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定义创意大脑

启发牛顿的苹果

你可能听过以下故事。

1665年夏，艾萨克·牛顿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当伦敦鼠疫蔓延到剑桥时，这座城里的人都跑到乡下去避难了，牛顿也逃到了他在格兰瑟姆以北70英里 的家族农场。在农场里，他无所事事，成日在一棵老苹果树下消磨时光。直到有一天，一个成熟的苹果从树枝上掉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

有了！

苹果掉到地上了，不是侧着飞，也不是朝上跑，因为地球把它往下拉了。如果是地球拉动了这个苹果，那么地球一定会拉动其他一切，包括遥远的天体，比如太阳和月球。物体之间是相互牵引的！这就是行星、月球、地球和太阳保持在各自轨道上的原因！在这一刻，在自己的脑海里，牛顿窥见了万有引力定律的重要性。他突然如醍醐灌顶，而科学领域从此为之一变。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

下面是另一个版本。

艾萨克·牛顿在19岁进入剑桥大学之前就读于格兰瑟姆学校。在这两座学府中，他学习了最新的数学方法，研读了众多前人的著作，尤其是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儿和开普勒的。在剑桥的第五年，他因鼠疫暴发而逃离。在家族农场休养期间，他取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1760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引用了牛顿本人对他的发现方法的描述：

1665年年初，我发现了逼近级数的方法，以及将任意二项式的任意次幂化简为这样一个级数的法则。同年5月，我发现了詹姆斯·格雷果里（James Gregory，1638—1675）和勒内-弗朗索瓦·德斯卢斯（René-François de Sluse，1622—1685）的切线法。……翌年，我开始思考引力延伸到月球轨道的问题，并发现了如何估算使一个小球在另一个球体的内表面旋转的力。根据开普勒关于行星的周期与它们离其公转中心的距离成倍半正比的定律，我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其公转轨道上的力一定反比于它们离其公转中心距离的平方。因此，我将使月球保持在其公转轨道上所需的力与地球表面的重力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的答案相当接近。这一切都发生在1665年和1666年这两个瘟疫之年，因为那时我正处于发明的黄金时期，对数学和哲学的关注比此后任何时期都要多。

你可能不理解这段话背后的所有参考原理和推理——没关系，我就明说我不理解。但其方法是明确的。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位科学家如何逐一拼凑出解决万有引力问题的方法。仅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他就引用了两个同时代的人：格雷果里和德斯卢斯（还有上个时代的开普勒）。在其他文字中，他还提到了别的科学家。在给与著名彗星同名的埃德蒙·哈雷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布里阿德（Ismaël Bullialdus，1605—1694）写道，所有以太阳为中心并依赖于物质的力，都必定与其离中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用一片片拼图碎片，拼凑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大局”：世间存在的每一个粒子都以一种力吸引其他每一个粒子，这种力与它们中心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之积成正比。1687年，鼠疫暴发20多年后，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发表了这一定律。在那部伟大的著作以及其他众多信件和著作中，牛顿列出了众多让他得以汲取知识养分的杰出科学家。在给罗伯特·胡克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这样的概括性陈述：“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经过一番探究，我们会发现，连这句话都不完全是原创的：500年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就曾写道：“沙特尔的贝尔纳常说，我们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矮人。”

但是那个苹果又是怎么回事？

苹果故事的唯一来源是威廉·斯图克利撰写的牛顿生平回忆录，该书出版于1752年，即牛顿去世25年后。斯图克利是牛顿的一位忘年交，比牛顿年轻得多，非常崇拜牛顿。书中记载：

晚饭后，天气暖和，我们走进花园，在几棵苹果树的树荫下喝茶，只有他和我。在谈话中，他告诉我，他眼下所处的情境和以前一样，万有引力的概念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那个苹果总是垂直地落到地面呢？”他坐在那里沉思着，忽然看到一个苹果掉了下来，心里想道：“为什么它不往旁边掉或往上面飞呢？而是不断地向地心移动？”当然，原因是地球吸引着它。物质一定有一种互相吸引的力。地球物质的引力之和一定朝向地心，而不是在地球的任何一边。因此，这个苹果是垂直落下的，或者说是朝着地心落下的。如果物质相互吸引，这个力必然与它的质量成比例。因此，苹果吸引地球，地球也吸引苹果。

究竟是什么砸中了苹果树下的牛顿？既不是苹果，也不是万有引力的存在。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知道物体会从它们的中心相互吸引。“重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7年出生的阿基米德。牛顿并没有发现万有引力，他发现的是解释万有引力的精确数学公式。他也不是在苹果树下有这般顿悟的，而是在之后的20年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特别是伽利略和开普勒的肩膀上，有条不紊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万有引力公式的推导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是什么让牛顿成功实现了前人未竟的目标？17世纪中期，科学面临数以百计的问题，而牛顿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其中之一。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究其中的原因，重要的是要明白，激情是有效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所以，是的，让我们记住苹果树下的牛顿。不是因为在那一刻他解决了万有引力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他致力于解决的有价值的问题。

