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唯有互联！

什么是人文主义（humanism） ？1983年，大卫·诺布斯（David Nobbs）在喜剧小说《套袋比赛的倒数第二名》（Second from Last in the Sack Race）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提问的场景是在“瑟尔玛什文法学校双性人文主义社团”（Thurmarsh Grammar School Bisexual Humanist Society）的成立典礼上——之所以说它是“双性”的，是因为它同时包括了女孩和男孩。一场混乱由此开始。

一个女孩首先发言，她认为这个词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想要逃离中世纪的企图。她由此联想到，一群积极向上且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主导着文学和文化上的复兴。这些知识分子都生活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各城，比如佛罗伦萨。不过，社团的另外一个成员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该成员认为，人文主义意味着“以和善的态度对待动物和事物，而且要常怀宽仁之心，寻访老人和古物”。

第三个成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回应，认为这是在混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第四个成员抱怨道，他们全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个人道主义者被他激怒了：“你居然把给伤病动物包扎、看护老人和古物说成是浪费时间？”

提出尖锐回应的那个成员接着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它拒绝超自然主义，把人类看成一种自然对象，并且肯定了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人类有能力运用理性和科学方法来获得自我实现。”这个定义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不过也有成员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之处：有些人实实在在地信仰着上帝，但他们也管自己叫人文主义者。等到典礼结束的时候，每个人的疑惑都比开始时只多不少。

其实，瑟尔玛什的学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困扰：因为他们全都是对的。就“人文主义”这个词所意指的最全面、最丰富的图景而言，他们每个人的描述都可以被囊括其中。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一直在践行、研习并信仰这个图景。

所以，正如那个提到非超自然生命观（non-supernatural vision of life）的学生所了解的，有很多现代人文主义者都更愿意过一种没有宗教信仰的生活，并且把他们的道德选择建立在同情心、理性以及对其他生灵的责任感上。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经总结过他们的世界观，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这部分意味着，虽然我在举止上与人为善，但并不会因此期待在死后获得任何回报或者惩罚。”

同时，另一个瑟尔玛什的学生指出，有些被视为人文主义者的人确实还保有宗教信仰。这么说也没有错。因为，只要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人们的现世生活和体验上，而不是去关注跟彼岸世界相关的机构、教义或者神学，我们就仍然可以把他们归类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的其他意义则跟宗教话题完全无关。比如说，人文主义哲学家会把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放在万物的中心地位，而不是把人碎片化为由语词、符号或者抽象原则组成的各种系统。人文主义建筑师会根据人类的尺度来设计建筑物，这种设计方式不会让居住于其中的人产生压迫感和挫折感。同样的，也会有人文主义医学、政治和教育，类似的还有文学、摄影和电影艺术。无论是哪种情形，个体的人才是人文主义的重中之重，而不是让人从属于某些更宏大的概念或者理想。此义更接近那位“人道主义”学生之所指。

不过，由第一个瑟尔玛什的学生所提及的那些生活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呢？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翻译、编辑书籍，教育学生，还与有识之士通信、辩难，升华智性生活，并广泛地著述论说。简而言之，他们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 的专家，或者可以称他们的研究领域为studia humanitatis，即“人学”（human studies）。根据这个拉丁术语，他们在意大利文里被称为umanisti，由此他们也是人文主义者。在美式英语中，这一称谓被沿用至今。许多人都赞同这种另类人文主义者的伦理旨趣，坚信教授和学习“人学”能够促进一种更加道德且文明的生活。信奉人文主义的教师仍然经常以现代的方式来思考这个话题。通过引导学生体验文学和文化，使其学会使用批判分析，他们希望帮助学生在面对他人观点时可以获得额外的敏感性，对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展开有更敏锐的把握，并对生活采取一种更加明智和富于思想性的态度。他们希望培养umanitas，该词是拉丁文，意思是人性 。不过，其言外之意还伴随着优雅、博学、能言善辩、慷慨和举止得体等。

宗教、非宗教、哲学、实践，以及传授“人学”的人文主义者——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有共性可言？答案就藏在本书的名字 之中：它们全都面向生活中的人类维度。

