸下，可就是放不下“悠闲”的身段。有时候我想，陈继儒在刻意营造悠闲的山人形象时，会不会失去真正的自由？
第三点，作为晚明流行文化的制造者，陈继儒的生活姿态和作品集是互相对照的。陈继儒的书好销，与陈继儒的逸事广泛流传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他的生活也是作品。也正因如此，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岩栖幽事》等“畅销书”在流行的同时，会失去它本来新奇的意义。一篇文章里，有一两个警句，特提神；要是满篇都是警句，这文章肯定好不了。陈继儒的文章，就有这毛病，把好多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地点所需要的佳句叠加在一起，反而冲淡了原来的新奇味道。初读陈继儒的书，你可能特别兴奋，就像林语堂说他读袁中郎文章时的感觉——“喜从中来乱狂呼”。可是读多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新奇套子”有时候挺让人讨厌的。
林语堂《四十自叙诗》：“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参见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有利于解构传统中国文人的假面具。也就是说，一千多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这儿，基本上变成一种生活资料的谋求。这个过程的形成以及中断，很值得关注。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出于对明亡的痛心疾首，对晚明江南文人有很刻毒的批评。加上清廷查禁“好逞小慧”的山人及其小品，中间一隔就是两百多年。到了晚清以后，又是这一块地方，又是这一批文人首先动起来了。我说的“这一批”，是指这一种类型的文人，在上海以及江浙等地重新崛起。也就是说，晚明江南文化中那种“消解正统”的能力，在晚清又出现了。
在我看来，对于建功立业、对于封侯拜相的淡忘，是晚明文人生命形态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当然，在消解正统的同时，能否建立起什么，则又另当别论。所以，我想借这两个人——一个是用自以为正确的理念来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即正面抗争的李贽；另一个则抽身而退，另外营造自己的小世界，那就是陈继儒——代表晚明两种不同的文人类型。
当我谈陈继儒的时候，固然说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可也隐含着我对晚明江南文化，尤其是文人心态的理解。大概十年前，我在某篇文章中稍微涉及中国文化的“南北”问题。有一次和余英时先生聊天，谈到所谓的“京海之争”，应该上推到明代。当然，那时的“海”不是上海，而是江南。我们所说的南北学术、南北文化，可以从六朝讲起。但真正形成今天京海对峙格局，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风等差异，很可能从明代中期就已经凸显。这样的话，讨论陈继儒和李贽，就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角度。李贽和陈继儒，这两个人的思想及文化立场很不一样，但还有一点差异，同样值得注意。李贽是泉州人，中进士后到过云南当官，后来在湖北的黄安讲学，晚年寄居北京郊区的通州，一生行踪，主要不在江南。而陈继儒呢，一辈子没有走出扬子江和钱塘江之间。我们所说的江南，主要指的就是这一块，广东、福建不在内。与今日的“海派文化”渊源极深的“江南文化”，在晚明时已经相当成熟，由此养成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值得我们关注。诸位有兴趣的话，不妨试试。
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回谈袁宏道。下课。
范希文云：“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余以茶星名馆，每与客茗战，自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窥见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则屑饼作团矣。黄鲁直去芎用盐，去橘用姜，转于点茶全无交涉。今旗枪标格天然，色香映发，为冠，他山辅之，恨苏、黄不及见，若陆季疵复生，忍作《毁茶论》乎？江阴夏茂卿叙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觞政不纲，曲爵分愬，呵詈监史，倒置章程，击斗覆觚，几于腐胁，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指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醉乡网禁疏阔，豪士升堂，酒肉伧父，亦往往拥盾排闼而入。茶则反是。周有《酒诰》，汉三人聚饮，罚金有律，五代东都有曲禁，犯者族，而于茶，独无后言。吾朝九大塞著为令，铢两茶不得出关，恐滥觞于胡奴耳，盖茶有不辱之节如此。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试以我言平章之，孰胜？”茂卿曰：“诺。”于是退而作《茶董》。
（续修四库全书《陈眉公集》）
东坡云：“山川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此善适山川风月者也。
予谓园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与足所到为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领，虽有园，无园矣。设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离娄之睫，则园于顷刻判为大小。非园之俄大俄小也，目与足之所到异也。然园之权在目与足，而目与足之权在我。我者不适，则虽大士之千目，韦驮之日扰四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与足何有哉？
先生解学士之绶东归，治园二亩，以息躬。树无行列，石无位置，独一小阁出于树稍竹篠之间，玲珑翕张，以收四面之胜，先生蓝舆造之，日偕故人、鱼鸟相与咏歌，以共适其中。盖世之雕镂奇丽之观，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云物之变幻，草木之郁蒸，则若先生之学问名节，日引月长，所谓“生则恶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适园而不以园适我，故杖履所至虽撤土卷石，宛若五岳砺而五湖带焉。
今先生八十余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与足矫若少年，而又与性之善适者会，则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闲也，岂减香山之池上司马之独乐哉？嘻！古今之园多矣！然皆化为落蕃蔓草，惟二公之荒陂遗迹至今人称之，将无为世欣慕者，不独在园乎？知此而后，可与先生谈适园矣。
（续修四库全书《陈眉公集》）
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古之名贤，独渊明寄兴，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篱落之间。东坡好种植，能手接花果，此及之性生，不可得而强也。强之，虽授以《花史》，将艴然掷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复好焉，请相与偃曝林间，谛看花开花落，便与千万年兴亡盛衰之辙何异？虽谓“二十一史”，尽在左编一史中可也。
（四库全书《花史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