历史上有许多特别的人都经历过这种特殊的顿悟时刻。还记得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开悟的故事吗？还记得阿基米德坐在浴缸里观察到排水量变化时大叫“我找到了！”的故事吗？还有史蒂夫·乔布斯，当他坐在车库里，把打字机连到电视屏幕上时，他由此构思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Apple I。你知道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标志性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缘起吗？它的诞生是因为一名妇女在人群中喊道：“告诉我们你的梦想！”还有，你知道圣女贞德曾听到神秘的声音，昭告她挺身而出，率领法国军队打败已经征服了半个法国的英国人吗？

我们热衷于听这些故事。它们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能够创造奇迹。在某一刻，我们可能会见他人所未见，而一旦领悟其中真意，我们便能够永远改变别人的所见所闻。每当我们听闻这些故事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个人的力量都可以多么强大。然而，我们仍然会好奇，这些灵光乍现的顿悟时刻是否全凭随机，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在特别时刻身处特别地点的特别之人才有缘感悟。

在大思维中，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引导你走过与艾萨克·牛顿和其他所有创新者相同的思维步骤。但你真的能做到吗？还是说这些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让他们比你更有创造力？

特别之人

我想让你做两个创造力测试。以下是第一个：

对我来说，通过……更容易记住人。

A．名字

B．容貌

当你听一首新歌时，你更感兴趣的是……

A．歌词

B．旋律或节奏

当你双手交叉时，哪个大拇指在上面？

A．右手的

B．左手的

当你跷二郎腿时，哪条腿在上面？

A．右腿

B．左腿

如果你的答案大多数是A，那么你就是“创意型”，或者说更偏向右脑思维。如果你的答案大多数为B，那么你属于“分析型”，或者说更偏向左脑思维。

下面是第二个测试。请阅读下面的每一个陈述，并标出是否适用于你：

·比起名字，你更擅长记容貌。

·人们用“敏锐”来形容你。

·如果有人在生你的气，不用他开口，你也能知道。

·在筹办派对时，你考虑的是大局，而不是小细节。

·你不喜欢做周密计划，而是喜欢随性而为。

·你曾因为做白日梦而被点名批评了。

·你很容易分心。

·你现在就在做白日梦或者分心了。

·你先欣赏艺术品的整体，再关注较小的细节。

·你涉猎艺术，只是好奇心使然。

·如果有人在争吵，你倾向于相信表现出激动情绪的那些人。

·你对自己的事情容易情绪化。

·你不害怕冒险。

·你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当有音乐或电视声音作为背景时，你的工作效率会更高。

·你是个老“拖延症患者”了。

·你更喜欢视觉学习，如果能看到细节，你会记得更牢。

·如果你有机会生活在幻想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你会的。

·比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你更喜欢虚构的人物。

·你在记笔记时总喜欢乱涂乱画。

·你很容易焦躁不安。

·你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你。

结果：如果你在列表中标记了10项以上，那么恭喜你！比起左脑思维和逻辑思维，你倾向于右脑思维和创造力。

现在让我问一下，你觉得这种测试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我当然不觉得答案是有。不幸的是，这些测试大行其道，网上到处都是。当我在谷歌上搜索“右脑-左脑测验”这个短语时，我得到了近6 000万个搜索结果。仅在BuzzFeed一个网站上，如果你输入“右脑”、“左脑”或“创意型”，你的屏幕上就会出现数十万个测试，包括你刚刚为我做的两个小测试。

有的人有创造力，而有的人没有，这种观点由来已久。19世纪60年代，当神经学家保罗·布罗卡和卡尔·韦尼克注意到，大脑左侧某一特定区域受损的人有言语和语言障碍时，这种观点便搭上了科学的角度。这一发现导致了脑裂理论的诞生，该理论假设大脑的左右半球执行不同的任务。1981年，罗杰·斯佩里因证实大脑分工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他证明了一些脑部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是切断大脑左右半球的联系。

有了这一见解，斯佩里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以更好地理解思维分工的本质。在测试中，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两个不同的物体：一个只能用左眼观察，另一个只能用右眼观察。当被要求解释他们看到的东西时，所有参与者画出的都是用左眼看到的东西，而描述的都是用右眼看到的东西。斯佩里总结道，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式”：语言思维（左脑）负责识别和分析词汇，而非语言思维（右脑）则负责识别形状、模式、颜色和情感。

斯佩里的发现催生了一系列工具，这些工具声称可以帮助人们变得更偏向左脑思维或右脑思维。例如，贝蒂·爱德华撰写了《像艺术家一样思考：用右脑绘画》，这本书使用绘画技巧来帮助你变得更有创造力。肯·吉布森博士则为人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小测验和练习，以让他们的左脑更敏捷，更善于分析。

我们热衷于将自己界定为“右脑创意型”或“左脑分析型”，因为我们相信，对自己进行类型划分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自己的性格。知道了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能了解自己与谁相处得好、在哪里工作最合适、更有可能胜任哪种工作等。但最新的实验开始向我们展示不同的观念：左右脑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至少在思维方面如此。

