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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名男女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关于职场性别问题的研讨会。在一个简单的开场练习中，他们按性别分成两个小组，就四个项目做头脑风暴：他们自己的性别在职场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他们对另一性别的优势和劣势的看法。随着女性的劣势和男性的优势被列到第二页和第三页活页纸上，女人越发能量满满地投入任务，并且气氛变得更为热烈。有时，这种能量伴着一阵阵笑声传来，在整个房间里回荡，冲刷着男性小组静悄悄的海岸。另一些时候，她们似乎只是一项又一项愤怒地狂写：薪资更低，受制于更高标准或双重标准，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几乎得不到权力或尊重，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更注重外貌吸引力而不是业绩或能力，玻璃天花板的限制，不受重视，受到骚扰，很少得到支持或指导，几乎没有空间或隐私，被排除在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之外，被居高临下地指点，被要求做从记笔记到端咖啡等“后勤”杂事，被视为弱者和低智者，常常因为出的主意被男性挪用而功劳不被承认，她们的家庭角色也占用了她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她们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却得不到认可，而这个社会对男性很少有这样的要求。
她们不断地列下去。在干劲十足的女性小组旁边，男人们则以紧密的小组进行着任务。让很多人惊讶的是，他们列出的内容跟女人列出的非常相似，只是稍短一些。男人们遗漏了优势和劣势的许多形式，但基本上，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拥有什么，女人没有什么。
男人们完成任务之后，在尴尬的沉默中站着，看向女人这边，她们的任务还在进行。一段时间后，两个小组分享他们的想法。对于有些不可避免会脱口而出的事项，人们发出一些善意的笑声，但多少有些紧张，比如：男人上洗手间时不用排队，男人简简单单就能打发“上班穿什么”的问题。但很快就出现了一连串无可辩驳的关于如下问题的事实：性别如何塑造女性和男性在职场中和职场外的生活。
内容不断地累积罗列，气氛变得凝重。一些女人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但许多女人似乎不知如何处理她们的感受。男人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好像他们想找一个安全之所躲藏起来，或以某种方式捍卫自己，仿佛这一切都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当被问及看到这些清单，他们有何感受时，一个男人说，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些优势，但不希望为此给女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而女人的反应则常常是“沮丧”。
在笼罩那个房间的沉默当中，两件事变得清晰起来：这些罗列的内容说明了某种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东西，但我们不知该如何谈论它。而假如我们不能谈论一个问题，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更别说去探索如何解决它了。
其结果是一种麻木，这种麻木不仅反映了这一特定群体——以及无数其他类似群体——在面对性别现实时所处的状态，而且反映了整个社会面对这些问题时所处的状态。
我们所处的状态便是被困在原地。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20年的剧变，性别平等的发展进程自90年代以来开始放缓。例如，全职工作的男性平均收入仍比女性平均收入高出近30%。尽管女性在大学毕业生中占多数，但大多数就业女性仍局限于地位低、收入低的狭窄的职业领域，那些成功进入医学等以前由男性主导的行业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地位低、收入低的职位。与此同时，进入护士和小学教师等职业的男性比同行业的女性收入更高，而且更有可能晋升到管理职位。在大学里，科学教授（无论男女）普遍认为女学生的能力不如男学生，不太可能为女性提供工作，也不太可能给他们所聘用的女学生支付与男学生同等的工资。在政治领域，女性在美国国会中仅占19%，在州立法机构席位和全州民选行政职务中，女性所占比例不及1/4，尽管女性占美国人口的50%以上。在家庭中，女性所做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量仍然是男性的两倍，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也有工作。
我们不仅被困住了，而且陷入了迷茫。例如，男性暴力在全球持续流行，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谋杀、性贩卖，以及针对女孩和妇女的强奸和虐待。官方的回应和公众的讨论表明，对于其根本原因或应采取何种措施，人们所知甚少，包括如何看待绝大多数暴力是由男性实施的这一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10章详述）。在世界范围内，30%的女性称曾受到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性侵犯或身体攻击，女性遭受强奸和家庭暴力的风险比癌症、车祸、战争和疟疾的风险加起来还要大。美国军方最近透露，性侵犯在军队中非常普遍，对女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服役的危险，而是来自男性服役人员的性侵犯。
我们置身于压迫性的性别遗产的深处，这份遗产在男性支配的世界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从失控的资本主义贪婪和阶级不平等，到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的破坏。
从宏观和微观尺度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明知道性别牵涉的问题与大量的苦难、不公正和麻烦紧密相关，但不知道了解这一点之后如何去做，这将我们绕进一个恐惧、愤怒与痛苦的结，一个指责、防御、内疚和否认的结。我们除了知道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对其余一切都不确定，而我们越是拉扯这个结，它就缠得越紧。
我们被困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传统中。要理解父权制是什么，并从中走出来，我们需要解开那个结，而这首先要弄清楚身处父权制遗产当中意味着什么。要弄清楚，我们首先要避开许多人——尤其是男人——对于“父权制”这个词本身的防御性反应，他们通常将其理解为“男人”的代名词。我将用一整章（第2章）来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但目前，答案的要点是：父权制 不是 “男人”的替换词。父权制是一种社会体制，而社会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集合。因此，“父权制”社会所指的不是我或任何其他男人，或男人的集合，而是一种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如果不把整个社会等同于一群人，这本身就会带来足够多的问题。
何谓父权制？一个遵奉父权的社会，通过
男性支配
（male dominated）、
男性认同
（male identified）和
男性中心
（male centered）来促进男性特权
。它也是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组织起来的，其中一个关键方面涉及对女性的压迫。
男性支配
