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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父权制，”后排的一名男观众抱怨说，“我知道你其实就是说——我！”每当有人说“父权制”时，许多人听到的都是“男人”，于是对男性特权和女性压迫的批判就被理解成所有男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压迫者。这足以使许多男人感觉自己被针对，认为这是一种让他们感到内疚的方式，并为此怒发冲冠。而一些女人则随意地将父权制归咎于男性个体，只因为他们是男人。
有些时候，男性处于防御姿态，是因为他们认同父权制及其价值观，不想面对这些所造成的结果，也不想面对失去男性特权的可能性。但防御姿态也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混淆，他们混淆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父权制和参与其中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要推动真正的改变，这是我们不得不澄清的一个困惑。
若要如此，我们必须先认识到，我们正被困在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当中，这一模式将个体视为一切的源头和终点。以此方式看待事物的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有坏事发生，且这件坏事又很大，那么原因只能是有坏人参与了某种阴谋。种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白人是种族主义偏执狂，他们憎恨少数种族和少数族裔的成员，想害他们。对女性的压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男性想要且喜欢支配女性，并对她们表现出敌意。贫困与阶级压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层阶级的人贪婪、无情和残酷。
与这种负罪及指责的个人主义模式相对应的观念是，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实际上根本不是压迫，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女性和生活贫困的人的个人失败的总和，他们缺乏适当的条件去跟白人、男性和其他知道如何成就自己的人有效地竞争。
这种想法忽略的是，我们都在参与某种比我们自身或我们的任何集合体都更大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生活将我们卷入某种比我们自身大得多的事情这样的观点，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观点。将一切归咎于“体制”深得人心，
但这也涉及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根本误解，因为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体制（很有可能是社会）并不会使我们走向下一步，去理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体制究竟
是
什么？它又如何驱动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
在塑造
体制
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吗？如果有，是怎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参与父权制，这又如何将我们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生活，与男性特权、对女性的压迫和那个人人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等级的、痴迷于控制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仅无法充分地理解性别，也回避了对自己或对父权制的责任。相反，“体制”充当了一个模糊的、无法准确描述的笼统术语，一个社会问题的垃圾倾倒场，一个永远无法被问责的替罪羊，尽管我们以为它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它无法回应我们，更无法真正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我们可以在萨姆·基恩和罗伯特·布莱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例证。他们关于性别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是神话阐释男性运动（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的一部分，该运动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这一运动的曝光度已经不如从前，但基恩和布莱的书仍旧很畅销，他们所表达的性别不平等的观点仍被广泛用来抵制女性主义，捍卫男性特权。
基恩和布莱都将男性大部分的不幸归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然而，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个人转变和适应，不涉及社会本身的变革。体制这一概念被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调用。一方面，它被描述为我们所有痛苦的可怕源头，一头“控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巨兽；另一方面，我们又无须在解决方案中将它纳入考虑，它又成了可以忽略的。
但两者不可能并存。假如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当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它，理解我们跟它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若要如此，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思考它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影响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又会塑造我们得出的答案与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认为父权制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的个性、动机和行为，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去叩问更大的背景脉络，比如家庭、宗教和经济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是如何与之相关的。譬如说，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男人会强奸、骚扰或殴打某个特定的女人。而我们不会问，是什么样的社会促成了日常生活中这类行为的持续模式。从殴打老婆的笑话，到主流电影里如家常便饭般出现的性胁迫和暴力，都属于此类模式。我们可能会迅速地将强奸和殴打解释为病态或愤怒的男人的行为，而不去认真考虑什么样的社会会产生那么多的男性愤怒和病态，或什么样的社会会将其导向性暴力而非别的行为。我们也不大可能探问性别暴力可能以怎样的方式服务于其他更为常态化的目的，比如男性控制和支配，以及证明男子气概。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喜欢物化、利用和促进对女人暴力的色情作品，我们可能会辩论宪法是否保护个人制作和散播这些作品的权利，但我们很难对这样的问题产生兴趣：既然色情作品是对女性身体与人类性行为的暴力和侮辱性想象，那什么样的社会会在一开始给予这种想象如此显著且无处不在的文化空间？
简而言之，父权社会当中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倾向于忽视和理所当然地对待我们最不能忽视的东西。我们不去问社会体制如何制造了诸如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社会问题，而痴迷于法律辩论和令人兴奋但无关紧要的、很快就会被拍成电视节目或电影的个案故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这起不到什么帮助。我们需要看见产生并滋长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并处理它，个人的行为通常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映和呈现。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参与着某种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情，它并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却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所做出的关于如何参与的选择去影响的，那么我们便不可能看见，因而也无法去处理。