自斯佩里获得诺贝尔奖以来，神经科学领域已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其中一项重大突破来自小川诚二，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如何使用磁共振成像来显示大脑的工作状态。你的左右脑在生理上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左右之分对身体的运动确实很重要：你的左脑控制你的右手和右腿，而你的右脑则控制你的左手和左腿。只有眼睛不在此列：右脑控制右眼，左脑控制左眼。这就解释了斯佩里关于左右手和左右眼的研究结果。但更有说服力的是那些显示人们思考过程的磁共振成像。大脑中没有专事创造或分析的区域，也没有任何精神活动完全是创造性的或分析性的。无论你是在做数学题、画画、做科学实验还是写一首歌，你都在不断地使用你的全部大脑。大脑左右半球之间并没有思维上的区别。

下面是一个实验，展示了整个大脑的工作情况。

2006年，神经科学家追踪了成人、正在学习代数的儿童和数学水平较高的儿童在解决三个问题时的大脑图像，其分别为一个基本的算术问题、一个难度三级的代数问题和一个几何问题。图像显示，当他们开始运算时，每个人的神经系统都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同时在大脑的左右两侧（见图2.1）。在参与者解释他们是如何解决数学问题时，他们既使用了创造力，也使用了分析力。在解决问题时，不可能将两者割裂。

但有些人似乎确实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如果他们右脑的差异不能解释这一点，那什么能解释呢？像凡·高或西尔维娅·普拉斯 这样易患抑郁症的人更有可能富有创造力吗？还是像汤姆·汉克斯那样快乐的人更有创造力？在研究中，有创造力的人似乎只有一种共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很好奇。这是一种你可以掌控的特质。此外，毅力对实现创意也很重要，它能帮助你真正完成任务，包括创造性的任务。而这也同样是你可以掌控的。在大思维中，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起点：保持好奇心和毅力。我们会在每个步骤中为你提供其他所有工具，指导你完成创造性的任务。通过练习，这些步骤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培养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帮助你在未来解决各种问题。

头脑风暴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脑子里冒出真正有创意的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我在过去10年里向成千上万的人问过这个问题——从高中生到《财富》500强公司的高管人员，应有尽有。如果你和他们大差不差，那么你很可能不会说“在头脑风暴会议上”。多年来，只有极少数人告诉我，头脑风暴会议是他们产生最佳创意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都开始通过头脑风暴来解决创意问题。作为一种正式的技巧，头脑风暴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38年，当时广告巨头BBDO提拔了他们的高级副总裁亚历克斯·奥斯本，以挽救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大量客户的公司。为了吸引新客户，奥斯本决定把他的整个团队聚集起来，为广告活动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即奥斯本最初所说的“想出点子”，成了他们最常用的创意方法，并从此风靡全球：奥斯本和BBDO在二战期间大力宣传美国的军备，并为通用电气、克莱斯勒、美国烟草、百路驰和杜邦等高质量客户做过广告。随着这种方法越来越受欢迎，奥斯本将其改名为“头脑风暴”，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头脑风暴——个体在群体环境中经历的神经系统突然爆发。于是，宣称“让我们来个头脑风暴，想出解决方案”的同事聚会便开始盛行。每当我们急需一个想法时，我们就会进行头脑风暴。

奥斯本为什么要发明头脑风暴？他面临的问题是，在全公司范围的会议上，基层员工很少发言，高层管理人员主导了谈话。他对此的解决方案是每周举行一次“集体思考”会议，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这些会议由他主持，并一定要征求基层员工的意见。

头脑风暴的基本主题有许多变体。以下是著名创意公司IDEO为客户提供的头脑风暴服务规则列表：

1．多多益善。

2．异想天开。

3．延迟评判。

4．借鉴他人的想法。

5．专注于主题。

以上正是奥斯本在1938年提出的规则。如今，从银行到咨询公司，从科技公司到制造商，从公关公司到媒体公司，从非营利组织到政府机构，头脑风暴俨然成为创造性思维的主导活动。但是，让我们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头脑风暴真的能激发创意吗？它当然解决了奥斯本最初的问题：如何让每个人都发言。而且，如果你在任何社交场合选择一个问题并照这些规则实操一番，肯定会让其他人参与到有趣的对话中来。头脑风暴可能很有趣，但是，它真的能产生伟大的创意吗？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头脑风暴的5条规则。

首先，头脑风暴是一个数字游戏。规则1表明，你敲开的牡蛎越多，找到珍珠的概率就越大。规则2和规则3为规则1服务，以确保所有的想法都能涌现。至于规则4，听起来很不错。但如果你认真实施前三条规则，你可能有上百个想法可供借鉴。如果我说“让我们的产品在月光下发出红光，在阳光下发出绿光”，而你说“让它透明”，我们该怎么做呢？然后另一个人说：“让它反射天空的颜色。”这还只是3个想法而已，就已经让人无所适从了。当我们将其他许多想法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想法井喷”。