父权制是男性支配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和家庭内部的权威位置通常是为男性保留的。国家元首、公司CEO、宗教领袖、学校校长、各级政府立法机构成员、高级法律合伙人、终身教授、将军和海军上将，甚至那些被认定为“户主”的人，在父权制之下往往都是男性。当一个女人设法获得了更高的职位时，人们往往会因这种规则的例外而吃惊，并想知道她如何比得上男人。这种检验很少被用在男人身上（“我不知道他能否像女人一样成为一位好总统”），除非男性承担了通常由女性完成的、被贬低的家务和其他照料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或照顾年迈的父母。即便如此，男人在家务事上的失败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优越感、一种被训练出来的无能，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地位（“你去换尿布吧，我不擅长这个”）。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男性支配造成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这意味着，男性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与财富，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能够以反映和服务于男性集体利益的方式塑造文化，比如控制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内容，或者在处理强奸和性骚扰案件时采取一些方法，使得被审判的是受害者，而非被告。
男性支配还促进了男性比女性优越这种观念。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等级制度中位置的优越性和通常占据此类位置的人进行区分。
这意味着，如果男人占据高位，人们就直接得出男人本身必定优越的观念。如果总统、将军、立法委员、牧师、教皇和公司CEO都是男人（也会象征性地有几个女人），那么男人作为一个群体就会被认为具有优越性。的确，父权制下的大多数男人并不是手握权力的个体，他们成天做的就是其他男人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无论他们想不想做。与此同时，每个男人相对于女人的地位，都被父权社会中男性对权力的垄断所强化。
男性支配并不意味着所有女人都无能为力。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她们的权力都远远超过大多数男性所能拥有的。但她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她们在一个男性支配才是惯例的社会中是如此不同寻常。
像所有从属群体一样，女人也设法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男人留给她们的东西来获取权力。例如，正如父权制将女人变成了性对象，她们应该围绕着男人的需求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安排也赋予了女人拒绝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力。
男性认同
父权社会的核心文化观念是
男性认同
。我们认为是好的、可欲的、可取的或正常的事物，在文化上都与我们对男人、男子气概和男性气质的构想联系在一起。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如今仍旧普遍使用男性代词和名词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人。当我们习惯地将别人称为“man”（男人），或用“guys”（伙计、男人）称呼女性时，我们就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世界，男人在其中占据主要位置，而女人只是背景，被边缘化为局外人
（这一做法会让人陷入一些荒谬到尴尬的局面，比如一本生物学课本曾描述，“man”是“一种用母乳喂养后代的物种”）。
但男性认同所造成的结果远不止于此，因为它还把男性和男性的生活作为定义正常的标准。以事业这一概念为例，每周工作60小时，其定义的前提是假设拥有事业的人家里有一个类似传统意义上的“妻子”的人，为其操持必不可少的支持工作，如照顾孩子、洗衣服，以及确保有一个安全、干净、舒适的避风港，供拥有事业的人从充满竞争的、男性支配的世界的压力中抽身休息和恢复。鉴于大多数女人没有这样的“妻子”，她们便很难融入这一男性认同的模式，也很难在这一模式下成功。
男性认同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对于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文化描述，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同义。这些价值观包括控制、力量、竞争力、坚韧、面对压力沉着冷静、逻辑性、坚强、果断、理性、自主、自给自足等品质，以及控制那些会干扰上述核心价值观（如坚不可摧）的情绪。这些男性认同的品质与在父权社会中最受认可的工作——商业、政治、战争、体育、法律和医学——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就要求具有这样的品质才能成功。相比之下，合作、互助、平等、分享、同理心、同情、体贴、脆弱、随时准备协商和妥协、情感表达，以及直觉和其他非线性思维方式等品质都被贬低了，并在文化上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联系。
当然，女性并非全然在价值上遭到贬低。譬如说，女性通常因为她们的美——作为一种男性性欲的对象——得到嘉奖，但正因如此，她们也往往以最终贬低其价值的方式被占有和控制。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尤其是母亲，在文化上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浪漫化，但这是一种紧密集中的感伤（如母亲节或秘书节），对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看待和对待并无多少影响。并且，像所有的多愁善感一样，在实际上采取某些行动支持女性的生活时，这并没有多少分量。例如，为职场母亲提供有效和经济可行的儿童日托设施或家庭休假政策，让职场母亲行使她们照顾孩子的职能——我们本应高度重视她们在该方面的职能——而不影响其职业发展。
当大多数女性向外看世界时，她们会从其他女性身上看到自己，因为父权制的男性认同，她们所看到的女性只存在于少数狭窄的生活领域，如“照顾”工作和个人关系当中。举例来说，要将自己视为领导者，一个女人必须先想办法应对这样的事实：作为父权文化的一部分，领导力本身已经借由对男子气概和男性气质的认同而被性别化了。男人或许得学着将自己当成经理，而女人则必须能够将自己当成一个尽管不是男人，却依然能够成功的女经理。
因此，任何敢于在照顾关系之外的世界立足的女人，都必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关于“她是谁和她应当成为谁”的文化形象中做选择。如果她要获得真正的公共权力——在政治、企业或职业领域中——她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她作为女性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是她所从事的男性认同的职位，她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父权制之下，一个女人越有权力，她在他人眼中就越“去性化”（unsexed），因为她的文化认同退到了底下，覆盖于其上的是男性认同的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男性气质形象。对男人来说，效果则正相反：他们越有权力，就越意识到自己的男子气概。换句话说，在父权文化中，权力放在男人身上是性感，放在女人身上则不是。
然而，尽管有各种陷阱和限制，还是有一些女性执掌了权力，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大帝、英迪拉·甘地和果尔达·梅厄。她们的权力不是与父权制是男性支配的观点相矛盾吗？
答案是，父权制能够接纳在一定数量限制之内的执掌权力的女性，只要社会仍旧保持其本质上的父权制特征，尤其是男性认同的特征。尽管个别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但她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群有权力的男人——将军、内阁大臣、主教，以及富有的贵族或商人。她必须拥抱核心的父权价值观以支持他们的集体利益。实际上，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显得如此杰出，部分是因为她们有能力体现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男性气质的价值观：她们比周围的大多数男人更强硬，更果断，更有进取心，更长于算计，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而，这些女性的权力与一般女性在父权制之下是否处于从属地位毫无关系。这也不意味着让更多女人掌权就能对女人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也能改变她们置身其中参与运作的系统的父权制特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这个世界上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等女性的掌权，就更可能是制造了一种性别平等的假象，通过接受男性权力与特权所依赖的父权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巩固将女人置于从属地位的系统本身。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放弃让女人掌权，只是说让一些女人拥有权力并不足以改变系统本身。