一些读者反对将女性描述为“参与”父权制。这种反对所基于的观点是，按照词义，参与是某种自愿的、自由选择的、平等介入的行为，因此，女性可能参与了对自身的压迫便说不通了。但我在此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并非一定要做此解释。参与就是在当前进行的事情中发挥 作用 ，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做选择，以选择影响结果，不管它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否被胁迫。当然，女性参与的条件与那些塑造了男性的参与行为的条件极为不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参与。
这与工人参与资本主义体制类似。他们在参与时，与雇用他们的资本家并不平等，在可选择的条件上也不对等。然而，没有工人，资本主义是无法作为一个压迫他们的体制运作的。
参与的重要性可以从女性和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许多方式中看出来，所有可能的抵抗或屈从的形式都是参与。主张女性或工人并没有参与，是将他们置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并认为他们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相关，因为只有作为参与者，人才能影响一件事。否则，女性和工人只会像一块块浮木顺流而下，但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事实向来不是如此。
我们都参与的某个更大的事情是父权制，它不仅仅是个体的集合。它是一个社会体制，这意味着它无法被简化为参与其中的人。打比方来说，你去一家公司上班，从你走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进入的是“某种”塑造你经历和行为的“事物”，“某种”不只是你和你的同事的“事物”。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套关系和共识中，这些关系和共识确定了谁是谁，什么事情应该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以多种方式限制着你。当你在一天结束离开公司时，感到如释重负，因参与这一体制而施加给你的限制终于被解开了。你能感觉到期待逐渐消失，而你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体制，如家庭或社区酒吧，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你的经验。
要将体制当成公司那样去理解，我们必须让目光不局限于人，因为他们不是公司，即便他们是让公司运转的人。假如公司只是人的集合，那么按照定义，发生在公司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反之亦然。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一家公司可以破产或不再存在，但任何在其中工作的人都不必破产或消失。任何为公司工作的人都可以辞职，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公司倒闭，因为美国各州政府允许公司在脱离职员或投资者的情况下，作为法律实体存在。这只意味着一批新的参与者会到来。因此，我们不能单凭观察参与其中的人来理解一个体制，因为它是某种更大的事物，必须被这样理解。
如果不去看个人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更加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也无法理解无数构成男性特权与女性压迫之现实的细节——从性暴力、对话模式到不平等的权力分配。
如图2所示，这种关系由两个部分组成。右侧箭头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即当我们参与社会体制时，我们被塑造成个体。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我们学会了如何参与社会生活——从家庭、学校、宗教和大众媒体，通过父母、同侪、教练、老师和公众人物为我们示范。这是一条连续的溪流，持续传输着关于人与世界的观念和形象，以及相对于他们我们是谁的观念和形象。
图2 个体与体制
通过这一切，我们形成了一种个人认同感——包括性别——以及这种认同感如何将我们置于与他人的关系中，尤其是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比如，我在成长过程中会看电影，看电视，它们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一如父权文化的定义，男人是最重要的人，他们做着最重要的事。他们是建设世界的强者，是为正义而战的英雄和超级英雄，是天才、作家、艺术家，是勇敢的领袖，甚至是邪恶的——但通常是有趣的——反派角色。连上帝的性别都被安排为男性。
此类信息会带来众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在男性当中鼓励一种与女性相关的权利意识——被伺候、被照料、被遵从、被支持，无论他们的行径多么恶劣。举个例子，在电视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的典型情节中，雷蒙德·巴隆通常以毫不体贴、性别主义、不成熟和十分愚蠢的方式对待他的妻子黛博拉。半小时的剧集结束时，我们总能发现她为何要年复一年地忍受这些——出于某些始终未被言明的原因，她就是爱这个家伙。这传递出的信息是：“拥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尽管他大部分时候对她不好，她仍会爱他，并和他在一起，这是一个异性恋男人可以抱有的合理期待。
我们通过社会化学到的一些东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可能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我说“可能”，是因为有强大的力量鼓励我们保持一种否认的姿态，将我们习得的东西合理化。这是一种让自己免于被仔细审视的办法，哪怕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我意识，确保我们被其他人（包括家人和朋友）接受。最终，默认的是采取主流的现实版本，并表现得仿佛这就是唯一的选择。
除了社会化，参与社会体制也通过最小阻力路径（paths of least resistance）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最小阻力路径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体制的一个特征，它每时每刻都引导着我们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举例来说，当一个年轻的男大学生在派对上看到另一个男人正在占一个年轻女子的便宜，而后者显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时，他有很多种选择。然而，各个选项可能激起的社会阻力程度有所不同。这些选择包括：询问可否加入，或将其当作一场消遣袖手旁观，或走开并假装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或在事情进一步发展之前插手干预。当然，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做许多其他事情——唱歌、跳舞、睡觉、挠鼻子等。许多可能性是他想都不会想的，这是社会体制限制我们选择的一种方式。至于那些他的确想到了的，其中有一种所激发的社会阻力会比其他所有选择都少。在这种情况下，最小阻力路径就是默默接受并不惹麻烦，不去妨碍另一个男人利用一个女人，不冒被指责站在女人那边跟男人作对并因此显得没那么男人的风险，除非他愿意面对随之而来的更大的阻力，否则这就是他最有可能做出的选择。
每个社会情境中都有最小阻力路径，相对于最小阻力路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随着我们在各种社会情境中穿梭，一条无尽的选择之溪汇成了我们的生活。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无意识地做选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它似乎是最让我们安心的，是最熟悉，也最安全的。但也有许多时候，最小阻力路径也绝非易事，就如上述那个年轻人；正如对女性来说，要包揽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或努力达到父权制下对女性美貌的标准并不容易。这条路径的阻力只有在与替代选项比较时才可以说是最小的。察觉到存在这些替代选项，能够让我们做出有意识的、明智的选择，这是我们促成改变的潜力所在。