最后同样值得一说的是规则5，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束缚。你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意识到自己解决的是错误的问题，于是你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以找到真正的问题。这意味着找到问题本身也是创新过程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假定你已经有了正确的问题，然后继续进行头脑风暴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证据是明确的——头脑风暴不起作用！在1987年的一项关于头脑风暴的开创性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迪尔和沃尔夫冈·斯特罗贝在传统的头脑风暴会议中收集了四人一组的参与者的想法。然后，他们将4个单独进行创意构思的人的想法收集到一份列表中。研究人员接着比较了这两组的产出，发现单独构思的参与者比传统小组会议中的参与者明显产出更多：那些单独构思者产生的独特想法是头脑风暴小组中的成员的两倍。

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发现，集体头脑风暴的过程中会产生偏见，这会对创造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偏见来自群体的反馈。我们也逐渐了解到，群体内部的相互影响对个人创造力的抑制作用有多大。个人往往会以各种方式进行自我审查：他们会省略数据，锚定最先或最近出现的想法，选择最方便的想法，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往往会复杂化，并产生群体思维，从而阻碍创造力和个人责任归属。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都已不再对头脑风暴作为一种生成创意的正式方法所发挥的作用抱有幻想。

随着我们深入了解大思维，我们越发清楚为什么这个过程比头脑风暴更具创造力。头脑风暴的真正作用是从参与者的直接经验中汲取灵感，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信息共享和呈现。如果我对你说：“快，拿出一个想法！”你会利用你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给出想法。如果参与者经验丰富且多样，那么头脑风暴对解决普通问题是非常有效的。这是因为此时各个参与者的经验总和可能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解决方案。但请注意，亨利·福特并没有要求他的工程师进行头脑风暴，而是要求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可用的想法——“老爹”克兰就是这样发现移动的肉类加工生产线的。

试想一下：如果5个人作为一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他们只能利用5个人的知识。我们称其为“框内”思维。而在大思维中，我们要求你利用有史以来全人类产生的知识，积极倾听他人的想法，并将你的知识扩展到你的舒适区之外。我们称其为“框外”思维。头脑风暴会限制思维，而大思维则会扩展思维。你觉得哪种方法更可能产生创意呢？

如今，头脑风暴已发展出许多被冠以不同名称的方法。最流行的是设计思维。在这些方法中，我们可以找到3个主要步骤：客户人类学、头脑风暴和产品原型设计。在大思维中，我并未提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步骤——客户人类学和产品原型设计都没问题。大思维只是取代了中间步骤：头脑风暴。像设计思维这样以头脑风暴为核心的方法数不胜数，尤其是以研究、分析和实施的形式呈现的方法。对这些方法来说，大思维对其他步骤都不置一词。但是，当你需要创意的时候，你就需要大思维来助你一臂之力。

创意空间

你所处的实体环境对你的创造力有影响吗？有什么特别能激发你灵感的事物，就好像牛顿的苹果树？我对此很好奇，所以特意查了一下，发现这棵树仍然健在（见图2.2）！

图2.2中的树就是牛顿在350年前坐于其下的那棵树。这棵苹果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对我来说不太有启发性。它看起来很普通，周围的草坪、建筑物和其他树木看起来也平平无奇。

现在，请看图2.3中的照片。你可能猜到了，这是谷歌的办公室。全球许多公司都在模仿这种风格，以帮助员工提高创造力。

有用吗？好吧，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问问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你们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

谷歌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沉闷的隔间里办公的，然后又在一个简陋的车库里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办公室，并在这些地方将他们的创意具体化。据我们所知，他们在公司成长期所占据的那些物理空间虽然不起眼，但并未妨碍他们构想出高质量的创意。

我们发现，无论是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还是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或者其他任何你能叫出名字的创新者——他们往往是在车库里起家的。就连备受喜爱的推理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曾在浴缸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获得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灵感。在寻常场所产生创意的例子不胜枚举。谷歌确实曾指出，将人们置于“非同寻常”的环境中会刺激他们的右脑。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一个谬论罢了。如果你在一个墙壁上有红色圆点的房间里工作，它并不会让你豁然开朗，构思出全新的可能。它只会把红色圆点置入你的记忆，于是你的下一个创意就会围绕红色圆点展开。

最富创意的墙其实是一片空白。它让你的思绪自在游荡，寻找联系。它缺乏你想要的刺激，这反而让你的大脑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

贝尔实验室提供了这方面最好的现实测试。作为20世纪的创新胜地，贝尔实验室在新泽西州有两个基地：默里山和霍姆德尔。默里山的基地是1941年建成的一座工厂式老建筑，空间狭小，大厅逼仄，办公室用胶合板制成，可移动的家具，笨重不堪，功能重于美观。这一设施的装修费用为300万美元。霍姆德尔园区的外观就像一艘宇宙飞船，其外立面极具未来感，由6 800块玻璃建成，拥有一个倒影池、一个种植了3 600棵植物的中庭和一个形似晶体管的水塔。它耗资3 700万美元，是默里山的12倍还多。