然而，这个维度是什么？我们很难为其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义。不过，它位于两个领域的中间地带，即物质世界的领域和某种有可能存在的纯粹精神或神圣领域之间。我们人类当然是由物质组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周围的其他事物一样。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可能（有些人坚信）以某种方式连通着一个神秘的领域。同时，我们还占据了另一个既不完全物质化也不完全精神化的实在领域。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践行着文化、思想、道德、仪式和艺术——这些活动（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为我们这一物种所特有。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在这个领域：与人交谈，讲故事，制作图像或者模型，进行道德判断并力求做出正确的选择，协商社会契约，参拜庙宇、教堂或神圣的树林，传递记忆，教学，演奏音乐，讲笑话，为取悦他人而做鬼脸，千方百计地讲道理。泛而言之，我们实现着我们之“所是”的类型。所有类型的人文主义者都把这个领域当成自己关注的核心。

因此，科学家研究物质世界，神学家研究神圣世界，人学-人文主义者研究人类的艺术、历史和文化世界。不信仰宗教的人文主义者把自己的道德选择建立在人类的福祉上，而不是放在神圣的指引上。信仰宗教的人文主义者也关注人类的福祉，只不过把它放在信仰的语境之中。对于信仰哲学或者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总是用活生生的人类经验来衡量自己的理念。

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也近乎彻底放弃给出定义。而且，福斯特拒绝对人文主义给出任何抽象或者教条式的说辞，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的做法。对他来说，人文主义是一种私人性的事情——这才是重点。因为，既然人文主义是关于个人的，那么它在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私人性的。

对我来说，人文主义也是私人性的。在非宗教的意义上，我一直都是人文主义者。而且，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里，我变得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主义。我现在珍视个体生命，把它看得远比那些曾经让我激动万分的宏大理念更加重要。多年以来，我围绕历史上的人文主义者进行阅读和写作。对那些源自“人文学科”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是得到他们共同承认的“人学”基石。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对这一基石感到着迷。

我很幸运，因为我不用经受太多干扰就能践行自己的人文主义。而对很多人来说，人文主义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没有比这更私人性的了。当人文主义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时，这种危险就愈加严重。在英国有一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他最近的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位叫哈姆扎的年轻人在旅居英国时申请了居留许可。

当英国内政部官员为了评估哈姆扎的申请而对其进行面试时，他们要求哈姆扎给人文主义者下定义，以便为自己有可能面临迫害这一担心进行辩护。在其回答中，哈姆扎提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价值。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按照瑟尔玛什的学生给出的几种定义，大多数启蒙思想都符合人文主义的内涵。然而，要么是由于评估人员缺乏相应的知识，要么是由于他们想找借口抓住哈姆扎的漏洞，他们居然声称希望得到一个包含古希腊哲学家名字的答案，特别是要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很少在关于人文主义的书籍中被提及。这也许是因为从很多角度来看他们都不算是人文主义者。然而，内政部却因此认为哈姆扎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并驳回了他的申请。

英国人文主义协会以及其他同情者接手了这个案件。 他们指出，内政部在哲学家选取上犯了错误。他们更进一步论证得出，人文主义并不是一套依赖权威教条的信念系统。人文主义者无须知道任何特定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因为我们通常可以推断后者知道马克思。人文主义者一般会拒绝把这一概念跟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经典”捆绑在一起。由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强大的辩护，哈姆扎得以继续留居到2019年5月，并成了英国人文主义协会的一名理事会成员。在他取得胜利的同时，关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介绍也被加入对所有内政部评估员的培训中。

所以，人文主义是私人性的，并且在语义上存在意义和内涵的模糊之处。它不能跟任何特定的理论家或专业人员进行绑定。而且，人文主义者一直到当代都很少形成正式群体，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对自己使用“人文主义者”这一术语。即使他们很乐意成为umanisti，但到19世纪为止，他们都不会把“人文主义”看成一个普遍的概念或实践。（这类人群比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早数个世纪，这一令人愉快的事实很有人文主义色彩。）这确实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不过我仍然相信，有一种连贯的、共同的人文主义传统，通过它可以内在地把这些人看成一个群体。他们被五光十色但又意义十足的线索联系在一起。在本书中，我想追溯这些线索——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正把E. M. 福斯特的一句伟大的人文主义名言作为自己的指导：“唯有互联（only connect）！”

这是他在1910年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写下的题词，也是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主题。福斯特想通过它表达很多东西。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那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而不是去关注分化；我们应该尽量欣赏世界上其他人的视角，就像它们是我们自己的视角一样；我们应该避免由于自欺或虚伪而在内心引起自我分裂。我同意所有这些观点——并且把它们作为一种激励，由此秉承着联系而非分化的精神去讲述人文主义的故事。

