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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这三种方式的总结和提出，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个转变，是他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新的运用和发展。后来国民党残余军队的解决，也基本是按照这三种方式解决的。而这三种方式，都和平津战役有关，都和傅作义有关。因为绥远方式是在北平方式影响下形成的，绥远问题的解决，傅作义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一个战役产生出对全国解放具有普遍意义的三种方式，这是平津战役的又一重大意义所在，这是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又一重大意义所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厌其详地要把毛泽东有关傅作义的电报、指示等罗列出来的原因所在。因为处理好傅作义的问题，不是战役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不是一个仅仅影响北平或华北的局部问题，而是会影响全国其他地方的全局问题。毛泽东之所以在1949年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连篇累牍地起草左一封、右一封关于傅作义问题的电报，那是具有另一层深义的。这又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毛泽东的战略家素质，显示出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不一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