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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莱恩汉（1993a）的著作，情绪失调是由高度的情绪敏感性或脆弱性以及无法调节或调整个体情绪共同导致的。
情绪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天生比大多数人情绪上更为敏感的生物学上的素质或气质。这些人倾向于对其他人通常不会做出反应的事情做出情绪反应。他们的情绪反应通常比当时的情况本该有的反应更强烈，而且比一般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从那种反应中复原，回到自身情绪的基线水平。
情绪脆弱性的这种理论与伊莱恩·阿伦（1996）在其书中所提到的高度敏感的人的概念不谋而合。阿伦认为，拥有一个敏感的神经系统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神经特质，他声称群体中大约有15%至20%的人会经历这种高度的敏感性。阿伦假设高度敏感的人更容易被唤起（对其他人通常不会做出反应的事物做出情绪反应）及被过度唤起（即所体验的情绪反应比当时的情况本该有的反应更强烈）。
桑德拉·布莱克斯利和她的儿子马修·布莱克斯利（2007）认为这种更高的情绪意识存在神经的、生理的基础。此外，科尔纳和迪梅夫（2007）指出，中枢神经系统的差异在个体的情绪脆弱性上发挥了作用，这些中枢神经系统的差异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遗传因素或在胎儿发育时期或儿童生活早期的创伤。
情绪调节指的是我们用来（无意识地、有意识地，甚至可能是用极大的努力）减少、维持或增加一种情绪或情绪的某些方面的过程（Werner & Gross，2010）。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降低痛苦情绪的强度，或者让它们完全消失；但有时我们实际上想增加一种情绪（例如，感到沮丧的人可能想增加享受的感觉）。这两者都被认为是情绪调节。
值得注意的是，情绪调节并不意味着压抑情绪或试图向他人隐藏情绪；在这些情况下，尽管情绪可能是被隐藏起来了，但它仍然存在且未被调节。相反，情绪调节的目标是达到一种有意识地管理体验和表达情绪的平衡状态（Greenberg & Paivio，1997）。
无法调节自身情绪的人通常发现对于识别或标记他们感受到的情绪、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用有效的方式表达情绪均存在困难。因此，他们很难忍受他们所体验的情绪。
与这个等式中情绪脆弱性的成分不同，情绪调节能力似乎更受一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例如，米勒、拉图斯和莱恩汉（2007）指出，研究表明，早期的受虐经历对个体调节情绪的能力有直接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意味着当家长以接纳和支持的方式回应孩子对痛苦情绪的表达时，孩子会发展出更健康的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Thompson & Goodman，2010）。同样，库勒（2009）表明，儿童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与照料者的社会互动质量的影响。库勒还指出，人们调节情绪的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所以好消息是，如果成人在小时候没能掌握他们调节情绪所需的技能的话，我们可以教他们。
由于莱恩汉最初发展她的生物社会理论是为了帮助理解和治疗BPD（1993a），所以，我将在本部分讨论中只谈及BPD。但在本节的结尾我将举两个案例来说明研究人员如何开始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其他精神障碍。
根据莱恩汉的生物社会理论（1993a），情绪失调（情绪脆弱加上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源于生物学素质以及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Miller et al.,2007）。我们刚刚研究了生物学素质，即情绪失调部分，发现大量研究表明，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敏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天生情绪敏感的人都会出现BPD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生物学素质只是这个等式的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当一个生物学上易感的人面对一个普遍不认可的环境时，往往会出现问题（Linehan，1993a）。
米勒及其同事（2007）将不认可的环境定义为一种拒绝或不可预测地、不恰当地回应孩子的个人体验的倾向，特别是诸如情绪、躯体感觉和想法等个人体验，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是孩子真实的体验。换言之，当一个孩子表达一种情绪（一种个人体验）时，他周围的人会根据这种体验对他进行评判（例如，告诉他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他反应过度了），告诉他，他的体验是不正确的，或者轻视他的体验，因为他谈论个人体验而惩罚他，无视他对这种体验的表达，等等。
在不认可的环境中，有一种期待通常是孩子应该能够控制自身情绪的表达（由于孩子的情绪脆弱性，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且不应表达“负面”的感受（Miller et al.,2007）。当他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时，环境因为他传递了这些负面的体验而惩罚他，且只有当他情绪升级时，才会对他的情绪表现做出反应，这基本上是教他在抑制情绪和以极端方式传递情绪之间进行转换，以获得帮助（Koerner & Dimeff，2007）。
关于不认可的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通常传达了一种信息，即个体应该能够轻松地解决他正在经历的问题。然而，在这种类型的环境中，情绪敏感的孩子从来没能被正确地教导诸如调节情绪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所以这种环境传达的信息是他应该能够帮助自己感觉好些，但他从未学习过能做到这些的技能。这显然让他产生挫败感且导致了自我的不认可（例如，告诉自己每个人都说他应该能做到这些，当他做不到时便开始自我评判）。
很多原因可以让环境变得不认可。以下的四个部分对一些例子进行了讨论。
有时候，孩子出生在他们难以良好适应的家庭。例如，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出生在一个父母和兄弟姐妹务实而勤奋的家庭，且他们将他的创造力视为浪费时间，即认为这种创造力永远无法让他赚到足以独立的钱，因此不该追求。这样的父母可能会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希望他成功和快乐，但是他们会因为认为创造力不是他的最大利益而阻碍他的追求。情感脆弱的孩子将在这种不认可的环境中成长，感觉到他们渴望有创造力是错误的，故而想要去追求它是有问题的。他还会感到被误解，显得与其他家人与众不同。