这让我们来到了图2左侧的箭头，它向我们呈现，正是人类让社会体制得以发生。例如，一个教室，除非有学生和老师一起到来，且直到他们到来，才会作为一个社会体制发生，并且，通过每时每刻的选择，他们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促成了它的发生。因为人是让体制发生的，所以人也可以让体制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当体制发生变化时，结果也会不同。换句话说，当人们退出最小阻力路径时，他们就不仅有可能改变其他人，而且有可能改变体制本身发生的方式。
鉴于体制塑造了人的行为，这种改变可能非常强大。举例来说，一名男性反对性别主义玩笑时，可能会动摇其他男性关于什么在社会中可接受而什么不可接受的认知。这样，他们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境时，对于社会环境本身——而不仅仅是对他们未必有了解的其他个体——的认知可能会朝一个新的方向改变，这使选择旧的路径（如开性别主义玩笑）变得更为困难，因为产生社会阻力的风险增加了。
人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动态关系代表了社会学对人类经验各个层面的世界的基本看法，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到非正式的友谊，再到男女均参与其中的父权制，全都适用。因此，父权制不只是女性和男性的集合，也无法通过理解他们来理解。 我们 不是父权制，就像加拿大人不是加拿大。父权制是一种社会体制，它围绕某些社会关系和塑造了最小阻力路径的观念而组织。作为个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参与其中。矛盾的是，我们的参与既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也给了我们参与改变或维系它的机会。但 我们不是它 ，这意味着即使男性没有暴虐的个性，或不积极共谋捍卫男性特权，父权制也可以存在。
要论证性别特权与压迫确实存在，我们无须证明男人都是恶人，女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受害者，以及女人没有参与对她们自身的压迫或男人从未提出反对。如果一个社会是压迫性的，那么在其中成长、生活的人会倾向于接受它，认同它，并且参与它，把它当成不值得特别注意的常态。这就是所有体制的最小阻力路径，考虑到我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以及伴随着顺应现状的嘉奖与惩罚，我们很难不去遵循此类路径。当特权与压迫融入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我们无须特意公开施展压迫就能让一个特权体制产生压迫性的结果，正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邪恶想要得逞，只需要好人什么都不做。
一般来说，体制是彼此相关的部分或要素的集合，我们可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打个比方，汽车发动机是多个部件的集合，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彼此嵌合，构成一个在文化上被认定为服务于某一特定目标的整体。语言是各部分的集合——字母表里的字母、单词、标点符号、语法和句法规则——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被我们认定为整体的事物。同样，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都足以成为体制，只是它们所包含的要素及其组织方式有所不同。
理解父权制或任一体制的关键点在于，它是人们参与的事物，是一种共识与关系的排列，连接着人和人以及某种比他们本身更大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参与游戏的玩家。比如，《大富翁》游戏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事物的概念，如物业与租金的含义、竞争与财富积累的价值、掷骰子、轮流出牌、买入、售出、开发房产、收租，以及输赢的规则。它不仅包含人们在其中占据的位置——玩家、银行家等，也包含物质的要素，如棋盘、房子和旅馆、骰子、房契、金钱，以及代表每个玩家在棋盘上移动的棋子。因此，我们可以将游戏视为一个体制，它的各要素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将它与其他游戏和非游戏区分开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一个体制，而无须谈及实际上在任何给定时间参与游戏的人的个人特点或动机。
如果看人玩《大富翁》，我们会注意到某些感觉和行为模式，它们反映了游戏本身所固有的最小阻力路径。比如，有人落在为我所有的物业上时，我就收租（如果我正好留意到了），如果他们付不起钱，我就拿走他们的资产，迫使他们出局。这个游戏鼓励我对此扬扬自得，并不一定是因为我是个贪婪无情的人，而是因为这个游戏就是一个为了赢的游戏，而这是在《大富翁》中赢的一部分。鉴于其他人也在努力通过将我挤出局来赢得游戏，我为了赢而采取的每一步都是在保护自己，同时减轻棋子落在我无法支付租金的物业上时的一些焦虑。
因为这些模式更多是由这个游戏，而不是由单个玩家塑造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显得很烦人。我不玩《大富翁》的时候，我的行为会非常不一样，尽管我还是同一个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再也不玩《大富翁》了——我不喜欢它以玩乐的名义所鼓励的那种感觉与行为，尤其是当它们针对的是我所关心的人时。
我们在游戏之外的举止有所不同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个性，而在于这个游戏的最小阻力路径，它定义了适当和预期的某些行为与价值观。当我们将自己看作《大富翁》玩家时，我们便被游戏所定义的规则和目标限制，在我们的体验里，它们是外在于我们的力量，超出我们的控制。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人们很少想到要去改变规则。组织游戏的关系、条件和目标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并不是供我们评判或改变的。我们对游戏越有归属感，就越认同自己是玩家，也越可能感到对它无能为力。如果你要让一个人破产，你可以自我辩解说你必须弄到他们的钱，因为这就是规则，但其实这只是因为你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本可以选择完全不参与或提议改变规则。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无法想象没有这个游戏的生活，那么除了做符合期待的事情，你是看不到太多其他选择的。
如果我们只从人的个性与动机等方面解释社会行为的模式，例如，人做贪婪的事情是因为他们 就是 贪婪的，那么我们就忽视了在人们所参与的体制中确立的最小阻力路径对行为的塑造作用。比如说，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利润动机”通常被视作一种解释资本主义这个体制的心理学动机：资本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想要谋利的人。但这是本末倒置，它避开了想要谋利的心理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问，什么样的世界让这样的欲望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围绕它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因为尽管我们在玩《大富翁》或参与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时可能会追求利润，但谋利的心理动机并非起源于我们，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在许多文化中都不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闻所未闻的。利润动机是市场体制的一个历史发展方面，尤其是资本主义，它塑造了参与其中的人的价值观、行为和个人动机。
