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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所谓“异人”，不外异于常人。可李贽的标举“异人”，是相对于传统的“中行”而言的。也就是说，他把“异人”解读为不理会社会常规的英雄、豪杰、狂者、妖人等。所以，思想史或文学史家一般都会从“异端”这个角度来谈论李贽。在李贽看来，那种依违，那种乡愿，是最不可取的。所以，他的发言立意，都是用一种极端的姿态来对抗主流社会。当然，这与李贽读书时别具手眼，能在常人认定毋庸置疑处发问，大有关系。
在《焚书》里，有一篇《读书乐引》，说的是天幸生我手眼，使我读书的时候，能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东西。古往今来，读书论世，有人能见到皮面，有人能见到体肤，有人能见到血脉，有人能见到筋骨，而我呢？能洞见五脏，深入骨髓。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别人一般看不到。这就涉及上节课提到的《焚书·杂述》中专论“识力”的那一则。那篇文章里，再三提到他过人的“胆力”，确实是有自知之明。有他那种眼光的，天下不止一人；但有深邃的目光而且用激烈的口吻把它表达出来，这才是李贽的特点。所以，仅仅说他能洞察五脏六腑，还不够；必须说，用淋漓尽致的语调，把这种“明察秋毫”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不惜得罪天下人，甚至有点故意向天下人的常识挑战的味道，这才是我们赞叹不已的李卓吾。正因如此，我们说他是“异端”。
“龙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龙湖遗墨小序》）
而陈继儒的“标新立异”，则是另外一个路子。他也说“异”，但他的“异”只是异于常人。在他那本最负盛名的小品集《岩栖幽事》里，有一段自述，说他喜欢读异书，焚异香，且终生布衣，故客曰：“此亦天壤一异人。”其实，晚明文人中，读异书，焚异香，此乃常态，没什么了不起的。之所以敢称“天壤一异人”，主要在于终生布衣、傲视王侯这一点。换句话说，陈继儒在晚明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一布衣而得天下大名。
他也不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在两次赴考失败后，当机立断，急流勇退，过起隐居生活来。其实，考两次没考上的多得很，没什么好害羞的，尽可屡败屡战。在明代社会里，读书人的正途，当然是科考。两次三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下去，一直考到老。就像归有光，虽然科场上不太顺利，最后也还是在59岁那年中了进士，好歹也当过一任县令。李贽虽然反叛，早年也曾科举得志，当过好几年京官，还出任过云南姚安知府。像陈继儒那样，聪颖过人，读书有得，而又不愿去谋取一官半职的，确实很少。
在29岁那年，看透了科考把戏，陈继儒随即放弃举业，转而隐居昆山之阳。这个故事，后来被不断传颂，因而广为人知。我要追问的是，隐居昆山的陈继儒，在其后的五十年里，何以为生？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曾有过功名的隐君子，为什么能得享天下大名？对于陈继儒为什么选择隐居生活，后世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台湾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那本书里，引了陈继儒临终时的遗训，值得注意：
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
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
一般认为，像陈继儒那样勤于结交王侯，而又得到下层百姓的拥戴，有钱有闲，无官无职，是活得很滋润的“山人”。没想到临死前，竟冒出一句“履薄临深”。于是，陈万益先生进一步发挥：时世艰难，眉公只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苟全性命于乱世。
有两个例子，可以支持这一说法。陈继儒和东林党人顾宪成是好朋友，但顾宪成组织东林讲社时，他敬谢不敏。另外，魏忠贤的党羽在南京为魏忠贤建生祠，让有名的文人写文章，他也拒绝参加。你会发现，在有可能惹是生非的大事情上，他全都尽量往后退，避免湿了鞋子。所以，如果算总账，既无功，也无过。如此“履薄临深”，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发言，借以保持生活的安定与心境的平和，使陈继儒看上去不像一个不满现实的“隐士”，而是平和静穆的“逸民”。正是出于对平静安逸生活方式的主动追求，他屡征不起。这一点，跟我们所熟悉的唐人借隐为名，最后变成终南捷径大不一样。
陈继儒的特点，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坚卧不起。也就是说，真隐，而不是把“隐”作为一种获取功名的途径。第二，关怀地方。这是好多传记里提到的，值得注意。对朝廷大事不感兴趣，对地方的社会生活颇为关注。第三，一艺在身，自成事业。凭自己的手艺吃饭，比如说，他的书画鉴定，他的诗文，以及编纂畅销书 （学生笑） 。这是真的，下面我还会说到，他凭什么生存，而且活得很滋润，还能接济穷苦的秀才们。比如，他跟董其昌是好朋友，互相推崇，对文人画传统的形成有贡献。作为文人，陈继儒自有特长，可“学成文武艺”后，不再“卖与帝王家”，而是卖给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的平民百姓、缙绅富豪以及地方官吏。这么一来，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手艺人”，而不是传统中国读书人那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伟大想象。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虽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主要贡献在书画艺术。其讲究笔墨，轻视写实，标榜士气，推崇南宗等，对明末清初的书坛画坛影响极大。谈诗论画、记游记事的《画禅室随笔》，除完好地体现了其艺术观念，文字也清新澹远，饶有趣味。
以上三点，乃陈继儒安身立命的基本态度。不过，我不太同意这便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因为，嘉靖至万历年间，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读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年间，名士少有全者，所以会有嵇康、阮籍那样的表达方式。陈继儒的朋友，除了反魏忠贤的，比如东林党人，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外，大都还活得相当舒心。因此，眉公的“如履薄冰”，与其说是害怕政治迫害，不如说是注重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得罪各种现实的与潜在的“衣食父母”。这一点，下面还会涉及。
