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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蒋士铨撰有传奇《临川梦》，在第二出“隐奸”中，陈继儒的上场诗是：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又字清容、苕生，号藏园，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但主要仍以杂剧和传奇的创作著称于世，其收录《临川梦》等的《藏园九种曲》，在中国戏剧史上有一定地位。主要戏曲及诗文均收入《忠雅堂全集》。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除了这首上场诗外，在这出戏里，陈继儒还自称，“并非薄卿相而厚渔樵”，而是想要“借渔樵而哄卿相”。下面还有一句：
费些银钱饭食，将江浙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分门别类，凑成各样新书，刻板出来。吓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称瞎赞，把我的名头传播四方。而此中黄金、白镪不取自来。你道这样高人隐士，做得过做不过？
蒋士铨对陈眉公的讥讽，除了“妆点山林”，还有“獭祭诗书”，即请了一些江浙地方的穷老名士来家里抄书摘编，印出来哄骗读者，获取金钱，像这样当隐士，当然很舒服了。
参见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92—10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卷231—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对于这个指控，尤其是前面的“妆点山林”，以及“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几乎所有讨论陈继儒的论著都会引用，只是解释不一样而已。举两个例子：一是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说这几句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另外一个是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里面说，如此讥讽，未必尽得其实，因陈继儒也有积极用世之意。在谈陈继儒的那一节里，郭先生专门摘了许多陈继儒的用世之言，证明他是如何关怀民间疾苦。可是从晚明到现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陈继儒，并不以积极用世为特色。
中国文人一般都会有很多侧面，读他的文集，必须抓住关键，才不至于误解。记得咱们北大的一位老先生说过，读书要见其“大”；不然的话，中国文史资料那么丰富，什么东西找不到？就是人造卫星，我也能给你找出来 （学生笑） 。资料丰富，加上诗无达诂，真的是必须把持得住，防止过度诠释。郭先生的《中国散文史》，是到目前为止部头最大、资料最丰富、最值得参考的一部散文研究专著。但有一点，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掘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所以，对每个散文家，他都力图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在我看来，从忧国忧民的角度来解读陈继儒，即便读进去了，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不过，像吴承学那样，完全认同蒋士铨的讥讽，我也持怀疑态度。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属江苏）人。博通经史，能诗擅文，当时极负盛名，俨然文坛领袖。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另编有《列朝诗集》，既保存有明一代文献，所撰各家小传也多精辟见解。牧斋才学盖世，但清兵南下时率先迎降，历来被视为贰臣，于名节有亏。近人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凸显钱氏晚年著书不忘故国旧君之微旨，并表彰其反清复明志向，进而要求世人“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柳如是别传》9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这种对于陈眉公“妆点山林，附庸风雅”的讥讽，清初的钱谦益有言在先。因此，就让我们从钱谦益说起。在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一个《陈征士继儒传》，我略为介绍一下。
在叙述眉公“取儒衣冠焚弃之”“结隐于小昆山”时，添上一句“妙得老子阴符之学”。请注意，钱谦益特别指出陈继儒对老子处世哲学的领略，这是第一点。第二，讲到陈眉公跟董其昌的关系。董其昌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家，对中国书法及文人画传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陈、董二人都以书画名家，并且互相推崇。这里说，陈继儒的书画“妙绝天下”，从城镇到乡村，到处都充斥着陈继儒的作品，酒楼茶馆里甚至挂他的画像。第三是说他“名达京师”，很多大官推崇他，在皇上面前不断提及，因此皇上好几次征用他，他都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谢了。最后活到八十多岁 （学生笑） 。第四，“短章小词，皆有风致”，特别适合于“妆点山林，附庸风雅”。他的小东西写得很有风致，很有情趣。当钱谦益说陈的著作可以“妆点山林，附庸风雅”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嘲讽，而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定位。有人说他特了不起，那是胡说；反过来，说他一无是处，也不是通人之论。他的作品自有其价值。第五，他跟同时代的文人不太一样，他是“享高名，食清福”的。最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招集好多穷老名士编书之事。“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就是说，他把那些有文化但又“不达”的读书人，请到自己家里来，给他们分派任务，让他们编书。具体说来，就是把各种书里的“清言”收集起来，条分缕析，汇集成册。这种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很多人“争购为枕中之秘”，因此，眉公之名倾动四海。这里有一点必须先做辩解，不是因为编了这些书，使得眉公天下闻名；而是反过来，因为他有大名，书商想借他的名卖书，所以才会允许他请那么多的穷老书生来做事。
这个事情，在蒋士铨的《临川梦》里，是作为笑料的；可《南吴旧话录》里有另外的说法。说他得了高名后，看到老朋友很不发达，便请他们到家里来住，然后找出四方征文润笔的请托，对他们说，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请你们替我“一偿文债”吧。这样，就把稿酬分给他们，那些人当然很高兴。他的孩子问，你为什么不明说送他们钱？陈继儒说，我的文章别出机杼，别人是模仿不了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他们拿钱的时候受之有名，不会伤害自尊心。你看，这个说他如何仗义，那个说他如何寡廉鲜耻，霸占别人的知识产权 （学生笑） 。其实，没必要把陈继儒的这种做法说得太卑鄙，更没必要说得很高尚。在我看来，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这是一种互利，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双赢” （学生笑） 。