举例来说，有人认为经理解雇工人只是因为经理冷酷无情，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功通常取决于这种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的、“无情”的行为。大多数经理或许知道，以利润和权宜之故抛弃员工是伤人且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不得不成为执行这件事的人时，会感觉非常难受，于是他们便通过发明“缩减规模”和“再就业”这样的委婉语来保护自己的情感。然而，他们还是参与了制造此类残酷结果的体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残忍或对工人怀有恶意，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创造了这样的最小阻力路径，对我们是否遵循这一路径的选择，都附加了实际的回报和成本。
以游戏为例，我们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必留意玩家所玩的游戏类型就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如果没有将游戏当作某种比玩游戏的人的思想和感受的集合更大的东西去审视，就认为我们能够理解游戏，反而会制造更多混乱。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到体制的运作方式通常并不反映人的经验与动机来看清这一点。
譬如说，如果我们试图解释战争，观察士兵实际上做了什么，以及他们造成的后果，我们可能会将战争归咎于人类好斗和自相残杀的倾向，归咎于“天生”的野蛮残暴。但如果我们在参与者本身，即士兵身上去寻找这类倾向，我们可能找不到太多，因为一个又一个证据表明，士兵的典型动机根本不是对杀戮、伤害和破坏的嗜血冲动。
大多数士兵只是遵循社会体制中确立的最小阻力路径。他们想做的无非是他们认为社会期待他们做的——尤其是努力符合爱国和男子汉的文化形象——并让自己和朋友能够安全回家。许多人上战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渠道，或想获得职业培训，或想获得大学教育补贴，从没想过他们会在战场上结束人生。或者他们被卷入了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后者将他们送上战场，去为他们只有一些模糊认识、几乎无法理解的东西而战斗。一旦上了战场，他们的好斗行为常常就变成针对面对其他男人时产生的恐惧而做出的防御性反应，对方也觉得必须杀了他们，这样才能达成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并安全回家。
如果我们从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动机来解释战争，似乎也不会更好。领导人似乎也常常感到被困在义务、意外事件以及并非由他们创造也不由他们控制的替代性选项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尽管个人对可能造成的后果有所疑虑，但仍感到不得不派军队参战。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有证据表明，双方陷于两难，一边是他们所认为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另一边又唯恐事态超出他们的控制，导致核浩劫。显然，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的不可估量的恐怖面前，他们的个人动机微不足道。
尽管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使用个人模式去解释社会生活，但这么做是一条最小阻力路径，因为个人经验和动机是我们最了解的。于是，我们倾向于将父权制看作不良社会化的结果，男人由此学会以支配和男性气质的方式行事，而女人学会以从属和女性气质的方式行事。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它无法解释特权与压迫的模式。这就好比将战争解释为单纯是因为男人被训练得好战，而不去看从为军队提供装备中获取巨额利润的经济体制，以及组织和相互派遣军队的政治制度。这就像试图理解《大富翁》游戏中发生的事，却不去谈论游戏本身和让它得以存在的那种社会。当然，士兵和《大富翁》游戏玩家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习得规则，但这没有向我们揭示规则本身，以及为什么规则一开始会存在，并被人学习。社会化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训练人们参与社会体制的机制。尽管它解释了人如何学会参与，但它没有阐明体制本身。相应地，它可以告诉我们像父权制这类体制是怎样的，却不太能说明它 是什么 和 为什么 。
若不去了解体制如何运作，人们又如何参与其中，我们便对两者都束手无策。比如说，罗伯特·布莱和其他神话阐释男性运动中的人想要改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定义。他们想让男性变成“精神上的斗士”，与“深层的男性化”保持连接，对于身为男性自我感觉良好，无须依靠强迫和暴力。他们希望“年长男性”——父亲们——能引领年轻男性进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因为父权制的概念在布莱的分析中无迹可寻，改变文化定义也无法作用于父权制。换句话说，他对男性气质的改造不涉及对抗父权制权力关系和男性竞争的控制驱动体系，以及所有它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嵌入方式。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年长男性呢？他们得准备好放弃男性特权，并且采取一种与主流的父权制秩序相抵牾的看待男性（和女性）的方式。按照这样的方式，这些年长男性自己损失最大，他们还要推而广之，欢迎那些年轻男性也加入自己。我们又到哪里去找愿意追随他们的年轻男性？很简单，我们找不到，除了相对少数把“新男性气质”当作个人风格的人。然而，这些新男性气质通常属于礼节性的仪式，只限于有此意向的人之间，其他时候则远离公众视野，或者，正如我们在“新男性运动”中看到的，它们其实也没那么新。
无论如何，个人主义模式对于改变父权制毫无希望，因为父权制不只是人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父权制不仅仅是父亲对儿子造成的心理创伤、异性恋亲密关系的危险与失败、男孩对于母亲的情感，或男性如何对待女性和彼此。它 包含 这一切，并制造了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帮助维持着体制，但这些不是“父权制是什么”的答案。
父权制是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方式，这类创伤、失败和虐待才注定要发生。如果父亲忽视儿子，那是因为在父亲所生活的世界里，最小阻力路径是追求目标，而非深耕父职。
异性恋亲密关系容易失败，是因为按照父权制的组织方式，女性和男性在根本上彼此对立，尽管他们原本有充分的理由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男性胁迫女性、对女性施暴成为普遍模式，只是因为武力和暴力在父权社会中受到支持，因为女性被指定为可取的、合法的男性控制对象，因为在一个围绕控制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武力和暴力
行之有效
。
如果对于父权制是什么、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就无法找到父权制的出口，或想象一套与此不同的体制。到目前为止，替代性选项一直是将我们对性别的理解简化为个人问题、倾向和动机的智识糨糊。这些据称可通过教育、更好的沟通技巧、意识觉醒、英雄旅程
和其他形式的个体转变解决，或仅仅需要时间。而社会体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改变的，其结果往往是广泛的受挫、指责与否认的循环，而这恰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多年来所处的状态。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体制的父权制是什么。这包括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文化观念，构成社会生活的关系之网，权力、回报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这种分配正是特权与压迫的基础。我们需要通过打造替代性的最小阻力路径，去看到新的参与方式，因为我们不是体制不幸的傀儡，只是被其操控。它可能是比我们大的东西，它可能不是我们，但它只能借由我们才能发生——而这正是我们能够运用自身力量，就父权制，就我们与它的关系去做些什么的地方。