哪个地方更有创造力？从老气横秋的默里山中迸发了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等发明，并且至少有3项诺贝尔奖是在该处孕育出的。而光鲜亮丽的霍姆德尔则为我们带来了按键电话、按键拨号、传真机、语音信箱、手机、微波炉，以及至少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两个总部还共同孕育出了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个数字蜂窝网络和第一根光纤电缆。

它们都很有创造力！这与其各自的建筑设计毫无关系。

关于创意空间，我们可以说两点：第一，没有干扰。你需要一个独立思考的地方。第二，你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以一种随意的方式与他人相遇，比如在咖啡壶、饮水机旁，或在休息室附近。这样就可以了。绿色植物可能会让你心情愉悦，这是好事；阴暗、肮脏的空间可能会让你情绪低落，这是坏事。但是，创造力与周围的环境无关。它与你头脑中的想法有关。如果你去过屠宰场，你会知道那是一个残酷、血腥的环境。但就是在那里，“老爹”克兰有了一个大创意。

思绪漫游

让我们回到之前问过的问题：回想一下，你上一次脑子里冒出真正有创意的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是在浴室里淋浴、开车、锻炼、在家打扫卫生或切菜做饭时。似乎很多难题和棘手问题的答案都无须费力寻找就奇迹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思绪漫游”。这绝非微不足道，实际上，我们每天大约有4个小时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这相当于我们清醒生活的四分之一。

在需要更多注意力的任务中，你也会在关键时刻走神。当你做一道数学题时，在简单部分，你的思绪不会漫游。它一直在向前推进。然后你遇到了一个障碍。你会暂时停下。嗯……你的思绪漫游了。突然间你恍然大悟，看到了隐藏在问题中的问题的答案。于是你的大脑再次运转起来。即使在你专注于工作时，思绪漫游也能让你的解决方案更有创意。

思绪漫游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天性，会给我们带来心理层面的各种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把思绪漫游和白日做梦看作某种神奇的创意产生器，而应该把它们看作对真正脑力劳动的补充，当我们开动脑筋试图想出最好的创意时，我们付出的才是真正的劳动。阿加莎·克里斯蒂并不是由于洗了很多澡才构思出她的侦探小说——她伏案辛勤工作，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钻研写作和讲故事的技巧。这就为神游物外奠定了基础，让思绪漫游的产物有了潜在的价值和可用性。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你更有可能在工作时迎来最有价值的顿悟时刻。通过“学习+记忆”模式的视角，我们发现，在执行任务时，我们会产生最好的创意。在淋浴或坐在海滩边时灵光乍现，这种感觉可能不错，但这些时刻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富有洞见。尽管在那些时刻，创意者会感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更有创意，但当他们事后回顾那些顿悟时刻所产生的创意时，他们往往会认为这些创意其实不如那些并非源自顿悟时刻的创意有创造力，也不如后者重要。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思绪漫游带来顿悟时刻，你需要在你的记忆的“架子”上拥有足够的信息来构成你的新想法。当我们在构思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障碍时，我们会把顿悟时刻作为激发灵感的火花，在这一刻，它似乎才对我们最有帮助。

当我们探究顿悟时刻的历史，并试图从实际意义上确定它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它早已镌刻于我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中。没错，黑猩猩也会有顿悟时刻。让我们认识一下苏丹，一只来自加那利群岛阳光明媚的特内里费岛的黑猩猩。作为研究实验的一部分，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科勒把苏丹关在一个大铁丝笼子里，笼子外面的地上放着一根熟透的香蕉，就在苏丹够不着的地方。笼子里的地上有一根短竹竿。而在笼子外面的地上，比香蕉更近的地方，还有一根更长的竹竿。苏丹盯着香蕉，然后拿起那根短竹竿，将它穿过笼壁，试图够到香蕉并将其拉向自己。但是这根竹竿不够长，够不着香蕉。

接着，苏丹从笼子上扯下一根松动的铁丝。它把铁丝拉直，从笼壁穿过去。结果，这根铁丝还是太短，够不到香蕉。

它似乎垂头丧气，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它盯着香蕉，又环顾四周。然后，它看到了外面那根较长的竹竿。它在长竹竿和短竹竿之间来回看了几眼，突然跳了起来。它迅速拿起短竹竿，将它穿过笼壁，伸向长竹竿。它把长竹竿拉向自己，直到自己够得着。然后，它拿起长竹竿，将它穿过笼壁，终于够到了香蕉。胜利在望，苏丹把香蕉向笼子方向捞，直到它能抓住香蕉为止。成功了！

苏丹的故事发生在1914年。这是第一次有记录的科学家观察到顿悟时刻的发生——在你看来，艾萨克·牛顿和加那利群岛的黑猩猩在本质上似乎有着相同的经历。科勒当然认为他在苏丹身上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继续用其他许多黑猩猩进行实验。他注意到，每一次，在看似放弃之后，黑猩猩都会“环顾四周”。在这些测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长时间的停顿，在此期间，动物仔细检查整个可见区域。然后就是被科勒称为“Einsicht”的时刻，即“洞察力”的时刻。就像苏丹脑袋里仿佛闪过一道灵光，解决办法瞬间出现，苏丹立即付诸行动。