鉴于父权文化将权力与男人等同，大多数男人虽本身并不掌握权力，但仍能够感觉到某种与男性支配的观念以及那些的确手握权力的男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说，要让一个失业的工人阶级男性去认同男性领导者和他们对父权制男性气质的强硬展现，比让他们去认同任何阶层的女性都容易得多。例如，当上流社会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开始对萨达姆·侯赛因“表现强硬”时，所有阶层的男性都能够认同这一次对基本父权价值观的实践。奥巴马总统下令击毙乌萨马·本·拉登时也是如此。借此，哪怕是地位最低的男人，也在男性认同中找到了一种文化基础，感到自己比原本地位较高的女性优越。举例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建筑工人在性骚扰一个恰好路过的衣着讲究的职业女性时，他会感到作为男人，他有权这么做。
里娜·韦特缪勒（Lina Wertmüller）在其1974年的经典电影《浩劫妙冤家》（Swept Away）中出色地描绘了这种动态关系。在这部电影中，一个工人阶级男性与一个上流社会女性一起身陷孤岛。尽管他在阶级上处于劣势，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他有权在性方面支配他所选择的任何女人，并借此暂时推翻她的阶级特权。在父权制之下，如果我们调转情境，让一个下层阶级女性征服并支配一个上层阶级男性，这一情景就不太具有可信度或不太可能吸引主流观众。这种厌恶并不是基于社会阶层，而是基于对性别秩序的威胁，女性在此秩序中原本处于从属地位，她不能看起来无畏或英勇；相比之下，他则会因为缺少阳刚之气和控制力而遭到评判。
当一个社会将男性这样的特定群体认同为人类的一般标准，随之而来的就是，男人会被视为比女人更优越、更可取、更有价值。不仅男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优越的一方，而且无论男人做什么，都会被视为更有价值。举例来说，最初由男人从事的职业往往比最初由女人从事的职业更受尊重，薪水也更高，即便女人的工作需要同等甚至更高水平的技能、训练和责任。在19世纪，大多数秘书、话务员、图书馆管理员和护士是男性，因此这些职业比起现在能带来更高的薪水和地位，现在这些职业则多半是女性在从事。与此同时，2008年经济崩溃后，男性进入了护理和小学教师等行业，他们获得的薪水比女性更高，也更可能被提升到管理岗，这一现象被称为“玻璃扶梯效应”。
而正因为男性做的事情总是容易被认为比女性做的事情更有价值，所以那些在文化中受重视的事物往往更多地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而不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比如神的概念，它对于人类生活极其重要，所以每一种一神论父权制宗教都崇拜一个男性认同的神，且该神的性别是男性，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玛丽·戴利（Mary Daly）在《超越父神》（Beyond God the Father）中提出的，这一宗教观进一步将男性置于一个高度有利的、与神等同的位置，进一步加强了女人作为“他者”的地位，以及男人主张特权和支配地位的合法性。
男性中心
除了男性支配和男性认同，父权制还是男性中心的。这意味着注意力首先是集中在男人和男孩，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上的。随便拿起一份报纸或走进一家电影院，你会发现故事主要都是关于男人的，关于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或者他们对这两者有什么可说的。女人则被刻画为随波逐流的人，操心家务劳动和维持恋爱关系，为男人提供可争抢的东西，或作为陪衬，反映或强调男人与人类生存处境的英勇搏斗，鲜有例外。假如涉及危机，我们看到的就是男人如何制造危机，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危机。
如果你想找一个关于英雄主义、道德勇气、精神蜕变、忍耐的故事，或有关任何赋予人类生命最深刻意义的斗争的故事，男人和男性气质通常是你必看的词。男人的经验是父权文化用来代表人类经验的，即使它们有时也是女性经历的。比如说，比起聚焦女性的电影，关于单亲父亲照顾孩子的电影——如《西雅图未眠夜》（Sleepless in Seattle）——对观众更有吸引力，即使女性比起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单亲家长。而聚焦于深厚友谊的故事也更可能对准男性而不是女性，尽管男性建立深厚的友谊要比女性难得多。
还有一个例子，在《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的结束部分，白人男主人公和由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养大的白人妻子离开了新近接纳他的部落，那也是她自童年开始唯一的家庭。然而，电影的焦点显然是他的戏剧性时刻，她只是赞许地看着。她就要离开她的养父母，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女婿和丈人之间充满感情的别离（感人地交换了礼物）。并且我们最后听到的是一个新结交的战士朋友发出的深情呼喊，这证明了这两个男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奇怪的是，这是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唯一的情感表达）。
相比之下，聚焦女性的电影，如《珍爱》（Precious）、《女王》（The Queen）、《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伊丽莎白》（Elizabeth）、《女朋友》（Girlfriends）、《伴你闯天涯》（Leaving Normal）、《激情之鱼》（Passion Fish）、《陌生人为伴》（Strangers in Good Company）、《莫负当年情》（Beaches）和《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则是惊人的例外，它们总是迅速地湮没无闻，被斥为男性主题的复制品（“女性伙伴电影”），或被当作需要进行解释的越轨之作而受到严格的审查。
要充分了解我在此表达的意思，可看看1968年以来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名单（见表1）。在近50部电影当中，只有4部讲述了女性的人生故事——《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芝加哥》（Chicago）、《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而且其中只有3部关注严肃主题，另外一部是音乐片。
男性中心无处不在。例如，研究清楚地表明，大多数女人或许早已知道：男人总是用说得多、打断多和控制内容来主导对话。
当女性在商务会议上提出建议时，她们通常会被忽视，直到有男人提出相同的建议，并因此得到赞赏（或如漫画上的标题所说，“好主意，琼斯小姐。或许某个男人也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在所有年级的教室中，男孩和男人通常都占据中心位置，获得最多的关注。
即便是在女性聚在一起的场合，她们也经常得对抗始终存在的如下假设：除非有男人在场，占据中心位置，否则就没有什么情境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什么是全然真实的。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一群女人出去喝酒聊天时，会有男人走上前来说“女士们，就你们自己吗”？
表1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名单（1968—2013年）
然而，许多男人会抗议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处于中心。男性特权有许多讽刺的方面，这就是其中之一。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女人时常充当“拥有魔力和敏锐力量的镜子，镜中反映出的男人比他们实际的身形大出一轮”。