理解任何一个体制的关键在于辨认出它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是按照怎样的排列方式构成一个整体的。举例而言，要理解一门语言，我们得学习它的字母表、词汇，以及将词语组成有意义的短语和句子的规则。像父权制这样的体制更复杂，因为它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很难看清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父权制的决定性要素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和痴迷于控制的特征，但这只是个开始。父权制的核心基础是一系列符号与观念，它们构成了一种文化，从日常对话的内容到战争实践，处处都体现着这种文化。父权文化包含众多关于事物性质的观念，其中涵盖女人、男人和人类，男子气概和男性气质与人类特质的联系最为紧密，而女人气质和女性气质被降到他者的边缘位置。它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以下几项：（1）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它应该是怎样的，人们受到怎样的期待，又有怎样的感受；（2）女性的美貌和男性的刚毅的标准，女性柔弱和男性保护的形象，以及老夫配少妻而老年女性只能独居的形象；（3）将女性和男性定义为相反的两类人，认为在男性一方，侵略、竞争和支配是自然天性，而在女性一方，关怀、合作和顺从是自然天性；（4）对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看重，对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的贬低，认为丈夫的事业是头等重要的，妻子的事业则处于次要位置，照料孩子是女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但只是男人生活中的次要事务；（5）社会对男人愤怒、暴烈和强硬的接受程度，对女人拥有这些特质的拒绝程度，对女人有同情心、温柔和柔弱的接受程度，对男人拥有这些特质的拒绝程度。
最重要的是，父权文化涉及控制和支配的核心价值，它几乎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情感表达到经济，再到自然环境，获取与实施控制是一个持续的目标。为此，权力（power）的概念窄化为“掌握相对某事物的控制权”（power over），即克服阻力控制他人、事件、资源或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吸收其他一些含义，比如合作、慷慨奉献自己的能力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能力。
掌握相对于某事物的控制权并随时准备使用它，在文化上被定义为好的、可取的（并具有典型的男性特点），而缺乏这样的权力或不愿意使用它，即使不算可鄙，也被视为软弱（具有典型的女性特点）。
有条件的父权社会通常迅速地发动战争，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举个例子，关于制定美国军事策略的男性的研究表明，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大肆使用武力几乎不会失利（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就是例证）。而那些提倡在使用武力上保持节制的人则可能被认为不够有男子气概，因此缺乏可信度。
任何文化的主要用途都是提供符号和观念，凭借这些构建出一种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感知。因此，语言有时能够惊人地反映社会现实。举例来说，在当代用法中，“老巫婆”（crone）、“母狗”（bitch）和“处女”（virgin）这些词被用来形容女性具有威胁性或无异性恋经验，因此是不完整的。然而，在最初的含义当中，这些词勾起的是全然不同的形象。
crone是生活阅历丰富，因此具有洞见和智慧，受人尊敬并拥有改善人们生活的力量的老妇人。bitch是阿耳忒弥斯-狄安娜，狩猎女神，通常与陪伴她的狗联系在一起。virgin指代的只是未婚的、无主的、不被任何男人拥有的女人，其因此是独立和自主的。我们可以注意到，每个词都从一个关于女性力量、独立和高贵的正面文化形象变成了侮辱或徒有躯壳、丧失内涵的词，于是，要从积极且充满力量的方面肯定女性，可用的词寥寥无几。
进一步深入父权文化，我们会发现一张复杂的观念之网定义了现实，定义了什么是好的、可取的。用父权的眼睛看世界，就是相信女性和男性在本性上截然不同，等级秩序是混乱的唯一替代方式，男性是按照男性天神的形象塑造的，他们跟男性天神有着特殊的关系。如下观念被认为显而易见：存在两种且只有两种不同的性与性别；父权制异性恋是自然的，而同性间的吸引不自然；因为男人既不生孩子，也不进行母乳喂养，所以他们无法对孩子产生强烈的身体连接；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女人，无论是异性恋、女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要的都是知道如何掌控事物（包括她）的“真正的男人”；女人是信不过的，尤其当她们来月经或指控男人虐待的时候。
尽管有各种与之相反的媒体宣传，但拥抱父权制仍然意味着认为母亲应该待在家里，而父亲应该外出工作，无论男女真正的能力或需求如何。
拥抱父权制就是接受这样的观念：女人弱，男人强，妇孺需要男人来养活和保护；尽管在许多方面，男性并不是在生理上更强的性别，在许多社会中，女性都从事着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通常比男性承担的量更大），女性在长时间劳动时的身体耐力也往往比男性更好，同时女性往往比男性更能忍受疼痛和精神压力。
然而，正如伊丽莎白·詹韦（Elizabeth Janeway）所指出的，这样的论据在父权文化面前毫无意义，因为它规定了事情
应该
如何，像所有文化的神话一样，“是无法被事实驳倒的。它似乎是在做直白的陈述，但实际上这些隐藏了另一种语气，命令的语气。神话存在于一种张力状态中。它并非真的在描述一种情形，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描述，使它宣称存在的东西得以出现”
。
在父权文化中生活，就是学习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哪些期待——学习依据个体的行为与表现规范奖惩的规则。从法律要求男性为他们无从选择的战争而战，到社会期待母亲育儿，这些都是规则所涵盖的范围。此类规则也包括，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表现出性方面的兴趣，抑或仅仅是微笑或表现得友好，从那一刻起，她就放弃了说“不”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在父权制下生活，就是让我们自己进入如下情绪模式：对女性抱持充满敌意的蔑视，这构成了厌女和男性优越假定的核心；在其他男性表现出脆弱或软弱的迹象时对之加以嘲笑；而每个女性都必须在行使自己在世上自由行动的权利时，处理好自己的恐惧与不安，尤其是当她于深夜独自置身公共场所时。
这类观念构成了我们漂浮其中的符号之海和我们呼吸的空气。它们是我们思考自身、他人和世界的源泉。因此，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所应当的日常现实，一套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模式，后者持续塑造和重塑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我们与它的关系的感知。这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这些潜在观念决定了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但这的确意味着，它们确定了我们在参与父权制的过程中必须处理的东西。
举例来说，厌女在父权文化中的显著位置并不意味着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意识地仇恨在文化上与女性有关的所有事物。但这确实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仇恨，尽管它是最小阻力路径。完全摆脱这种感觉与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异性恋男性在爱女性的时候，完全可能并未在心里将她们分割为乳房、臀部、生殖器和其他各种可欲的部位。女性也完全可能很满意自己的身材，不认为自己太胖，不变着法虐待自己，以达到那种难以企及的男性认同的关于美貌和性魅力的标准。
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在父权制下生活就是在厌女形象中呼吸，女性在其中被物化为性资产，主要以她们对于男性是否有用来估值。对每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洑游于父权制之中、呼吸着它的人来说，这已经植入我们的身体，一旦进入，它便留存下来，无论我们多么无知无觉。当我们听性别主义玩笑或其他形式的厌女话语，或者自己去说时，可能没有辨认出那些话的本质，即便我们辨认出来了，也可能什么都不说，以免别人觉得我们太敏感——男人尤其如此——或者跟男人玩不到一起。无论如何，我们都参与其中，即便是通过沉默。