为什么这么说？谈论陈继儒，必须把商业因素考虑在内。因为，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清高的文人，也不是拿皇家俸禄的官吏，而是一个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靠市场生活的山人。他要赚钱，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点商人习气，也不难理解。虽然我们说，上海开埠才一百多年的历史，可江南一带，历来比别的地方更擅长商业经营。陈继儒很清楚他在干什么，既要得名，也要得利，名利之间必须形成良性循环。像《南吴旧话录》那样，说陈继儒这人特仗义，赚了钱有了名后，能拉哥们儿一把 （学生笑） ，这我不太相信。他的这种做法，说不上多么高尚，但也说不上特剥削，只能说是市场规则促使他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当然，编什么，怎么选，还是能体现陈继儒的眼光的。现在挂名陈继儒的著作很多，好多并不是陈继儒亲自做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些书大致的风格还是一致的。
好，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把神圣的文学，降低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把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变为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对他的得和失，看得比较透。这可不是我故意在嘲笑他。在《岩栖幽事》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古代的隐者大都亲自去耕种，可我身体不好，筋骨薄；古代的隐者会自己去钓鱼、去打猎，可是我不愿意杀生；古代的隐者，他们家有良田百亩，可是我出身贫瘠；古代的隐者能克制自己，尽量节省，可我不耐饥寒 （学生笑） 。有这四个不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著书以谋生。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岁屡试不第，三十八岁始中进士。晚年辞官讲学，开一代新风。乃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再加上其文古奥奇崛，其诗瑰丽雄阔，对晚清的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诸位听了这句话，很可能觉得不新鲜，因为诸位肯定记得龚自珍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可陈继儒的“著书都为稻粱谋”是真的，不像龚自珍那样寓有悲愤之意，也不跟“避席畏闻文字狱”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我看来，陈继儒安于此道，把这种生活方式安排得非常妥帖。
在我这本《中国散文选》的序言部分，我提到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文人再三嘲笑陈继儒“形同商贾”，这其实不太准确。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的。可是请大家注意，明中叶以后，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余英时先生有本书，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专门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及其与传统宗教伦理的关系，基本理路是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的，但有很多发现，这书值得一读。至于像陈继儒这样，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官僚，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候补官僚也不是，诸位想想，他靠什么生活？不耕不宦的陈继儒，何以能够自食其力？也就是说，所谓“形同商贾”，其实正是山人们摆脱正统意识形态的基本动力。
“商人恰好置身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榫之处，因此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比较容易看清儒、释、道三教究竟是怎样发生影响的，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一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有两极化的倾向，或者偏向‘纯哲学’的领域，或者偏向‘造反宗教’。这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国史的格局上面。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大片重要的中间地区仍是史学研究上的空白。商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中间地区实占有枢纽性的地位。”（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5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追问不耕不宦甚至也不直接经商的陈继儒，到底何以为生，谈论这个问题，必须将晚明江南经济生活相当活跃这一点考虑在内，这是第一；第二，晚明江南“附庸风雅”的时尚，造就了一大批陈继儒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第三，晚明出版业的发达，保证了生产—消费过程的畅通无碍。我们都知道，陈继儒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编书，这种寻章摘句，如果产销对路，真是一本万利。在这里，市场是最重要的，个人才华倒在其次。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科大学生业余打工，主要任务是编书，据说是一把剪刀走遍天下 （学生笑） 。报纸上说，某大学的学生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我有点怀疑；但不少大学生“为稻粱谋”而编书，却是确凿无疑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回过头来，你就很容易理解陈继儒带着一帮穷老书生的“工作”。只是那时候不用剪刀，而是用毛笔，摘摘抄抄，然后交给出版商。
选择什么资料，以及如何编排更好推销，这里当然有个人的眼光在，但最主要的还是对于市场的把握。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内，你就会明白，近年很时尚的说法，即“晚明文人的独立人格”，必须打点折扣。山人的独立人格，很大程度依赖于出版业。当然，要是从独立于朝廷，不必以进入官场为唯一出路，或者说从“学成文武艺”而不必想方设法“卖与帝王家”这个角度，这么说也还可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与其刻意拔高这些文人的“光辉形象”，不如承认这是晚明江南出版业兴盛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