伍尔夫的洞见表明了父权社会中发生在男性身上的这样几件事。男性所受的训练往往使男性通过自我的成就来获得肯定。
这与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所受的训练使她们用与之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自己，她们获得的肯定较少来自她们的成就，而较多地来自她们建立与维持人际关系时肯定与反映他人的能力。如果男性想要满足其被看见和被肯定的人类需求，就需要借助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对父权制男子气概标准的迎合（这也是男性友谊倾向于侧重竞争和一起完成某些事的原因之一）。这既影响了男性个体，也影响了父权制体系，因为男性关注自己（“看我！”）和女性关注他人强化了父权制的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的方面。这些反过来又支持了男性支配，因为它们让男人更容易专注于提升和保护自己的地位。
父权制镜像（patriarchal mirroring）的另一个结果是，异性恋男性尤其被鼓励在与女性相处时带着只看他们自己的期待。当现实和女性对自己生活的要求让男性感到自我形象变得模糊时，男性就很容易感到被忽视和忽略。像自身几乎不产生热量的冷血动物一般，男性很难展现温暖，除非他成为别人眼光的焦点。这对女性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她们总是花费过多的时间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关注她们的男伴，担心是否应该将用来安静地坐着读书或跟女性朋友在一起的时间，用来关注在她们生活中的男人。这是一种很少让男性感到困扰的担忧，除非女人抱怨。
为了感觉正常地活着，父权制下的男性需要被展现为“耀眼夺目”，以上种种都因这种期待而加剧。这使得他很难发展出一种可接受的自我意识，即他是一个普通人，与他人相处时有相对稳定的中心。结果是，父权制训练允许许多男人达成的最接近真正人际关系的形式就是，感觉他们自己就是注意力单向流动的中心。
这不应与被视作男性同盟（male bonding）的情形相混淆。当男人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他们通常在宽泛的意义上以男性为中心，也就是将注意力放在男人及其做的事情上。然而，在人与人交往的层面上，男人一般不会将其他男人置于他们注意力的中心，因为他们是彼此竞争的，也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找将他们置于中心的人了。举例来说，在我努力克服困难，与其他男性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我既困惑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很少会想到给男性友人去电询问他过得好不好，很少主动将他的生活置于我的注意力中心。多年来，我都不解其中缘由。这是父权制的许多矛盾之一：男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然而常常表现得仿佛其他男性的内心生活一点都不重要。
尽管男性一般不会给其他男性提供他们期待从女性那里获得的镜像作用，但他们的确在制造“耀眼夺目”的幻觉方面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通过竞争。男性在竞争时会进入一个赢家与输家的刺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球进入篮筐的次数或带过得分线的次数会让一些男性觉得自己的地位超越了另一些男性（且默认超越所有女性），这在父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中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要给“耀眼夺目”的地位一句决定性宣言，那无疑就是“我们是第一！”这句胜利的呼喊。（而并没有人问，多长时间的第一？跟谁比？那又怎么样？）在赢家得到梦寐以求的站在让男人看起来更伟岸的镜前端详自己的机会之后，连输家和男性观众也分享了一份高贵的男性努力的反射光，尽管只是一小会儿——它只能持续到下一个赛季开始，或某个更快、更强壮、更年轻或更聪明的人出现。
当然，大多数男性都不可能维持这一切。尽管女性被训练得将男性置于注意力的中心，但她们自己的生活会转移她们的注意力。“耀眼夺目”的期待真正实现的时刻稍纵即逝，且就是这样而已。其结果是，将男性置于中心的父权制期待，矛盾地让男人处在一种稍有不慎便感觉自己不处于中心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
对控制的痴迷
父权制的第四个特征是对控制的痴迷，这是一项核心价值，社会与个人生活均围绕它而组织。像任何一种通过压迫一个群体来提升另一个群体地位的特权体制一样，控制是父权制的基本要素之一：男性通过控制女性和其他可能威胁其特权的男性来维持自身的特权。鉴于控制的首要性，它成了一个真正优越的人的文化标准，随后又被用来为男性的特权地位辩护。男性被假定（并被期待）要时时掌控一切，不情绪化（除了恼火与发怒），表现得无懈可击、自主、独立、强大、理性、有逻辑、冷静、博学、一贯正确，在所有情况下都控制得住局面，尤其是涉及女性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些品质标志着他们的优越性，它们也成了男性特权的辩护理由。可相对照的是，女性被假定（并被期待）的方向与此正好相反，尤其是在与男性的关系中。
说控制本质就是恶或者控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压迫，是有误导性的。毕竟，控制是我们这一物种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是我们从混乱中理出秩序，保护我们的生存不受威胁的唯一希望。我们想象、集中精力，然后行动，从烤面包、在花园里种花到设计国家卫生计划，这一切都涉及控制。连小孩子都会享受自己发挥人类能动性的时刻，为能够促成某些事的发生而高兴。然而，在父权制之下，控制不仅仅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表达或者一种做成事情的办法。世人重视和追求控制的程度已经使一种自然的人类能力走向执迷的极端，由此赋予了社会生活一种压迫性的形式。
在父权制之下，控制所形塑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宏大轮廓，还有男性的内心生活。男性越是将控制视为他们自我意识、幸福感、价值感和安全感的核心，就越有追求控制并围绕控制组织生活的动力。这让男性渐渐远离与他人的连接（connection），并走向分离（disconnection）。这是因为，控制涉及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而分离是这一关系的必要部分。要控制某样东西，我们必须将其视为单独的“他者”。即便在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在精神上将自己分割为一个被控制的“我”和一个作为控制者的“我”。如果我们在控制他人，我们就必须为控制辩护，保护自己不受“控制会如何影响对方”这样的意识干扰。
结果是，控制者开始将自己视为打算和决定事情怎样进行的主体，而将他人视为施加行动的客体。被控制者被视为不具有可被定义为人的成熟度与复杂性。他们没有历史，也没有各种维度来赋予他们深度，或指挥控制者的注意力或理解，除非这干扰了控制。例如，当父母控制孩子的时候，他们似乎都预设了孩子还不能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并为他们的惩罚行为辩护说，孩子没有理性思考能力，什么都不懂。随着孩子长大，要将他们看作“他人”就越来越困难，控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当家长看到孩子渐渐成熟，并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回首过往的时候。忽然之间，曾经似乎正当的控制可能会显得尴尬、不当，甚至愚蠢。
父权制并不只是简单地围绕控制而组织的，而是一种男性认同的对控制的痴迷。其结果是，男性在这一体制中参与得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将自己视为单独的、自主的和与他人分离的。他们可能会成为各种版本的西部片中的男主角，骑马来到镇上，不知从哪儿来，离开时也不知往哪儿去，没有过去，未来模糊不清。女性的生活当然也涉及控制，尤其是在与孩子的关系当中。但控制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原则的观念与实践，是定义父权制当中的男子气概的一部分，而不是女性特征的一部分，所以女性不被鼓励追求控制权，并会在追求控制权时遭到批评。当一个女人被认为在控制男人时，她通常会被贴上悍妇或恶妻的标签，那个被人认为受她控制的男人则被看低，被视为妻管严、怕老婆，根本不算男人。但对于控制女人的男人——做最终决定，不让她外出工作，决定何时进行性行为或限制她与其他女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或受男人控制的女人，则没有侮辱性的词语。不需要使用这样的词语，因为男人控制女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父权制男子气概的一个核心方面。