同样，由于秉承着E. M. 福斯特的个体精神，我更愿意用“人文主义者”这个词而非“人文主义”。我希望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为这些人文主义者的故事所着迷，甚至有时会被它们激励。这些故事讲述了他们在世界上寻求出路时所经历的冒险、争吵、努力和苦难，而这个世界经常用不理解或者是更坏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确，他们中有些人的经历很好，能够在学术界或者高雅的环境里获取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但是，他们却很少能够长久地依赖这些职位，而另一些人则要在困难重重的局外人状态里终生受苦。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都是学术性的流亡者或漂泊者，靠着他们的智慧和言辞为生。在现代世界的早期阶段，还有几个人得罪了宗教裁判所或是其他类型的异端捕手（sleuths of heresy）。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中的很多人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的手段有时非常有效，以至我们现在都找不到关于其真实想法的任何线索。一直到19世纪，非宗教人文主义者（人们经常称呼他们为“自由思想家”）仍可能被辱骂、禁止、监禁或是剥夺权利。在20世纪，他们被禁止公开发表言论，并被告知没有希望竞选公职；他们遭受了迫害、控诉和关押。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在遭受这一切。

人文主义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全是围绕人这个因素展开的，但这个因素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并且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成人之道一直都布满了困惑和挑战。由于我们如此依赖自身的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对人文主义观点持开放态度的人会遭受迫害了。在那些重视遵从宗教或政治信条的环境里尤其如此。然而，这些坚忍不拔的人文主义者雄辩而理性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代代相从。这是一个缓慢而平静的过程，也伴随着一定的挫折。但是，即便有些社会并不承认这些观点，今天人文主义者的很多观点还是渗透进了许多社会里。

我们将在本书里提到的那些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文主义在当时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式。我讲述的故事特意覆盖了从13世纪至今的七个世纪。本书提到的大多数人（并非全部）都生活在这个时期，同时，他们大多数（并非全部）都是欧洲人。我以这种方式来塑造自己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如此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框架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形成了一定的连续性：这些人里的很多人都互相知道，而且对对方的工作做出过回应——哪怕他们甚至都没有会过面。截取出这一历史和地理的时空片段有助于我们引出一些在形式上更加聚焦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且观察它们是怎样演化的。

不过，从精神上看，我的故事始终应该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下：人文主义者的生活和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更广泛、更长久也更丰满的故事。在很多文化和时代里，都涌现过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可以确定一点，即自从人类这一物种开始反思自身，并且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和责任时，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通过某些形式存在于世了。

所以，在开启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一场视野更广阔的旅行，并在沿途中认识一些关键的人文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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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先从瑟尔玛什的学生所提到的第一种可能性出发：用非超自然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生命。在那场成立典礼上提出的所有观点里，这个观点的记录是最古老的。关于唯物主义观点（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的第一次讨论兴起于印度，它是遮缚迦（Cārvāka）学派思想中的一部分。这个学派成立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建立者是思想家毗诃跋提（Brhaspati）。这个学派的信徒认为，当我们的身体死亡时，我们的生命也会走向终点。用哲学家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的话来说就是：

人类由四大元素组成。当人死后，土归土，水归水，火归火，气归气，人类的所有能力都会散入虚空……一旦身体分解了，愚者和智者都会走向毁灭，没有人能在死后继续存在。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一种相似的思想出现在希腊东北部的沿海城镇阿布德拉（Abdera）。这里也是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故乡。他教导人们，自然界的所有实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我们所能够触摸到和看到的对象都是这种不可分割的粒子以不同方式组合出来的，我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也同样如此。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思想和感觉经验。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它们就分开，然后再组成其他事物。这是思想和经验的终结——当然也是我们自身的终结。

他们是人文主义者吗？这样的观点难道不令人沮丧吗？当然不。事实上，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鼓舞和欣慰的结果。如果我在身后不会以任何形式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在我的生命中就不会有什么需要恐惧的地方，也不需要担心上帝可能会怎样对待我，或者是未来要经历何种苦难和险阻。原子论令德谟克里特心情舒畅，更使他以“开怀大笑的哲学家”（the laughing philosopher）著称于世：由于从巨大的恐惧里解脱出来，所以他可以笑对人类的弱点，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为之哭泣。