科勒是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流派认为：“一个事物不能通过研究它的组成部分来理解，而只能通过研究它的整体来理解。”在大思维中，我们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对于一个整体，可以通过了解它的组成部分来理解。同样，通过综观全局，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不同的“拼图碎片”。苏丹的脑子里必须已有拼图的各个碎片，否则顿悟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我之前向大家展示了现代神经科学是如何推翻“左脑专职分析、右脑专职创造”的观点的。新的大脑模型被称为“学习+记忆”。它将我们大脑中的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并以此勾勒出大脑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埃里克·坎德尔因在这一模型上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他解释说：“记忆是将我们的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学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人类的记忆系统形成了抽象的内部表征，这些表征来自以前接触过的类似的图像或经历。”

神经科学表明，所有思维都是某种形式的记忆行为。这包括想象力、创造力、创新以及“新”思想的其他变体。这意味着思维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新的，只有其组合才是新的。

让我们来做个测试，看看我们能否像苏丹那样，把解决问题所需的组件组合在一起。

告诉我：以下算式是正确的吗？

我猜你会说“是”。很好。我打赌你算得很快。

现在看看以下算式：它正确吗？

我猜你的大脑宕机了。你不知道它是对还是错。如果你是一名古希腊学者，你就会意识到这个等式与上一个等式其实是相同的：28+32=60。第一个答案根据你的记忆得出。算式中一共有8个符号：6个数字、1个加号和1根下划线。它们已经存储在你大脑里了。类似的计算你已经做过无数次了。相关知识、符号和指示程序都已储存在你的记忆中。它们会很快组合在一起，你就能得到答案。

在第二个算式中，5个符号可能不在你的记忆中，所以当你在脑海中自动搜索它们时，你一无所获，除非你懂古希腊语。

你可能会认为第一个算式是纯逻辑的，只是一个数学算式。它一点儿创意都没有。但如果是这样，你也会把第二个算式算对。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记忆重新组合要素，使其与手头的问题相匹配，从来都是一个创造性的任务。你是用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解决了一个逻辑问题。纯粹的逻辑是不可能存在的。逻辑问题的内容是通过创造性的组合而形成的。

以下是另一个创意练习。花点儿时间想出一个与airplane（飞机）押韵的新单词。

你想到了吗？

以下是我想到的：

stairpane carmain artain tropain

我猜你的答案在以下方面与我的大同小异：它们都是由你已经熟悉的字母簇组成的。stair（楼梯）、pane（窗格）、car（汽车）、main（主要的）、art（艺术）、pain（痛苦），再加上mountain（山）的后半部分和tropical（热带的）的前半部分，这些都已经储存在我的记忆中了。就像上面的数学题一样，你的大脑会从脑海中的架子上抽取离散的碎片，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数学问题和语言问题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其内容是数字还是字母，而方法则并无二致。

通过“学习+记忆”，我们不断地检索记忆并建立联系。即使我们看到的是新事物，我们也能认出它的某些部分。因此，我们既用眼睛“看”，也用大脑“看”。只有当我们知道狗长什么样子时，我们才能看到狗。如果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团颜色和形状。这是现代心理学最早的发现之一。19世纪末，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发现，感知包括大脑中的快速猜测和假设检验：“那是一只狗吗？是的，它是一只狗！”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你甚至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外界很黑，或者狗离你太远，或者这是某种你从未见过的奇形怪状的狗，这个过程就会花更长的时间，这时你便可以真正体验到这个过程的发生。

坎德尔描述了当我们身处房间之中，灯熄灭时，我们的大脑中会发生什么。作为一种记忆行为，我们的大脑会保留我们在房间里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极端例子。远处的狗则是一个中等程度的例子。但即使你明显看到一只狗，你也会根据你对狗的其他了解进行猜测，例如，判断这只狗是否友好。

在思绪漫游中，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用记忆所期望的事物填补空白。用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的话说：“我们的大脑通过添加‘应该’存在的东西来创造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东西。只有当大脑猜错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是在猜测。”

我们现在看到，创新的创造性组合也是日常思维的一种延续。它们都是基于记忆的想象行为。人脑是地球上最大的仓库。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藏有西方世界所有著作的副本，至少传说如此。而你的小脑袋里所储存的远不止这些，而且每天都在增加。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大脑就开始吸收信息，将其分解并储存在记忆的架子上。之后，当我们需要思考时，大脑便会从记忆的不同架子上提取记忆，形成新的想法。所有思维，无论是逻辑性思维还是创造性思维，都来自记忆。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黑猩猩苏丹时，我们会发现，它之所以能够想出够到香蕉的方法，也是因为它的记忆力。它必须先看到长竿和短竿，然后才能利用它们解决问题。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知悉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自己创意的质量。它们的质量取决于我们能拼凑起来的碎片。如果你被一个问题难住了，很可能是你缺少了一块拼图碎片。它不在你大脑记忆的架子上。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它吧。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大脑是如何进行新的组合的，我们自然便会明白，创造力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它不再神秘莫测。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如何发挥创造力，如何运用创造力来解决任何问题。不过，重要的是要明白，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如何发挥创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大创意很容易。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学会如何有效地组织创意过程，并坚持我们所构想的组织方法，所有人就能真正获得创造性思维。这招确实有效。而现在我所做的，就是费一些笔墨来告诉你如何发挥创造力，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你想出大创意的可能性。