父权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有几种形式。例如，在历史上，女性被排除在教会、政府、大学等主要机构和各种专业领域之外。即便她们被允许参与，通常也是处于从属的二等层级。玛丽莲·弗伦奇甚至认为，历史上对女性的压迫已经达到一种奴隶制的程度。
她们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行为、婚姻、生育或离婚，她们可能无法接受教育，不能从事某种行当或职业，不能在世界上自由行动，还有什么词能用来形容这种状态呢？许多女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终其一生辛勤劳作，却得不到任何工作报酬。
因为父权制是男性认同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和她们所做的工作即使不是被忽视，也往往被贬低。女性在学校
，在职业招聘、发展、晋升和奖励方面被忽视与歧视，她们作为人的发展因此经常受到压制。任何质疑父权制是一种压迫性体制的人，只需查阅一下日渐庞大的文献记录，其中不仅有经济、政治和其他制度性的性别主义，还有无处不在的暴力，从色情到殴打、性骚扰和性侵犯等日常现实。
还有每日的新闻头条，比如美国军队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这些行为已经持续多年，直到一场公开的丑闻促使人们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到本书写作之时，这些要求还没有实现。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过去的100年里，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美国最高法院委任女性，到派遣女性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在许多场合，对针对女性的公开性别歧视的容忍度比过去更低。小部分女性精英成功进入了一些职业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企业管理部门的上层。大多数公然歧视女性的法律已被废除。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此类被高度宣传的进步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已经有了根本性改变。比如说，尽管有诸多新法律，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骚扰依旧普遍存在。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未有太大改变，女性依然大量集中在少数低层次服务和粉领职业中。尽管已婚女性（许多已为人母）大量进入职场，成为有偿劳动力，尽管人们大谈父职（fatherhood）乐趣，但男性对于家务劳动的责任感或他们实际参与家务的意愿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而且，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女性在国家、有组织的宗教、企业、科学、高等教育和大众媒体等主要领域享有的权威依然很低。简而言之，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基本特征几乎没有改变，女性主义运动差不多像民权运动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果后便陷入停滞。
迄今为止，主流的女性主义运动专注于自由主义议程，其主要目标是允许女性以男性的方式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科学、职业、商业、政府还是军事领域。对父权制更严肃的挑战已经被消声、中伤和误解，其原因不难揣摩。改变明显的性别主义者
的意识和行为已是如此之难，提出关于性别主义如何内嵌于经济、政治、宗教、卫生保健和家庭等主要机构中的批判性问题则更为困难。让女性融入父权社会比质疑社会本身更容易；允许少数女性占据权力与支配地位，比质疑社会生活是否应围绕等级、控制和支配等原则组织更容易；允许少数女性上升到公司管理层的高度，比质疑人的需求是否应取决于以支配、控制和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更容易；允许女性从事法律工作，比质疑将敌对冲突作为一种解决争端、实现正义的模式更容易；允许女性参加军事战斗，比质疑人们对战争的接受度，质疑与之相伴随的父权制的男性力量和英雄主义的形象被用作国家政策的工具更容易。提升部分女性的地位，为她们鼓掌，始终比面对文化上的厌女更容易，这种文化上的厌女从未远去，只要有人想打击女性，让她们安分守己，它就是一种人人都可取用的工具。
更容易，没错，但并不是毫不费力或轻而易举。像所有力图争取根本改变的运动一样，女性主义运动所面对的是已经嵌入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的根深蒂固的现状。父权制的力量在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自由议程的持续抵制中尤为明显——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在女性生育权问题上的妥协；对女性主义的例行抨击，这导致女性不愿意接纳或认同女性主义；对于竞选公职的女性的厌女式攻击；以及某些男性对男性群体的声援，他们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表示加害他们的不仅是性/性别体制，还有女性从性/性别体制之下男人的压迫中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
父权制的力量还反映在它能够吸收那些呼吁表层改变的压力，以抵御更深层的挑战。每个社会体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让步，允许一些改变发生，并在此过程中让更深层的结构不受触及，甚至隐而不显。的确，这种“让步”在维持现状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它制造了根本性改变已然发生的幻觉，并充当了系统性的缓冲器。它让我们的关注始终停留在表面的症状，而根本原因则未被察觉与注意，它转移了力量，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力量来踏上更深入的危险旅程，沿着这一旅程直抵父权制的核心，并参与其中。
像所有社会体制一样，要改变父权制非常困难，因为它很复杂，而且根深蒂固。它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男性控制、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等核心原则。
其主干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制度模式，由其根部——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教育、音乐和艺术等塑造。枝丫先是粗壮的，然后逐步变细，这些是实际的社区、组织、团体和其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从城镇到企业、教区、婚姻和家庭。在这一切当中，个体树叶既让树的存活成为可能，也从树身上获得了形状与生命。（见图1）
很明显，我们身处某种比自身大得多的事物当中，且它不等于我们。但同样明显的是，社会环境使我们与之有着深刻复杂的联系，社会环境也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有怎样的替代性选择的感知。作为一种体制，父权制鼓励男性接受男性特权，并通过沉默来延续对女性的压迫。它也鼓励女性接受并适应她们受压迫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带来变革的运动。我们无法避免参与父权制。从我们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它就被传给了我们。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
图1 父权制之树
改编自埃斯特·L.丹尼尔森的画作