德谟克里特把他的想法传递给了其他人，其中就有伊壁鸠鲁。在雅典的学校里，伊壁鸠鲁召集学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团体，即著名的“花园学派”（Garden）。伊壁鸠鲁主义者寻求快乐，但主要是通过享受友谊、食用稀粥进行适当节食、培养精神上的宁静等。伊壁鸠鲁在信里写道，对于最后一点，关键在于避免“那些关于神和死亡的错误观念，因为它们是引起精神不安的主要来源”。

然后就是普罗塔哥拉，他提出了“人类即尺度”。他也来自阿布德拉，并且和德谟克里特有私交。他关于以人类来衡量万物的言论，在当时就曾引发人们的惶恐不安。不过，他还做了一件更令他声名狼藉的事情。他写过一本论神的书，据说是以这样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开头的：

对于神，我没有任何方法知道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有很多障碍阻挡着对知识的寻求，如问题的晦涩和人生的短暂。

有鉴于这样一个开头，我很想知道他要如何填补这本书的其他内容。不过，一切也都已经在开头处一锤定音了。神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可疑的、无法探知的存在者。我们由此可以论证，不需要把短暂的生命浪费在忧惧鬼神上。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尘世生活的每一天。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重述一个道理，即人类才是尺度。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里的其他内容，因为除了开头几行文字，其余内容都没有留存下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告诉我们，普罗塔哥拉讨论神的书一面世，“雅典人就驱逐了他，并派出一个使者收集这本书的所有复本，放到市集上烧毁”。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理由，德谟克里特和遮缚迦学派的成员也没有留存下任何一手著作。至于伊壁鸠鲁，他倒确实有少量的书信留存。不过，他的教诲也被一位叫作卢克莱修（Lucretius）的晚期罗马诗人转写成了诗文，就保存在他的长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这部作品也差点失传，不过有一部稍晚的复本得以在修道院里存世。在15世纪，人文主义书籍的搜集者发现了它，并且使其重新流传于世。于是，经过了所有这些脆弱时刻和失传危机，德谟克里特主义的思想得以流传到我们的时代——美国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在1942年的回忆录《道路上的尘迹》（Dust Tracks on a Road）里把它们转写成了漂亮的文句：

为什么要恐惧？物质构成了我的存在，它们会变化，会移动，但就是不会消失；所以，它们全都是我的同伴，我何须用什么宗教或信条去抗拒来自它们的慰藉？广阔的宇宙不需要任何桂冠。因此，我就是无限的存在，不需要其他保证。

这一传统也延续至今，在2009年英国人文主义协会（British Humanist Association，现为Humanists UK）开展的一场海报宣传活动中就有所体现。活动标语展示在公交车车身和其他地方，标语透露出一种德谟克里特式的精神宁静：“世界上也许没有上帝。停止焦虑，享受生活。”这个创意来自阿里安娜·谢里娜（Ariane Sherine），她是一名年轻作家和喜剧演员。她因为目睹过一个基督教福音派组织在公交车车身上打的广告——这个组织曾在其网站上用永恒的地狱火来威胁有罪的人类——故而想提出一条替代标语以宽慰大众。

将关注点转移到现世和当下，是当代人文主义组织机构的关键原则之一。甚至可以用很不人文主义的“信条”一词来表达，因为它传达的是人文主义的核心信念。 其代表作家就是罗伯特·G. 英格索尔（Robert G. Ingersoll）。这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自由思想家（或者说非宗教人文主义者）。他是这么表述这一信条的：

快乐是唯一的善，

此时就是快乐之时，

此地就是快乐之地。

此外，英格索尔用来结尾的最后一句诗也非常重要：

令他人也快乐是获得快乐的坦途。

最后这个部分把我们引向了人文主义的第二大理念：生命的意义存在于人与人的互相联系以及纽带中。

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在一出戏剧里曾简洁地阐释过“人类互联”这一原则。在英语里，我们一般把他称为泰伦斯（Terence）。“阿菲尔”（Afer）表明了他的出身，他很可能一出生就是个奴隶。他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90年北非的迦太基或其周边地区。后来他以喜剧作家的身份在罗马出了名。他笔下的一个角色这么说过——由于这句话至今依旧常以原始形式被引用，所以我就直接援引拉丁文原文：