团队合作

你是独自工作时更有创造力，还是在团队中工作时更有创造力？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我们首先独自开始构思过程时，我们会更有创造力。在独自构思出一个想法之后，我们可以将其带入一个团队环境。先独立思考，然后与群体分享，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陷入一系列导致群体思维的偏见。

回想一下我们目前所学到的关于大脑形成思想和想法的方式：我们的大脑会自然地从记忆的架子上收集已经存在的碎片，而遗漏那些需要去搜寻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首先识别并整合与你个人所持问题相关的信息节点。只有这样之后，你才能回到团队环境中，此时团队合作的重点在于你从他人那里获得什么。你的团队成员会提醒你那些已在你的大脑中存在，但可能已被你遗忘的信息节点，或者让你获得当前记忆中缺失的信息。

在整个大思维的六步方法中，我始终希望你先独自完成每一步。然后，你如果身处一个团队之中，便与整个团队分享你得到的信息和你的想法。在团队合作的情形下，我们在大思维方法中遵循的一条一般规则是，每个团队的合作人数不要超过5。超过这个规模的团队可能反而会导致成员拙于个人表现，因为他们要么迷失在人多口杂的混乱氛围中，要么选择沉默不语，这是我们在学习大思维时想要避免的。

自由与约束之间的联系

我至今仍对我实施的第一个实验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决定在全美最著名、评价最高的幼儿园之一——必应幼儿园布置一个房间。在一间只有一扇窗户、中间放着一张桌子的小教室里，我把玩具放了一地。我想看看我邀请来的孩子会有多大的动力来花时间搭建一套完整的乐高积木。当时，很多研究都提到了给人们选择权对激发他们积极性的重要性。于是，我把一套乐高玩具摆在了桌子的正中央，那明亮的三原色积木表明它是这个房间里的主角，周围则摆满了其他玩具。

当那些三四岁的孩子走进房间时，他们会看着桌子上的乐高玩具露出微笑，然后检视周围的其他玩具。几分钟后，他们会在桌边坐下，但不会拿起任何乐高积木或其他玩具，而是盯着窗外。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是乐高玩具出了什么问题吗？他们不想玩任何玩具吗？那些孩子只是在等我让他们离开这个房间，回到他们的正常课堂。起初，我觉得我选的玩具不够有趣。于是，我跑遍了附近的玩具店，希望能找到孩子们喜欢的玩具。但一次又一次，当必应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我那布置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小饰品的房间时，他们只会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盯着窗外发呆。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周围有众多选择的情况下，孩子们本应有最为积极热烈的反应，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尽管周围有那么多选择，但他们仍然只是看着窗外。在观察到这一行为后，我决定排除其他所有玩具，只在房间里保留一个主要游戏：乐高积木套装。

这样，孩子们一走进教室，就会走到教室中央那张孤零零的桌子前，盯着桌子上的一盒乐高积木，然后开始搭积木。当他们的实验时间结束的时候，我常常必须让正专心致志地搭着积木的他们停下来，带他们回教室。突然间，他们似乎就有了内在的动力，对乐高积木变得兴致勃勃，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选择，相反，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科学界的共识是，给人们选择的机会对激发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重要——普遍的观点是，选择多多益善。但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必应幼儿园的实验遭遇失败后，又过了几年，我开始撰写我的博士论文。当我回想过去的实验时，我开始更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我观察到的某些东西是科学家们未曾想到的？”我在想，无穷尽的选择真的会给人们激励吗？还是说，人需要一定的约束？尤其是，他们需要限制吗？于是，“果酱研究”应运而生。

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有一家高档杂货店，为人们提供似乎无穷无尽的选择。其陈列的典型商品包括数百种芥末酱、蛋黄酱和醋，好几百种时令水果和蔬菜，还有数不胜数的橄榄油。这样的商品可谓不胜枚举。这家店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充满选择的仙境。于是，我在入口处摆了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放了6种果酱，另一张放了24种。有更多选择的桌子肯定会带来更高的销售额，对不对？

进入商店的人中有60%在放着24种果酱的桌子前停下了脚步，40%的人则在有6种果酱的桌子前驻足。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脱离了我们对选择的普遍理解。我注意到：在有24种果酱可选择的人中，只有3%的人买了一罐果酱；而在有6种果酱可选择的人中，则有30%的人买了一罐果酱。换句话说，这个结果与我的预测（和我所在领域的共识）完全相反。

自果酱研究在2000年发表以来，已有900多项后续研究表明，为人们提供不断增多的选择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不要给人们提供太多的投资选择，否则他们就不会选择任何投资，医疗保险计划的选择也是如此。你越是致力于寻找完美灵魂伴侣，看到的选择越多，找到的伴侣就越糟糕。甚至当你给人们布置创造性的任务，比如写一篇文章或创作一件艺术品时，他们可选择的越多，他们就做得越差。