在此意义上，我们远远不只是被动的树叶，因为人会思考，有感受，最重要的是，人可以选择，并用我们的选择延续或挑战现状。但正如后面的章节将表明的，我们与父权制的关系是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要求我们付出必要的努力去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针对男性特权与父权制已经有许多变化。西方工业社会已经出现大量的女性主义写作和社会行动，并且第一次有了以严肃和持续的方式挑战父权制的可能。然而，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停留在围绕特定议题的表面风暴上，如堕胎、色情、性骚扰和暴力，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歧视。这些斗争很少提出关于父权制本身性质的关键问题。例如，尽管已经有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论述色情和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父权制根源，但公共讨论还是很少超出言论自由、宪法权利和个人精神病理学等问题的范围。
这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越过这些问题去探索父权社会的主干与根源，但这也是一种逃避，避免更加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
要想更深入，我们需要内在和外在的觉察，这样的觉察是从彼此不同又相互关联的洞见中产生的。第一种洞见部分来自我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心理治疗比所有其他事物都更清楚地让我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深层结构——信念、经验和感觉交织成网，形塑了我们内在与外在生活的模式。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如此之深，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觉察它们。比如，大多数人对于身为一个女人或男人意味着什么有很强的个人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考、感受和行为。但我们很少会批判性地思考这些观念，也很少仔细观察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或探索替代性的选项。
我们之所以处于这种无所觉察的状态，是因为觉察也是很费力的工作（试着监控你自己的想法，只要五分钟就好），也因为任何质疑我们基本假设的东西都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受到威胁。结果，我们便如此生活，仿佛完全不存在什么深层结构，仿佛生活的表面——那些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全部。这让我们对影响我们最深自我的那些方面却觉察得最少，除非危机发生，或许我们会被迫看得更深入，克服我们的阻力，只是因为我们感到别无选择。我们就像夫妻一样，只有在婚姻分崩离析时才会面对彼此的真实感受。
第二种洞见是基于我作为社会学家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份工作，我才得以在一个更大的层面看到一种相似的现象。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持续觉察那些深层结构和共识，尽管它们定义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条件。似乎其他叶子和它们所攀附的枝丫就是父权制之树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无所觉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保持觉察。我们对于社会实际上是什么缺乏清晰合理的感知，对于如何思考像工业资本主义这样的大体制也是如此，遑论我们如何参与其中。
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训练的问题。比如说，200年前，心理学还不存在，仅一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还没有提出潜意识的存在，也没有提出他关于人格和梦的意义的观点。而今天，一套供解释内心经验的基本的心理学语言已经成了日常对话的内容。相似地，我们需要理解社会、理解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并将其融入日常语言。
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深层结构，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它们彼此如何紧密相连。例如，我们很容易认为，现实只是我们所认为的样子，像“性”（sexuality）这样的现象是固定的、具体的“事物”，它明明白白地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和体验它。但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我们对于自身作为性存在（sexual beings）的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性思维方式的深刻塑造。
比方说，在一个异性恋主义和异性恋本位的文化中，当人们使用“性”这个词时，他们通常指的是“
异性
恋”（het-ero sexual），并排除了这个词可能涵盖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性表达。然而，在古希腊，性包含的人类潜能与经验范围要广得多，这反过来塑造了人作为性存在的认知与经验。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恋”这个词只用来描述行为，而非人的身份：人们可以进行同性间的性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同性恋。“同性恋”一词于1869年首次出现在德意志的印刷品上，1926年才在《纽约时报》上第一次被使用。
相比之下，在今天，虽然同性婚姻合法化取得了进展，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双性恋仍然被视为一种偏离，这既构成了个人社会身份的核心，也构成了排除和歧视他们的异性恋特权压迫性体制的核心。
于是，我们所认为的性是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感知。比如，“女性”和“男性”是最简单的感知词，它们按照人的身体构造对人进行分类。然而，我们倾向于以超越文化创造的方式体会它们，将它们视为代表固定的、客观的现实。我们表现得仿佛“性”是只指称一件事物的词，不论在何种文化当中都是如此，并且仿佛它包含两个且只有两个类别：男性和女性。
然而，事实上，事物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据估计，2%～3%的婴儿出生时的身体特征（包含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并不能清晰地被归入一种或另一种性别。比如，双性婴儿可能在基因上是女性，有“正常的”阴道和一个已经发育成阴茎的阴蒂。在只承认两种性别的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模糊性容忍度很低，父母通常感到不得不对此做些什么，从杀婴到通过手术给新生儿指定一种性别，都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
然而，即便婴儿在出生时被清楚地认定为男性或女性，这也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长大后会将此作为他们是谁的客观事实予以接受。大多数人都是顺性别的，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对于他们自身的内在体验与他们在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是一致的。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这两者并不一致，他们的感受是他们仿佛被生错了身体。而对于那些性别酷儿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足以描述他们作为肉身化的存在对于自己的体验，有时他们的体验是两者的结合。
从这一角度说，“女性”与“男性”这样的词是文化类别，它们创造现实的程度即使没有超过它们客观地命名现实的程度，也是相当的。由于这样的类别是文化创造，它们不可避免地因文化与时代而异。比如，总体上说，人人都必须拥有一个清晰固定的男性或女性身份这样的观念，在人类社会中是相对新近的，与那些提供了其他替代选项的社会也有明显的区别。