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即：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之事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

事实上，这是一个幽默的喜剧包袱。说这句话的角色是一个热衷八卦的邻居：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安于管好自己的事情时，他就这么回答了对方。我敢肯定，这句台词引起过哄堂大笑。它不仅出人意料，还揶揄了哲学的深刻性。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都以严肃的姿态来引用这句话。但是，它最开始却出自一出闹剧。想到这里，我自己也不禁莞尔。不过，它的确很好地概括了人文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信念：我们全都和他人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从本性上来说，我们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即使对方看上去迥异于我们，我们也总是能在他人的经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

恩古尼-班图语（Nguni Bantu）中有一个单词，即ubuntu，它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这种语言分布于非洲大陆的南端。不过，其他的非洲南部语言里也有与之相同的词汇。它们的意思是，在大大小小的人类共同体里存在着互联关系，从而把不同个体联结成一个网络。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这位已故大主教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主席。当时南非正处在摆脱种族隔离政策的过渡期，ubuntu和基督教原则顺势成为启发这位大主教的灵感。他相信，种族隔离政策的压迫性关系不仅伤害了被压迫者，也伤害了压迫者。这种关系摧毁了本应存在于人类之间的自然纽带。他的愿望是创造一个能够重建这些关联的程序，而不是着眼于复仇这种错误的行为。他是这样来定义ubuntu的：“我们属于一个生命之束（bundle of life）。我们认为，‘一个人通过另一个人而成为人’。”

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人们也把共同的人性看得至关重要：这就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儒家哲学。孔子，或者按照欧洲人熟悉的叫法，他又被称为孔圣人或孔夫子。孔子生活的年代比德谟克里特和普罗塔哥拉稍早一些，他给自己的门徒传授了大量的忠告。他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在他离开之后的岁月里，他的门徒用数年时间收集、扩充了他的言论，并形成了《论语》一书。这本书涵盖了道德、社交礼仪、资政建言以及种种哲学洞见。贯穿这本书的关键词是“仁”。在英语里，这个词可以对应很多翻译，比如仁爱（benevolence）、善（goodness）、德行（virtue）、伦理智慧（ethical wisdom）——或者也可以简单翻译为“人性”（humanity）。因为，如果你想成为更完整、更深刻的人类，就必须去存养它。这个词的意义非常接近humanitas。

门徒们请孔子对“仁”做出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并询问是否“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指出了“恕”，即人与人之间的互惠网络。他认为，“恕”意味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些熟悉，那是因为世界上很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蕴含了这项原则，它有时又被称为“金规则”。犹太神学家希勒尔拉比（Hillel the Elder）说：“不要对你的同伴做你讨厌的事，这就是《摩西五经》（Torah）的全部奥义；其他的只不过是些注脚，去学习吧。”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和基督教文本也用其他方式传达了相同的意思：“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不过，萧伯纳（George Berrard Shaw）曾经傲慢地指出，这个说法没有那么可靠，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可能都不一样”。

所有这些说法都告诉我们，人类的道德生活应该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联。为人类伦理奠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感受，而不是来自神圣准则的审视和评判。不过，好消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能够自发地感觉到这种关系所迸发出的火花。因为，我们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存在者，并且是在和周围人的深切关联中成长起来的。

孟子（又被称为孟圣人或孟夫子）是孔子的追随者之一，他把这种自发的认同看成人性本善理论的出发点。他要求自己的读者在自身之内寻找善的根源。设想一下，有一天你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落入池塘，你会有什么感受？几乎可以肯定，你会立刻产生一股冲动，要跳入池塘救出孩子。这不需要任何训诫，也不是经过任何算计的行为。这就是能够帮你培养起道德生活的“种子”——不过，你仍然需要反思、发展它，才能让它转变成一种充分的伦理规范。

通过这种方式来生发、存养我们的潜能，是贯穿人文主义传统的另一个理念。由此，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我们可以受教于双亲和老师。随后，我们继续通过经验和深入的研究来提升自己。当然，即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我们仍然是人类。但是，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认识到我们的“仁”或humanitas。在这个过程中，教导和格局的打开是无价的。

对那些将要掌控公共政治和行政系统的人来说，接受良好的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坚定地认为，领导者和公务人员应该通过漫长而勤奋的学习来认识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学会文雅的谈吐，并深谙这一职业传统。他们要把自己沉浸在文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孔子认为，由这么一群有教养的人来掌舵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因为有德行的领导人可以激发所有人达到相似的境界。