一些家庭面临额外的挑战，导致它们很难提供一个有效的环境。也许父母自身儿童时期曾遭遇不认可，因此他们也从未学会如何为自身或他人提供认可。自身有精神健康问题，或有物质成瘾，或经济状况不稳定的父母很难为孩子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情绪上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则更加困难。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度情绪敏感的孩子可能至少是造成家庭混乱的一部分原因。米勒及其同事（2007）指出，只是在家中有一个情绪脆弱的孩子，就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以至于家庭系统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一个不认可的环境。换言之，当一个情绪脆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其他人不具备这种特质的家庭时，家里的其他成员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而且这本身就会导致不认可，因为父母对孩子感到失望，且不知道如何提供帮助。我们都听过父母告诉焦虑的孩子，“别傻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告诉一个受伤的孩子“别哭了”，或者告诉一个生气的孩子“你这样不太好”。这些父母无意不认可孩子，他们只是对自身感到沮丧，不知道在那一刻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的孩子。然而，对于一个情绪脆弱的孩子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信息强化了孩子觉得自身有问题的想法。
对BPD的发展而言，虐待不一定会发生，但当然也并不罕见。例如，一项研究（Stone，1981）表明12名被诊断为BPD的住院患者中，75%有乱伦史。一项图表综述（Herman，1986）发现12名精神科门诊BPD患者中有67%在童年或青春期有受虐待史。一项定性研究发现（Bryer，Nelson, Miller，& Krol，1987），14名BPD住院患者中有86%在16岁之前经历过性虐待。
当然，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是终极的不认可的环境。它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因儿童对负面情绪的表达或为了儿童的“自身利益”而产生的躯体虐待，到性虐待中施虐者告诉儿童这没什么，但勒令他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他说了，可能会给他或他爱的人带来威胁。除了施暴者的不认可之外，当受害者告诉别人他们受到了虐待，却不被相信，被指责撒谎，甚至可能因为虐待而受到责备（Linehan，1993a），许多个体会体验到进一步的不认可。
尽管忽视是一种被动的虐待形式，但它同样具有破坏性。忽视会让孩子明白，无论他做什么，他的需求、愿望和情绪大部分将会被忽视（不认可）——当然，除非，他将自己的行为升级到他的照料者们无法再忽视它们的程度。
虽然我们通常从家庭成员和家庭环境中寻找问题所在，但不认可也可能发生在家庭之外：在学校、教堂、托儿所，当与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当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如参加体育项目或俱乐部，等等。当然，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如果学校是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它会对情绪脆弱的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在家庭之外不认可的环境的例子包括一个有注意力缺陷障碍（例如注意障碍）的孩子的老师指责他不用功或故意在课堂上捣乱；一个被同龄人霸凌的孩子（例如，因为哭而被嘲笑），一个存在交友困难的孩子，或者一个孩子的教练关注负面的部分并告诉他应该做得更多或更好。
需要强调的是，生物社会理论是辩证的或交互的，意味着环境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逐渐使它们相互适应以及发展出BPD。因此，治疗师被鼓励将来访者的行为视为对环境强化的自然反应（Lynch，Trost, Salsman，& Linehan，2007）。个体不能被指责为“过于敏感”，环境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没有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疾病不太可能产生和发展。
从你目前的阅读中你可能会知道，莱恩汉的生物社会理论可能适用于许多来访者，无论他们是否患有BPD。事实上，情绪调节困难并不罕见，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描述的精神障碍里可占75%以上（Werner & Gross，2010）。对于没有特定精神障碍的人来说，情绪调节困难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将生物社会理论应用于其他疾病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鉴于情绪失调是许多不同疾病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会导致通过不健康的行为进行情绪回避，比如物质使用、不规律进食、自残等。我敢肯定，任何与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的个体一起工作的人都会经常看到这种不认可的环境对人的影响。
虽然到目前为止，生物社会理论只涉及BPD、其他人格障碍和进食障碍，但是根据我的专业经验，它也适用于许多有其他疾病的来访者，或许也适用于那些可能没有可诊断的精神障碍，但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的个体。现在，让我们快速看一下生物社会理论与其他人格障碍和进食障碍的关系。
其他的人格障碍 林奇和奇闻斯（2007）提出生物社会模型可以应用于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外的人格障碍。他们认为，增加负面影响的生物学素质与不认可的环境相互作用，这以交互的方式强化了不健康的回避模式，从而产生了人格障碍中常见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特别是在维持人际关系、调节情绪和控制冲动方面的困难。
进食障碍 基于出现不规律进食行为的人是由于无法调节自身情绪的观点，一些写作者着眼于将生物社会理论应用于暴食症和贪食症（Wisniewski，Safer，& Chen，2007）。同样，塞弗、泰奇和陈（2009）提出暴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根本问题在于未发展、不完备的情绪调节系统，从而使这些个体无法充分监控、评估、接纳和改变他们的情绪体验。塞弗和她的同事推测这些困难源于情绪脆弱的孩子被告知，他应该有能力调节自身的情绪并解决问题，尽管没有人教过他这些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