理解构成父权文化的符号与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结构发挥着强大的影响。我说的“结构”指的是借由社会关系以及权力、奖励、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形成的特权与压迫。这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无数模式当中：家庭与工作，宗教与政治，社群与教育。我们可以在家庭劳动分工中发现，父亲总是可以被免除大多数家务，即使父母都在外工作；我们也可以在职场上看到，女性总是集中在低层次的粉领职业中，而男性几乎在所有行业都占多数。它存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当中，从获得卫生保健的难易程度到拥有多少闲暇时间，皆受其影响。它存在于男性暴力与骚扰的模式中，这可将一次简单的公园散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或一场情侣间的吵架变成威胁生命的噩梦。但父权制结构的体现，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这使男性特权成为可能——以及从日常对话到全球政治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男性支配模式。父权制借由这一特性将权力、支配和控制等问题推到了人类生活的核心，这些不仅是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核心，在男性相互竞争、努力博取地位、保持控制权，以及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男性可能对他们施加伤害的过程中，也成为男性之间关系的核心。
要理解父权制，我们必须辨认出其文化要素，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结构有怎样的关系。例如，我们必须看到，将女性首先认定为母亲而将男性首先认定为养家糊口者这样的文化观念，是如何支持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担大部分家务而在求职、薪资和晋升上处处受歧视的模式的。但在我们想办法理解这些之前，我们必须看到父权制与作为个体的我们有怎样的关系——它如何塑造了我们，我们又如何塑造了它。
观察人与体制如何连接的一种方式是，想象我们占据着某些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将我们与占据其他位置的人联系起来。举例来说，我们通过母亲、女儿和堂表亲等位置与家庭相连接，通过副总裁、秘书或失业者等位置与经济体制相连接，通过公民、登记选民和市长等位置与政治体制相连接，通过信徒和神职人员等位置与宗教体制相连接。
我们如何理解占据这些位置的人，我们对他们有怎样的期待，取决于文化观念，比如母亲天生比父亲擅长照顾孩子。这类观念十分强大，因为我们利用它们来构建一种关于我们和其他人身份的感知。例如，一个女人跟男人结婚后，人们（包括她自己）对于她的理解与想法会改变，因为关于身为一个妻子意味着什么的文化观念——妻子对丈夫应有怎样的感情，对妻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她们的期待是什么，她们可能对其他人有什么期待——会开始发挥作用。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和其他人认为我们是谁，与我们在社会体制中
所处的位置
密切相关。不参与一种或另一种社会体制，我们就不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而存在。我们与构成社会体制的符号、观念和关系相连接，如果拿走所有这些连接，就很难想象我们还能是谁，我们的生活将由什么构成。假如拿走语言和语言使我们可以想象和思考的一切（从我们的名字开始），假如拿走所有我们占据的社会位置，以及与之相关的角色（从女儿、儿子到职业与国籍，再到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复杂关系），那么我们的身份认同就所剩无几了。
我们可以将社会想象成一个体制套着体制、由相互连接的体制构成的网络，每个体制都由社会位置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那么，说我是白人、男性、大学毕业生、非残疾人、非虚构作家、小说家、社会学家、美国公民、异性恋者、丈夫、父亲、祖父、兄弟和儿子——这些都是以我的社会位置来辨认我；而这些社会位置本身又与各种体制——从整个世界到我所出生的家庭——当中的各种位置相关联。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日常情景下的社会现实又依附于人们参与这一社会时实际的所作所为。例如，父权文化高度重视控制和男子气概。这些本身只是抽象概念。但当男人和女人真正交谈的时候，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超过女人打断男人的次数，男人无视女人引出的话题转而谈论他们自己的话题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谈话，
或者当男人利用他们的权威在职场中骚扰女人，父权制这个社会的现实，以及人们对于他们自身是父权制下有性别的存在的感知，就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式真实地发生了。
在此意义上，像所有社会体制一样，父权制只能通过人们的生活而存在。通过这种动态关系，父权制的各个方面便呈现在我们身边，供我们反复体会。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体制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把父权制看作外在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体制是一个独特的、独立的东西，就像我们居住的房子一样。相反，通过参与父权制，我们可被 归于 父权制，父权制可被归于我们。双方都借由对方而存在，没有对方，双方都无法存在。
第二，父权制不是静态的。这是一个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 过程 。鉴于我们所参与的这一事物是父权制，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每时每刻都创造着父权制世界的方式行事。但我们拥有打破规则和以不一样的方式构建日常生活的自由，意思是说，我们所选择的路径能够改变父权制，也能在同样程度上维护父权制。
我们参与父权制，并承受其后果，仅仅由于我们在父权制当中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因为就其定义来说，父权制是一个围绕着文化构建的性别类别所组织起来的不平等体制，我们无法避免参与其中。 所有的 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参与着这个压迫性的体制，没人能够选择是否参与，只能选择自己 如何 参与。正如哈里·布罗德（Harry Brod）所说，这对于男人和男性特权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根本就没有放弃自己的特权、置身体制“之外”这回事。人总是身处体制之中。唯一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是以挑战现状的方式还是以增强现状的方式参与体制。特权不是我拿来的一样东西，因此我可以选择不拿。这是社会赋予我的东西，除非我改变赋予我这种东西的制度，否则它们会继续赋予我特权，我会继续拥有特权，无论我的意图多么高尚、多么平权主义。
因为特权是社会体制赋予的，所以人们完全可能 享受着 特权而对此毫无 察觉 。例如，我做演讲的时候，通常会在离开时对进展顺利感到满意，因此也感觉我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都很不错。如果有人要我解释为什么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我可能会提到我的能力、我多年的公共演讲经验、我的观点的质量，以及观众的兴趣和参与。然而，我最不会想到的就是，我的成功有性别的加持。研究相当清楚地表明，如果我做出同样的表现，但我在观众的认知里是一个女人，那么我不会得到同等认真的对待，会在许多维度上得不到同样正面的评价，我的成功也不会在那么大程度上被归为我自己的努力与能力。
这两种结果之间的差别就是某种程度的男性特权，我几乎没什么办法能摆脱它，因为它的权威并不来自我，而来自社会本身，尤其是文化上的性别形象。观众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赋予我男性特权，我或许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接受这种特权。但特权依然在那儿。这一切可能让人感觉自然而然，毫无偏向，但这只会加深体制对于所有参与体制者的控制。
社会学中老生常谈的一点是，社会体制制造的问题，不改变体制是无法解决的，但在众人讨论如何治愈困扰我们的问题时，你从大多数讨论中去判断，是得不出这一点的。比如，无论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处理贫困等问题，关注点永远围绕着改变个体而不是体制，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方法。保守派责怪生活贫困的人，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振作，接受正确的价值观，更努力工作。自由派向政府寻求答案，但不要误以为这是在推动体制改变。自由派利用政府政策帮助贫困个体的方式是给他们钱、职业培训、食品救济券或卫生保健，而不是试图改变这个社会产生贫困的系统性原因。