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也深信教育的功用。他可能也给年轻人传授修辞和雄辩的技巧，为他们从事政治或法律职业做准备。通过这种方式，他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教育者却过上了优越的生活（有些人认为他的生活过于优越了）。他甚至声称自己可以教导他们成为有德行的人：他可以帮助学生们“获取良好且高尚的品格，从而无愧于我的收费，甚至物超所值”。

为了招徕更多学生，普罗塔哥拉经常引用一个故事来表明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人类刚诞生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特殊的技能——直到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这两个泰坦巨神（Titans）从神那里盗取火种授予人类。他们同时还教会了人类诸如耕作、缝纫、建筑和语言等技艺，甚至还包括宗教仪式。普罗米修斯盗火并遭受惩罚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普罗塔哥拉的版本却另有款曲。当宙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又给人类附赠了一个免费技能，即形成友谊和其他社会纽带的能力。从此，人类学会了如何合作。但是，这种人际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类拥有的只是做这些事情的天分。这当然是一粒种子，但人类要想真真切切地建立起一个繁荣昌盛、治理良好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学习和互相教育来培育好这粒种子。这件事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上天赋予了人类大量的技能，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在协作之中共同运用它们，否则，它们就什么都不是。

人文主义者热爱教育，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强大的乐观主义态度，即深信教育可以对我们产生助益。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人类既往的成就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审视过去的成就来获得愉悦感。

相应的，在人文主义者的写作里，歌颂人类的优点就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题材。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经写过一部对话体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歌颂人类的优点。在很多人的效仿下，这一做法在意大利发展到了巅峰，出现了诸如《论人类的价值和卓越》（On Human Worth and Excellence）等著作。这本书写于15世纪50年代，其作者是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他既是一名外交官，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翻译家。马内蒂说，看看我们创造的这些美妙事物！看看我们的建筑成就：从金字塔到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最近在佛罗伦萨建造的大教堂，以及不远处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设计的镀金青铜洗礼堂大门。抑或是乔托（Giotto）的绘画、荷马（Homēr）和维吉尔（Virgil）的诗歌、希罗多德等人的历史故事，我们甚至都不用上溯到那些探索自然的哲学家 、物理学家，或者是研究星体运动的阿基米德：

一切发明物都属于我们——它们是人化的——因为是人类制造了它们：所有的房屋、城镇和城市，以及地面上的一切建筑……绘画属于我们，雕塑属于我们，工艺属于我们，各类学问和知识属于我们……所有不同的语言和各异的字母都属于我们。

马内蒂既为生命中的感官快乐而欢呼，也为充分运用心灵和精神能力所带来的更高级的愉悦而喝彩：“我们拥有品评、记忆和理解等能力，它们为我们带来了何等的快乐！” 他令读者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不过，他赞扬的是我们的“活动”（activities）。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不断努力，做得更好，而不是松懈下来，顾影自怜。我们在创造人类的第二属性，以此完善上帝的创造。由此，我们自身也是一个处在进行状态中的作品，仍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亲自去完成。

无论是马内蒂，还是泰伦斯、普罗塔哥拉和孔子，他们每个人都推动了人文主义传统的线索在不同文化里的千年交织。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即人类可以做什么。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希望，即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他们经常赋予学习和知识以巨大的价值。他们倾向于这样一种伦理学，它建基在与他人的关联以及凡尘俗世的有限生存之上，而不是依赖对死后生活的美好预期。而且，他们全都寻求“互联”，即在我们的文化和道德网络中过一种美好的生活，与伟大的“生命之束”保持接触。这个“生命之束”既是我们所有人的开始，也是我们的目标和意义之源。

人文主义思想远不止于此，我们在本书中会看到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者。不过，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需要率先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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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阴影伴随着人文主义者的传统。我们把这个传统叫作反人文主义传统（anti-humanist tradition），它同样内涵宽广，历史悠久。

当人文主义者们历数人类幸福和卓越的诸要素时，反人文主义者们会侧坐其旁，同样热切地列举出人类的痛苦和失败之处。他们指出我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并且还指出我们的天资和能力既不适合解决困难，也不适合寻找生命的意义。反人文主义者通常不喜欢那种在尘世里寻欢作乐的想法。相反，他们支持以某些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比如，远离物质世界或者是彻底重塑我们的政治——抑或是重塑我们自己。在伦理学领域，他们并不看重善良天性或者是人际纽带。相反，他们更加看重在某种伟大权威下的规则遵守。这种权威既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此外，他们也不会把颂扬人类的伟大成就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最需要做的是保持谦逊。