在《檐曝偶谈》中，陈眉公说了一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晚明著名的山人。“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如何理解？不妨以《中国散文选》里的这则《花史跋》为例。
先看开篇：“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有三种人，不可能享受野趣、花果、草木。为什么？像牧童、樵夫，他们整天在山里面，不能享受野趣，那是为生活所逼。他们整天想的是怎么赚钱来养活自己，根本不会考虑你文人欣赏的野趣。你跟樵夫说，这儿的山林很漂亮呀；或者跟牧童说，你真幸福，很悠闲嘛，这都是鬼话。二十多年前，我到过肇庆的七星岩，那儿的山水挺漂亮的。当时，肇庆师专的同学接待我，我很高兴，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生活很幸福。”被他们嘲笑了一通。他们说，你不想想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外地人只看到山清水秀，不会问这里物产如何；而如果物产不丰饶的话，这里的人何以为生。
日后崛起的旅游业，使得“穷山恶水”迅速升值，这可是始料所未及。
另外，对于卖水果和运水果的人来说，即便水果坏了，也都不敢尝。你说他为什么不尝鲜？还不是为了生活。要是水果都被自己吃了，那还怎么赚钱。所以陈继儒说，这些牙贩菜佣，没办法了解水果的味道。
第三种人，“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园里种了很名贵的花木，但是无法鉴赏。不是没钱，而是没这个心思；贵人整天想的，或者是官，或者是钱。而享受花草树木，需要有悠闲的心境。
陈继儒在这里想说的是，两种人不能悠闲：一种为生活所迫，没办法悠闲；另一种则为金钱、功名、利禄所诱惑，同样没办法悠闲。偶尔瞥上一眼，也会很高兴，但无法真正进入花木的世界，不能真正地理解野趣，或者说体会大自然的神韵。
《花史》是陈继儒的朋友王仲遵撰写的一本书，二十四卷里面专门讲古今谈花种树的韵事。陈继儒在《花史题词》里提到，这书可以当农书读，可以当种树书读，读此史者，可以长世，可以经世，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但如果是肉食者，可就不能解其味了。接下来说，如果你性情相近，又整天仰卧在树林中间，仔细地观看花开花落，把它跟千万年的兴亡盛衰等同起来理解，那么，二十一史就和我眼前这册《花史》是一样的。这里所表达的，是晚明山人鄙视政治、追求田园趣味的生活理想。因而，他特别强调，两种人——一类为生活所迫，一类为富贵所诱——都不能够真正理解田园的情趣。
张潮（1650—？），字山来，号心斋，安徽歙县人。天性好奇，博雅为趣，曾将各种杂学汇集成《昭代丛书》《檀几丛书》。另外，辑《虞初新志》，撰《幽梦影》等。
这个思路，后来被很多人接受。清初的张潮有句名言：“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这两本书里面，将此“悠闲”理论发挥到极致。而且，林语堂还企图用它来医治美国人的忙碌。这两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用道家哲学，用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批评美国人或者西方世界对于日常生活的缺乏鉴赏。当然，在具体论述中，未免把中国人给理想化了。比如，其中一节的标题是：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 （学生笑） 。诸位都知道，现在的中国人，可没那么多悠闲。但是，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尤其是明清的江南文人，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精致的。后来因各种条件变化，比如战乱，比如朝代更换，比如社会变迁，文人生活日渐贫困；到了需要为日常生活而奔波，自然悠闲不起来了。以后呢，这种所谓“精致的生活”“伟大的悠闲”，基本上就失落了。到了最近十年，温饱问题解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下班后急急忙忙去跳舞，或者假日里紧紧张张去旅游。所谓的“休闲”，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可大致说来，有了“休闲”的行为，但仍缺少“悠闲”的心境。
另外，林语堂遵循陈继儒、张潮的思路，再三提到，悠闲和隐逸不太一样。可以说，隐士主要是指一种心态，一种气节，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至于有无高深的文化修养，无所谓。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闲人”，不只是心态，还有心境、财力、教养。所以，所谓的“闲”，是有文化的闲，有教养的闲。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悠闲”其实并不简单。
这样，把李贽和陈继儒对照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的“异”都是跟时世不和谐，跟世俗不同步。问题在于，陈继儒跟别人不一样，而能得享天下大名，得到天下人的喜欢，这就不容易了。要说陈继儒的“异”，主要是“异”在这个地方。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异”，其实是“同”，即它满足了一般人“逾规而不越轨”的心理需要。表面上是跟世人隔绝，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但这种姿态“无伤大雅”，并不挑战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接受，也都能欣赏。这与李贽的斗士姿态被普遍拒绝，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一般人认为，陈继儒隐居昆山，是出世的。但在我看来，他是颇为入世的。因为他洞悉世态人情，用出世的姿态来吸引一般公众，并因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再来看李贽，他老爱挑刺，批判伪道学等，如此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念，这才是不通世故。李贽到死的时候，还坚信自己“有益圣教”，被人家抓起来审判，还再三跟人家争辩。这使我想起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著名演讲中，提及嵇康、阮籍，说他们不是不信礼教，而是太信礼教了。回过头来看李贽，这位很入世的李贽，其实反而远离尘俗。
“魏晋时代，崇拜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以上，略为分疏李贽、陈继儒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