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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需要更多的外部力量共同行动，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绿天鹅事件”比以往更多，人类必须降低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否则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我们需要更紧急地采取行动，做出正确的平衡，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以下六方面。
第一，平衡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地缘政治博弈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在内容上和时间进度上均呈现扩大的趋势，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更是横亘在共同目标之前的巨大拦路石。
第二，平衡脱碳与生存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关系。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脱离实际的脱碳可能会威胁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否定后者的权利来实现全球目标显然不切实际。
第三，平衡新能源和传统能源之间的关系。在俄乌冲突之后，许多欧洲国家重新启动煤炭和核电厂或者推迟了其关闭计划，它再次提醒欧盟，能源安全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可再生资源“一转了之”，至少现在不能。迅速地、大规模地替代传统能源，现阶段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者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结构化和技术迭代。
第四，平衡成熟、新兴和未来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发展有“代”的概念，来自前几代的反馈与积累提高了后代继续推动创新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这与凯文·凯利提到的“进托邦”（protopia=progress+topia）
概念不谋而合，绿色技术的演进是个连续集。
第五，平衡环境因素与非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优先事项与全球发展议题等一系列非环境性因素。
第六，平衡代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绿色转型的成本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时刻谨记，子孙后代同样平等享受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甚至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技术进步可能是寻求上述平衡的关键。首先，在方向共识和理念认同的前提下，科技革命是绿色转型的核心，“碳达峰”一定程度上代表化石能源的“见顶”，“碳中和”则是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稀释”和替代，最终形成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能源组合。当我们回顾过去，技术在每次能源革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一样。但这次不同的是，我们的时间较为紧迫，必须快速行动。
其次，要达到净零排放，超低排放的减碳和脱碳要双管齐下。像钢铁这类行业，实现零排放非常具有挑战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罔顾实际而淘汰煤炭产能也会遇到重大的现实阻力。利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技术，是低排放和负排放的相互叠加和共同发力。事实上，目前只有约1/3的负碳技术准备就绪，而碳补偿的真正作用极易被夸大而成为实际上的“漂绿”。要实现1.5℃的控温目标，更多负排放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
最后，绿色转型是关于转型的全方位革命，不仅仅关于技术。所有重大技术变革都会伴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中国的电动汽车渗透率已经达到30%，电池的突破也近在眼前，许多有利于电动汽车的政策、供应链的建设都在推出与展开，中国电动汽车的成功就是市场主体集体智慧的成果。类似做法在全球的推广会积极推动加速全球减碳进程。
金融业有义务承担发展绿色金融的责任，应立足金融，参与并助力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与变革。绿色金融应该延展到狭义金融的边界之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已经有了一系列的ESG工具和策略，推动把ESG融合到金融流动的全过程中。目前我国已经把转型金融还有气候投资纳入绿色议题。加强对绿色技术的金融服务是金融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跨空和跨时为绿色发展和绿色经济高效配置金融资源，倾斜必要的资源支持绿色科技初创企业发展，真正把绿色金融融入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