以儒家思想为例，孟子的哲学就在另一个名叫荀子的思想家那里产生了不同的回应。荀子把原始状态里的人类天性看成是“恶”的。对他来说，人性只有通过重塑才可以变得更好，正如轮匠把木材进行“烝矫”就可以将其做成不同的形状 。他和孟子都同意教育是有用的，但是孟子认为我们需要用它来促进人性里德性种子的成长。荀子则认为，我们需要用它把人类从完全自发的形式里转变过来。

基督教也同时提供了两种观点。一些早期基督徒是极端人文主义者：对他们来说，颂扬人类是颂扬上帝的另一种形式。因为，说到底是上帝把我们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公元4世纪，神学家埃美萨的奈美西乌斯（Nemesius of Emesa） 对人类的描写听起来和马内蒂非常相似：“谁能说全这一生灵的优点呢？他穿越高山大海，在沉思中踏入天堂，识别日月星辰的运动……他认为野兽和海怪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控制了一切科学、工艺和程序，他可以通过写信跟自己希望与之交谈的人进行沟通，哪怕对方远在海角天涯。”但仅仅数年之后，和奈美西乌斯同一时代的著名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就提出了原罪的概念。这个学说认为，从根本上来看（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我们天生就是错误的。即使是新出生的婴儿，他们也是从一个有缺陷的状态开始的，所以他们最好用自己的一生来寻求救赎。

对人类自尊最具摧毁性的写作来自12世纪90年代的红衣主教罗塔利奥·德·塞格尼（Lotario dei Segni），此时他还不是教皇英诺森三世。这篇大论即《论人类的痛苦》（On the Misery of Man），该文章是马内蒂晚期著作的主要反驳对象，他曾试图逐条反驳这篇文章的论点。这位红衣主教的论述确实令人心灰意冷，他从人类的受孕开始，描绘了人类生存的卑劣本质。他警告人们，不要忘记你是来自一团令人作呕的黏液、尘土和肮脏种子的混合物。而欲望将会在某个瞬间把它们都结合在一起。当你变成子宫里的胎儿时，你以母亲身上血腥的液体为食。这种体液非常肮脏邪恶，可以杀死青草，令葡萄园枯萎，让狗患上狂犬病。然后，你光着身子就出生了。当然也可能更糟糕，你是身着胎膜出生的。长大以后，你的体形变得很荒谬，就像一棵头尾倒置的树：你的头发是扭结的树根，你的胴体是树干，你的两条腿是树枝。当然，你能够攀越高山，跨过大海，把石头切割打磨成宝石，用铁和木材建造房屋，用线织造衣服，或者深入思考生活。你是不是还挺为此自豪？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么做可能只是出于贪婪或者虚荣。真实的生活是由劳累、焦虑和痛苦组成的——直到你死亡，此时你的灵魂会在地狱的烈火里终结，你的肉体则用来喂饱饥饿的虫子。“哦！人类的生存是多么邪恶卑劣！哦！人类的卑劣是何等可憎！”

这些骇人听闻的说法是为了警醒我们，让我们理解改造自身的需要。用奥古斯丁的说法，我们应该离开人类之城（City of Man），去往上帝之城（City of God）。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认为的快乐和成就都是虚妄的。神秘主义者和数学家布莱瑟·帕斯卡（Blaise Pascal）后来写道：“不要在地球上寻找满足，不要对人性抱有任何希望，你的完善只存在于上帝之中。”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01―1902年的授课里分析了宗教作品中的两步操作。首先，它们让我们感到不安，感到“我们的自然状态有一些不对的地方”。然后，宗教提供了解决方法：“它让我们感觉到，如果跟更高的力量产生适当的联系，我们就可以从这种不对之处被解救出来。”

然而，这并非宗教的专利，政治亦然。法西斯在20世纪宣称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们认为，如果让所有的个体生命都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这种错误就可以得到修正。每当我们看到领导者或是意识形态以某种更高的承诺凌驾于现实的人的良知、自由和理性之上时，就说明反人文主义可能正在兴起。