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允许一小部分人占有每年劳动创造的大部分收入与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些现成的资料中看到这一点。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着大约8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20%的人控制着近90%的财富。最上层的20%的人获得了所有收入的近60%，剩下的80%的人为其余的收入份额竞争。
当大多数人只能为不到一半的收入和比例更少的财富而相互争夺时，那么不可避免地，许多人无论多么努力工作，都过不上或勉强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其中包括大量有全职工作的贫困工人。最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解决方案都呼吁个体更努力工作，更有效地竞争，但结果是可预料的，未来的失败者相比于今天，只是受过更好的教育，工作更加努力而已。双方连提都不敢提的一点是，一个注定要制造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的体制既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贫困是如此，对于父权制也是如此。大多数讨论不着眼于父权制这一体制，也不去理解人们与它的关系，而是对性别问题做心理分析，将之个体化，专注于教育、自助工作坊、心理疗法和其他促进个人改变的计划。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更开心，调整得更好，或更成功，但不去批判性地觉察父权制这个体制，就缺乏将解决方案推向个人改变之外的理由。
举例来说，男性往往有动机去避免被指责为性别主义，一旦他们掌握的人际关系灵敏度达到了一种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他们就可能有一种解脱感，认为自己相对而言可以免受批评，甚至在面对那些仍未有此意识的男性时，感到些许得意（即便在此处，父权制的游戏也在继续）。当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之后，他们就不太可能去主动让任何人感到不适，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不会再深入地挖掘父权制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它为什么需要被改变，以及如何需要被改变。
对于那些成功爬到了行业顶端的女性，也可以这么说。她们已经获得了父权制的认可，如果挑战同一套体制，她们就有可能丧失权力、回报和认可。结果是，她们通常服务于父权制的利益，指责那些盯着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者在扮演受害者，而不去以个体的身份努力工作，获取成功。
关注父权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个体，只是说我们要将他们归为更大的体制的参与者，而不是将他们当作一切的起点和终点。例如，试考虑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与骚扰的问题。据统计，有1/4到1/2的美国女性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遭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女性同样可能以其他方式遭受身体虐待，尤其是来自她们身边的男人的虐待。被亲密的人殴打已经成为女性最常见的受伤原因，在某些州的发生率比行凶抢劫、交通事故和性侵害加起来还要高。职场中的性骚扰十分普遍，包括在美国军队当中，根据具体职位的不同，声称自己曾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比例从近50%到超过75%不等。联合国称：“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持续存在，这是对人权的普遍侵犯，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主要障碍。”
除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分析
（这部分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媒体报道）以外，大多数关于性别暴力与性骚扰的讨论都聚焦于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父权制、男性和男子气概。什么样的男性会实施强奸和性骚扰？他有什么样的性格问题？他的童年是怎样的？他跟女人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尤其是跟他的母亲？最后一个问题尤其普遍，但只有在我们无视关于个体及其经历与社会体制有怎样的联系等问题时，这个问题才说得通。
例如，为什么与某一群体的成员有过不好的经历会导致针对他们的终身偏见、仇恨和暴力？与戴眼镜的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不太可能引起对戴眼镜的人的反感；但人们经常说，他们对黑人、女性或犹太人等群体的偏见是因为年少时与之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戴眼镜的人与犹太人、黑人和女性的区别在于，后面几个群体在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社会中，都被视为从属的群体，且被如此对待，而戴眼镜的人则不然。
将一次孤立的不愉快经历转变为偏见、歧视和暴力行为的模式的，是在背后纵容这种以偏概全的社会环境。它对这些群体的呈现方式使人们很容易将个人的不愉快经历归结为刻板的群体特征。所以，如果一个犹太人对一个非犹太人不好，文化就会支持后者将这种不好的对待归因于犹太特征本身，而不是那个人的个性或情绪。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从属群体身上，包括有色人种和女性。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连接，人们对不愉快事件的解释会止步于个体，他人特定的社会特征就无法获得特殊的社会意义。但当这样的社会连接被当作可供选择的最小阻力路径时，大家就很容易抓住被贬低的特征，并将之推广到群体。
个体的心理和经验当然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关键。然而，它们本身无法解释一个群体施加于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歧视和暴力等社会 模式 。这就像试图通过分析参与者的个性来解释吉姆·克劳时代普遍存在的对黑人的私刑，却无视漫长的白人特权与种族压迫的历史如何塑造了白人以为他们可以对有色人种做的事情的认知、期待和判断。就好像我们无须考虑施加私刑者所处的种族主义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使得白人在压迫黑人、让他们处于胁迫与恐惧当中时有利可图，它将黑人确定为敌意与暴力的合适靶子，并清楚表明，虐待和谋杀黑人的白人不会受到惩罚。要说这种私刑的模式会出现，单纯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社群正好有一些个性有问题的人，他们导致了种族仇恨与暴力，就会显得几近愚蠢。说我们可以找出那些个性有问题的人，并尝试改变他们——或许通过再教育和心理治疗——这样就可以停止私刑，而无须关注促进和保护他们行为的社会体制，这也显得同样愚蠢。
然而，这正是我们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事情。此类模式所涉及的层面有可能超出个体不当行为和精神病理学——这一观点似乎让公众很难接受。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州委员会做证，他们的职责是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寻找解决方案。我请这个委员会考虑以下几点：（1）大多数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由男性实施的；（2）这发生在明显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的社会；（3）我们需要理解这两者有怎样的联系，社会的父权制特征如何导致性别支配群体成员针对性别从属群体成员的暴力模式。这些观点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我受邀与一个负责公共教育与意识的小组委员会见面。