美洲原住民纳瓦霍人允许双性人占据第三类别（被称为拿豆），他们拥有自己合法的社会地位。在其他一些文化中，无论外表如何，人们都被允许选择自己的性别。从历史上看，几个美洲原住民平原部落就是这样。那些部落中的男性有时会为了回应灵性方面的异象，不仅在穿着打扮上向女性靠拢，而且会接受女性的社会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人们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上有何种认同，都不能就此确定他们的性取向。例如，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生物学上的男性，有可能是异性恋、同性恋，也有可能是双性恋。
事物通常不是它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尤其是涉及父权制的深层根源时——父权制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看似私人的自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而且还有其他许多相互穿插、打成乱结的障碍。找到解开这个结的方法是本书的主要意图。
我们仍旧被困在其中，主要是因为我们尚未承认父权制的根源和我们与其的关系。除了表面上对性与性别的痴迷，我们不再有继续深入探究的热情。在礼貌地交谈时，我们甚至拒绝使用像“父权制”或“男性特权”这样的词。我们表现得仿佛这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意识到它确实存在，是一道单向度的门，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无知的状态。我们像一个共谋的家庭，对加害与虐待的黑暗秘密守口如瓶，像大屠杀期间“善良的德国人”，“从不知道”有人在做任何可怕的事情。我们紧抓着幻觉不放：一切都很美好，坏事不会在好人身上发生，好人不可能参与制造不公正与残暴之事，如果我们不去插手那些事情，它们就会保持原状，保持一如既往的状态，像我们常常愿意相信的那样。
当然，许多女性以及少数男性的确敢于看到真相并说出真相，但他们始终有被攻击、被毁谤的危险，因而要保持沉默。哪怕是那些从不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通常也知道特权结构中存在某种错误至极的东西，但特权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活至关重要，我们以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公众对女性主义的反应一直是激烈的防御性的，这正是因为女性主义触及了真相的深层痛点与对真相的否定——这只会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如果女性主义真的很荒谬，它就会被忽视。但它并不荒谬，所以它激起了强烈抵制。
对于我们持续否认父权制和对其心存幻想的行为，我们不应太苛责自己。抛弃幻想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而父权制里满是烟幕弹，让我们难以分辨必须抛弃什么。比如说，接受父权制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的，甚至是男性中心的这样的观念是相对容易的。然而，许多人很难接受女性被压迫的现实。
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它引发了很多争论。因此，我将用几章的内容来对此做展开论述。但在此处做简略的基本回应依然有其价值。
不愿将女人视作被压迫者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许多女性能够基于种族、阶级、残疾状况或性取向等原因获得优待，很多人便觉得将女性视作被压迫者很难说不是对“真正的被压迫者”（如下层阶级或少数种族）的侮辱。
打个比方，我们怎么能在把上层阶级女性归为受压迫者的同时，把下层阶级男性归为她们的压迫者？
尽管这一反驳存在一定的逻辑，但它混淆了女性和男性作为群体的地位和他们作为个体的经验。将“女性”视为父权制之下的受压迫者并不意味着每个女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或以同样的方式承受其结果，正如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之中，并不意味着每个属于有色人种的人都受了同样的苦，或每个白人都享受了同样的白人特权。
然而，生活在父权制之下的确意味着，每个女人都必须面对她们次等的性别 地位 ，无论她取得何种成就，都是 与此并存 的。除了照料儿童和其他家务工作，以及少数与此相关的有偿职业，在几乎每个成人工作领域，女人都仍须在不如男人的假定下工作。她们是社会边缘的闯入者，必须为自己的参与和被视为“男人中的一员”的权利而寻找理由。男人或许因为种族或其他从属地位而有此类经历，但绝非因为他们是男人。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即便大多数男性个体或许并不感到自己处于支配地位，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男性，但父权制仍是男性支配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洞察，它所基于的事实是，当我们谈论社会时，像“特权”和“压迫”这样的词描述的是不同类别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白人与有色人种、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或男人与女人。特权与压迫在个体当中如何实际体现是另一个问题。男性个体获得男性特权的途径各不相同，这取决于种族或阶级等社会因素。对于女性和她们因属于一个从属群体而付出的代价，我们也可做相似的论述。举例而言，对于父权制之下身为女性受到的压迫性影响，如职场歧视，上层阶级女性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幸免。然而，她们的阶级特权与她们作为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并存的，后者是她们永远无法完全克服的，尤其是在与丈夫的关系中。
举个例子，在文化上贬低女性的身体，将其作为公共和私人生活中被利用的性对象，以及性骚扰和性暴力的持续威胁，没有女人能幸免。对于一个强奸犯来说，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依旧是个女人——这一点比其他任何特点都更能在文化上突显她作为潜在受害者的特征。
与不将女性视作被压迫者一起出现的是，我们拒绝将男性视作享有特权的压迫者群体。那些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承受痛苦，常常提出男性和女性都因为性别而遭受压迫，双方都没有压迫对方的男人尤其如此。
男人毫无疑问会因为父权制而承受压迫和痛苦，但男人并不会因为他们 身为男人 便受压迫。而女人遭受的性别压迫正源于在文化上对女人 身为女人 的贬低。男人受苦并非因为男性身份是一种相对于更高等、更有权力的身份而言被贬低、被压迫的身份。相反，男人身为男人而承受痛苦——此处先排除他们是男同性恋、有色人种或有身体残疾——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在性别特权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性别类别，这既为他们带来利益，又反过来向他们索要代价。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一个类别的人是无法压迫他们自己的。他们可能会伤害自己，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遭受痛苦。但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类别能够压迫或迫害自身，我们就是将社会压迫（social oppression）这一概念变成了仅仅是社会性痛苦（socially caused suffering）的同义词。事实并非如此。
压迫是一种社会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别的人之间，他们可能是同一社会中的人，也可能处于不同社会之中。这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体制，一个群体借由它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并剥削另一个群体，让其处于从属地位，从而获得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一个群体无法压迫自身，而且意味着它无法 被社会 压迫。压迫是一种存在于 群体之间 的关系，不是存在于群体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此，要理解压迫，我们必须区分压迫和由其他社会根源造成的痛苦。哪怕是通过战争的恐怖施加在男人身上的巨大痛苦，都不是男人 身为男人 所受的压迫，因为并不存在一个非男人的群体让男人处于从属地位，对之施加苦难，并从他们的痛苦中受益的体制。控制战争机器的体制本身就是父权制的，因此该体制不可能去压迫身为男人的男人。