所以，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之间的对抗从来没有精确映射为怀疑和宗教之间的对抗：正如有些无神论者是反人文主义者，而大多数宗教却一直包含人文主义者的因素，这些因素把我们带离“错误―拯救”这一模式，然后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通常情况下，一直会存在某种平衡行为。即使是英诺森三世，他也曾有意写一篇关于人类优越性的论文，作为论述人类苦难论文的姊妹篇——然而，由于忙于迫害异端和发动十字军东征（他在这两项活动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没能完成这篇文章。我们人类与自己跳了一曲长长的独舞：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针锋相对，但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也促进了对方的更新换代，并为对方注入了新的能量。

这两种倾向通常共存于同一个人的体内，我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当人类世界的事情看起来很糟糕的时候，比如战争、暴政、盲从、贪婪，以及对环境的掠夺愈演愈烈之际，我内心的那个反人文主义小人就会对自己碎碎念起来，咒骂人类并没有多好。我会因此而丧失希望。然而，在一些其他的时刻，比如当我听到科学家们通过团队协作设计并发射了一种新型太空望远镜的时候——这种望远镜性能非常强大，它可以向我们展示遥远的宇宙角落在135亿年以前的样子，即大约在宇宙大爆炸之后不久——我就会这么想：“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我们是多么非比寻常的动物啊！”再比如，当我站立仰望法国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上天蓝色的彩色玻璃时，遥想那些已经长眠于历史中的工匠是如何在12世纪和13世纪建造了它，也会不禁赞叹：“巧夺天工！竭诚奉献！”抑或，当我仅仅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人们为他人所做出的那些大小不一的善意之举或英雄行为，我也会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乐观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

在我们心理层面上呈现的这种平衡并不是一件坏事。反人文主义是很有用的，它提醒我们不要太过自负或自满；它提供了一种辅助性的现实主义，让我们知晓自身的弱点或邪恶。它提醒我们不要太过天真，并让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应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同伴有可能会做出的愚蠢、邪恶之举。它促使人文主义不断为自身进行辩护。

同时，人文主义警示着我们，让我们不要为了地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梦幻天堂而忽略当前世界的任务。它有助于反驳极端主义者的甜美承诺，还能避免因为过分沉迷于我们的错误而带来的绝望感。不同于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上帝、人类的生理因素或者是历史必然性的失败主义，人文主义让我们牢记人类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并敦促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尘世的挑战以及人类的共同幸福上。

所以，一定要保持平衡——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且我觉得自己的人文主义倾向更强一些。

我在这么说的时候非常谨慎。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人文主义者很少表现为一个旗帜鲜明的群体。不过，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点什么，其内容可能会指向三个很显眼的原则：自由思考、探究和希望。它们可能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你是哪一种人文主义者——以探究为例，它对人文学科的学者和非宗教伦理学的信奉者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许多人文主义故事当中，这些原则会一再出现。

首先是自由思考。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喜欢用他们的道德良知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抑或是依靠证据以及他们对他人负有的社会或政治责任。但是，他们不会援引只能通过权威才能获得辩护的教条来指导生活。

其次是探究。人文主义者信赖研究和教育，并且总是尝试批判性的推理。他们把批判性推理应用到神圣文本之上，以及其他一切号称不可被怀疑的思想资源。

最后是希望。人文主义者认为，尽管人类存在缺陷，但只要竭尽人力之所能，我们就有可能在自己短暂的尘世生存中取得有价值的成就。不管是在文学艺术或历史研究方面，还是在推进科学知识的发展方面，抑或是在提高人类和其他生灵的福祉方面，无不如此。

在我埋首创作本书时，一些不祥的发展苗头出现在了世界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导人貌似风头正盛，战争的号角已经被吹响。对此，我们很难不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感到绝望。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一切都不应让我们放弃自由思考、探究和希望。相反，我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们。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才有了你将要阅读的这本书。

为了不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过糟糕，让我们现在转向13世纪的南欧。在混乱、疾病、痛苦和失落之中，一小部分积极向上的人从更遥远的历史中拾取了一些碎片，并用它们规划出了一个全新的开端。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也在自己身上打造出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们成了第一代伟大的文学人文主义者。 uDNTT6xFQ5QWG9LyedkfZmpHyPZPsGdXP83qUdeVuka0brgSya7AUkNUPz2BzR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