那么是否存在最优选择数呢？选择6种果酱肯定比只能选择两种好。但是24种也太多了。12种怎么样？还是15种？事实上，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做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适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他发现，当人们做出选择时，他们能够在脑海中记住7±2个选项。超过这个范围，结果就是认知超载，人们往往会感到困惑，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者就像果酱案例中一样，根本不做选择。

那些我们认为最有创造力的发明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早就知道限制选择的价值。他们就是在形式和结构的限制中进行创作的，他们打破其中的许多形式和结构，只是为了建立新的界限。如果选择确实是我们创造的，就像我们创造艺术和音乐一样，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从后者这些创造性的领域中寻求指导。伟大的爵士音乐家温顿·马萨利斯曾经说：“在爵士乐中，你需要一些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即兴创作，但那不是爵士乐。爵士乐总是有一些限制，否则它可能听起来就像噪声。”而爵士乐可是所有音乐形式中“最自由”的！

因此，大思维方法从本质上平衡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竞争力量。它满足了你对自由的渴望，但又是以一种认知上可行的方式实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一个“选择地图”的结构，并限制填入其中的材料。如果没有大思维提供给你的约束，你的想法最终会变成“噪声”。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精心规划、讲求策略的思维方式，在你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需求与指导性结构之间取得了平衡。正式地讲，我们将这些限制体现在三种特定的工具中，以帮助你构建新创意。最后，就让我们以对大思维的这三种工具的概述来作为本章的结尾。

三种创意工具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需要一个创意时——不是任何创意，而是一个真正的好创意，我们会尽可能多地收集创意。我们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头脑风暴，或者利用众包来产生无数想法。对此的经验法则是，每10 000个想法中，至少有一个是好的。按照这个逻辑，你应该不断收集尽可能多的创意。其中一定会有不同凡响的创意出现。

那么，如何选出这个绝佳创意呢？我们假设它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而当它不易被发现时，每个人都可以简单地投票选出最喜欢的想法，我们就根据共识来挑选。任何尝试过这种方法的人或组织都知道，这种方法充其量只能取得好坏参半的结果。

大思维则恰恰反其道而行。我向你介绍的这三种工具均假定，作为创意者，你更看重质量而非数量。如果你使用大思维方法，那么你产生的每一个想法，从其定义上讲都将是有用的和新颖的，因为这两个标准都嵌在该方法的结构中。你仍然有选择的余地，但我们看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在大思维方法中，我们并不假定最优秀的创意会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相反，我们有一套思虑周全的方法来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以下便是这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叫作“选择地图”。它是你针对某一个问题的个人资料库，你可以在这里存储你构建想法时涉及的所有元素。从第1章的大思维路线中，你会发现选择地图是你用来为所选问题生成多种解决方案的工具。你的问题位于“选择地图”的顶端，你已经将主问题分解成了一系列易于处理的子问题，通常是5个左右。然后，针对每个子问题，收集可加以解决的独特策略。一旦你完成了“选择地图”，例如一个5×5的表格，你现在就拥有了所有必备素材，并以此创建问题的多个解决方案。对你创建的每个解决方案，你都要为每个子问题选择一种策略，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从而确保每个解决方案都有用，并且与之前的解决方案相比没有冗余。例如，以我们标准的5×5选择地图为例——如果你将5种策略的每种可能组合列出，你就会有3 125个潜在的新想法。因此，选择地图能让你为问题创造多个新颖而有用的解决方案。选择地图也让你有机会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在第一、第二和第四步中，我将引导你完成创建选择地图的过程，而第五步则向你展示了如何通过选择地图实现“思如泉涌”。

在大思维中，你将使用“选择地图绘制”来生成创意。这是我对头脑风暴给出的替代选择。

第二种工具，即“大局评分”，是用于评判选择标准的工具。大局评分考虑了与问题相关的所有不同需求，以及这个解决方案需要给那些重要的人——创意者、潜在用户以及潜在的盟友或竞争对手带来怎样的感觉。有了大局评分，你就可以对你所提出的各种想法进行比较和对比。然后，你就可以识别出对你而言不同寻常的创意。

在大思维中，我们在开始产生创意之前会考虑我们想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的“渴望”在构思过程和选择过程中都可以提供侧重。因此，在第三步中，我将指导你如何创建“大局图”。

第三种工具是“第三只眼测试”。你可能会认为，一旦你在脑海中“看到”了新创意——顿悟时刻到来，你就成功了。但你看到的只是幻想，是你头脑中构想的创造。别人也会见你所见吗？在这一步中，我们要收集三种独特的反馈，以了解我们想法的实际效果是否如我们所愿，并决定是否值得为之开展下一步。这个工具在第六步，也就是最后一步中运用。这是将创意实施前的最后一步。

现在，让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开启“六步之旅”。 Dt9hHiT8M7i9SxKjSWo7N0n94cBkCulKzYK1JqLhvtALKXV3ldwCMOJ8PhcOA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