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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聚焦宏观经济与绿色转型。2021年，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报告，并出版《碳中和经济学》一书。报告中有一个关键公式，我们要促进碳减排从化石能源转到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最关键的概念是所谓的绿色溢价，也就是清洁能源使用成本和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差别。无论是政府政策、技术进步，还是社会的一些规范、管理、文化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提升化石能源的成本，让绿色溢价转为负。
我们该如何实现这件事情呢？一条路径是通过碳定价、碳税、碳交易市场增加碳排放的成本。碳定价是一个新的概念，为什么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碳排放有负的外部性，企业排放收益是自己的，但损害由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承担，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为碳排放定价，使得排放外部性内部化。但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这在短期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尤其很多南南国家、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会提出抗议。因为发达国家先排放了，现在却通过碳排放价格的提升要求其他国家减排，这是否合理公平？
另一条路径就是通过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也具有外部性，并且是正外部性。科技创新、科研的投入是企业自己的，但是创新成果、技术进步是整个社会的。这种外部性使整个社会创新进步，但个体投入低于整个社会的理想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政策干预、政府补贴或其他制度和政策。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上述两条路线总结为，碳定价是从需求侧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而技术进步是从供给侧降低清洁能源的生产成本和供给成本，这两条路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有着明显差别的。
欧盟主要是从需求侧发力，通过碳交易市场、碳定价，希望促使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尤其是在2013年，欧盟进一步提升减碳目标，要求它所覆盖ESG碳交易市场的总排放量，到2030年由原来的43%提到62%。而欧盟的碳价是每吨二氧化碳排放80～100欧元，这较中国高出很多。
中国主要是从供给侧发力，光伏、风电甚至电动车、新能源汽车都是典型的例子。过去两年中，一个新的动向就是欧盟和美国在向中国学习，尤其是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包括绿色投资，现金、税收的优惠补贴，产品在本地生产的要求。它们在向我们学习，从过去需求侧的碳交易、碳减排，提高化石能源成本，到供给侧清洁能源的生产、技术进步。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碳价格相比，中国的碳价格是欧盟的1/10都不到。也就是说，在中国通过碳交易市场价格来促使绿色转型的力度是很小的，但是对比中欧新能源装机量，中国则较欧盟高非常之多，并持续大幅上升。所以中国供给侧的产业政策对促进新能源汽车进步、新能源产能的增加非常有效。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关心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但其中也有不少亮点，而最大的亮点就与新能源电动车有关。这中间有一个疑问，我们的绿色溢价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政策有没有使绿色溢价降低。估算中国的光伏、陆上风电平准化度电，平均的电价已经为负，并且负的部分仍在逐步增加。我们通过政策实际上也实现了绿色溢价为负，清洁能源使用价格低于化石能源的目标。
中国从供给侧发力的政策是较为有效的。那还存在什么问题呢？美国和欧洲在向我国学习，但因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为制造业，制造业涉及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涉及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因此，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推出以后，欧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认为美国的补贴意味着未来全球绿色转型在向供给侧方向更多地发力，向中国的产业政策学习。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贸易保护主义或基于地缘政治的这种所谓国家安全对能源供应的韧性、稳定性来说，会导致未来的冲突增加。由此一些人担心，中国新能源产能已经很高了，如果把现在的产能和正在建的产能加在一起，未来会不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因为美国也在建自己的产能，欧洲也在建自己的产能，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们要回到经济学基本概念，叫作“规模经济”。制造业的重要特征是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所以过去十几年中国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上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产业政策扶持，还来自中国大规模的市场、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这些使得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几乎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都会比在其他国家便宜。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最便宜的，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许多国家都高了，而是因为规模经济，这就包括新能源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