但战争确实压迫有色人种和下层阶级，他们常常被特权阶级推出来当炮灰，而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的是特权阶级的利益。举例来说，在越南服役的美国士兵中，大约有80%来自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
但这种压迫是基于种族和阶级，而不是性别。男权运动的领军人物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提出男人是“用后即弃的”时，他混淆了作为享有特权的社会类别的男人与某些阶级和种族的男人，后者才真正地被当作用后即弃之人。
如果战争真的对身为男人的男人用后即弃，我们就不会在美国几乎每个城市、每个乡镇都能找到阵亡士兵的纪念碑与墓地（它们没有提到阵亡者的种族或阶级），也不会在二战的每个重要阶段的纪念日看到数不尽的回顾展。
战争没有贬低或轻视父权制男子气概，反而是对它的赞赏与肯定。在诺曼底登陆纪念日写下这篇文章之时，我不禁感受到向战争死难者致敬与沉痛的哀悼所带来的力量，感受到交战双方常常对彼此产生的深刻敬意，以及无数纪念碑的力量，它们是献给试图杀死其他男人时而被杀的男人的，反过来，对方的名字也被铭刻在更多的纪念碑上。
但这些仪式性的纪念活动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将牺牲和悲剧性的损失神圣化，它们还神圣化了战争本身，以及促成并使其合法化的父权制。举例而言，那些因错误的命令、失误和狂妄自大的计划造成数万人死亡的领导人，没有招来嘲讽、厌恶与轻蔑，却因为有崇高的悲剧与英雄主义男性壮举的形象的装裱而赢得了一种奇怪的历史豁免权。与纪念光荣牺牲者的大片墓地、纪念馆、周年演讲和游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百万被屠杀、被轰炸、被焚烧、遭受饥饿、被强奸以及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却没有纪念碑。据估计，战时人员伤亡中有90%是平民，而不是士兵，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儿童与妇女。
在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期间，不计平民伤亡人数是官方军事政策。因此，也就没有为他们修建的大型国家公墓了。毕竟，战争是男子气概的产物。
否认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最深层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不愿承认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有着真实存在的冲突基础。我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不似其他卷入压迫性特权体制的群体，如白人和有色人种，女性和男性事实上的确深深需要彼此，即便只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让我们不愿看到：无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有何种感受，父权制都在让我们彼此对立。谁想在日常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考虑性别压迫的作用呢？谁想知道我们对于父权制的依赖程度有多么深，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在其中嵌得多么深？男人拒绝去看对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的压迫，因为我们也参与其中，并在其中发展出既得利益。我们不愿将自己的父亲看作特权压迫者群体的一员，而可能更愿意将他们看作女人和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倒霉受害者，在这些力量中，男人与男子气概神奇地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抗拒，或许是因为我们在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许是因为我们仍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爱我们，或者从来没有在我们身边，或者人在身边却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我们竭尽全力想把这一切搞清楚，心中抱着这样的希望：如果我们搞清楚了，或许我们最终就能够拥有父亲，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比这更难的是看到我们的父亲与我们的母亲所受的压迫有关系，母亲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对自己的压迫，装愚守拙，或以完美母亲的名义奉献自己，或忍受忽视与虐待。我们抗拒这一切，因为我们总是无法控制地让母亲和父亲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让他们变成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和最持久的期待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最深的自我当中，吸收了来自性别特权与压迫的父权制根源的核心要素。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尽管父权制之树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是树叶，不是根、树干，也不是树枝。我们太容易被非黑即白的谬论蒙蔽双眼，认为只有坏人才可能参与制造产生恶果的社会，并从中受益。我们表现得好像父权制可以简化为人格类型，好像我们的参与表明我们做人的失败。但像任何社会体制一样，父权制无法被化约为个人感受、意图和动机。
好比说，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同时不参与工业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读到关于美国的“血汗工厂”的报道，其中的工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骇人的条件下领着微薄的薪水劳动，我们可能会为这样的残酷感到愤怒，并安慰自己，我们的良好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能让我们免去罪责。但只消迅速看一眼衣柜和衣服上的标签，或许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昨天的特价商品是在泰国或墨西哥制造的，购买这些商品是对这些工人的剥削。这当然不会让我们变成坏人——仿佛我们一开始就想制造伤害，但这的确让我们 卷入 不公正和不必要的痛苦的社会生产中。
同样，要参与父权制这个体制并从中受益，男人不必对女人残暴或充满恶意。这构成了一个关键区别，是被困于采取防御姿态的道德麻木状态，还是主动观察如何参与改变，可以由此区分。
有许多逃避面对我们的内心世界和身在世界中的我们自身的办法。但我们早晚都要面对，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认真对待为自身创造替代性选择的关键过程，可能都谈不上有什么未来。变革工作既令人害怕，又令人兴奋。它会模糊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现实的界限，当我们感到迷失时，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从容地迷失”，像登山者一样——尽管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如何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却从不会迷路。
我们可以更清晰、更具批判性地认识到父权制是什么，是什么在阻碍我们终结它，以及在将它变成某种其他事物的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有什么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尤其是男人——的新的参与办法。父权制是我们的集体遗产，对于这一点，以及我们接受父权制时所处的环境，我们无能为力。但对于我们要传递给后来人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