他们说，我的论点很好，但对此我们有什么能做的呢？我做了第一步的建议，简单而激进：成为或许是美国第一个如此公开承认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很普遍的政府机构，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之中，承认我们需要认真投入资源去研究这两者有怎样的联系。这一建议得到的是笼罩整个房间的窃窃私语，因为显然，哪怕是承认父权制存在并且有问题就是一件冒险的事。不用说，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始终没有出现父权制。
在其他类似的群体中，反应也是相似的——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程度，但不愿意公开说出这个直白的事实。“这会引起许多男人的愤怒。”这是典型的反应。当然，这基本没错。但另一个选择是继续我们一如既往的生活，保护体制，假装暴力这类问题与涉及所有人的体制无关，而只是由某些误入歧途的个体导致的。
像私刑一样，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实施者是男性个体，他们可以为此承担责任，也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但它远 不止 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追究其更广泛和更深层的成因。除了实施者是男性个体以外，针对女性的暴力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它反映了存在于社会这个整体中作为支配群体的男性和作为从属群体的女性之间压迫性的父权关系。个体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存在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社会脉络，关于我们的所有事都是在与社会脉络的关系中成形的。因此，我们的认知、思想、感受和行为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简单地“存在于”社会中。相反，它们通过我们参与父权社会而出现并反映出来。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是只看个体对社会力量的呈现，而忽视了社会力量本身，以此维系了现状。这就是为何个人主义的方法如此符合父权制和其他维持现状的利益。
要将针对女性的暴力作为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来理解，我们必须问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能为其提供肥沃的土壤，让它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生根发芽。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证实，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性暴力与男性高度重视控制与支配的父权环境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
比如，在父权制之下，人们眼中正常的异性恋是基于男性认同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强调男人得到女人，将“真正的”性等同于性交，这一做法更有利于男性而不是女性获得愉悦。
这样的体制鼓励男性主要从女性是否具备下述能力来衡量她们的价值：满足男性的需求和欲望，支持男性能力强大和保持掌控的自我形象。
例如，庞大的色情产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向男性提供女性形象，供他们利用，并将其纳入自慰的幻想中。
结果是，男性利用胁迫和暴力对女性进行性控制，把女性作为发泄愤怒、羞耻、沮丧或恐惧的对象，这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在行为中如此，在文学、电影和其他媒体的流行主题中也如此。换句话说，考虑到父权制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男性对女性采取暴力是因为比照核心的父权价值观之后，他们发现暴力是有效的。
这一切都与社会分不开，因为社会就是围绕男性特权和男女两个群体间的压迫性关系而组织起来的。鉴于暴力、控制、支配、物化和性行为在父权制之下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审视父权文化如何定义正常的性行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纯粹自然的性行为，其实并非如此。它在当下以及过去都是被社会建构的，性行为发生的背景及其意义，与父权制的文化和结构有着深刻的联系。
这意味着，尽管性暴力必定涉及某些男人的感受和行为，但它不只是这些，它还牵涉一些根植于父权制这个整体的模式。
因为她们是女性，就对她们暴力相向，这种特定的暴力行为，与社会对女性这个群体的压迫有关，正如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以暴力对待他们，这种特定行为，也与整个社会中存在种族压迫有关。这意味着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与每一个参与父权社会生活的人都有关， 即便可能只有少数个体实际上实施过暴力或直接地受过伤害 。暴力是一种控制工具，而控制在父权文化中既被高度看重，也被性别化，从而具有男性特征。这意味着，父权制不仅让男性暴力变得不可避免，而且让其扎根于对控制的痴迷中，而对控制的痴迷延伸出的范围要大得多，远远超出参与暴力行为的男性个体。
个体——尤其是男性——所面对的挑战，是厘清被卷入父权制及其文化意味着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卷入性暴力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中写道，强奸“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恐吓过程，
所有的
男人借由这一过程让所有的女人置身恐惧之中”
。这让许多男人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指控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不论布朗米勒的实际意图为何，男性如果意识到“卷入”一个像父权制这样的体制并不一定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动机和行为，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具有防御性。无论我作为一个男性个体是否强奸过任何人，我都与控制和暴力的模式有关系，而其他男性正是通过这一模式去实施强奸的。这个社会鼓励对女性的性支配、物化和剥削，这一切都将性暴力正常化，并支持它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只要我参与这个社会，我就脱不开干系。
我个人是否鼓励或支持这样的行为无关宏旨。女性可能仅仅因为认定我是一个男人就畏惧我，继而顺从我；她们可能向我寻求保护，防止别的男人伤害她们；她们也可能因为我而缩小她们行动自由的范围，而这在我看来则毫无必要——无论我怎么想，如何感受，如何行动，这些都会影响我。在这样一个世界，能够自由走夜路，在街上与别人擦肩而过时直视对方的眼睛并对其微笑，随心所欲地穿衣服，都是一种特权；这些会成为特权，恰恰是因为某些人被否定了这样的权利，而另一些人被允许拥有这样的权利，无论这些东西在男人看来是不是特权，特权就是存在的。
我没有强奸女人，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参与促进男性特权和男性暴力并把这些作为控制女性的手段的父权社会。
如果我们在思考暴力等问题时，意识到体制的力量，意识到我们在其中也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加清晰。选择并不在于是否参与特权与压迫；不在于为一个并非由我们创造的体制接受指责；也不在于是否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自以为不必染指男性特权，从而成为男性特权这一社会问题的局外人。
我们的选择在于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这一体制，从而不仅改变我们自己，也改变这个世界——是它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并反过来由我们的生活所塑造。最终，我们的选择在于，面对我们所有人都继承到的父权遗产，我们是否要给自己赋权去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如果你已经在想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承担责任，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开始有这样的感受，请直接翻到第11章，我在那一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