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

“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此后，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拆除了许多的毛泽东塑像和语录牌。自然，这个举动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十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便出现在北京。善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为感兴趣。

当时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关心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决定立即着手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权威性的评价。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他先后10多次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决议》即将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绝不能使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她的笔向外界宣传。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同法拉奇进行了两次谈话。内容涉及面很广，重点和核心是关于中国的国内问题。

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没有更多的客套寒暄，而是单刀直入，谈话一开始就抓住毛主席像和语录牌一事提了个很尖锐的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的回答明快、干脆：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坚决地将问题引向尖锐：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到‘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说：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机敏过人的法拉奇见几次发问都未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便连珠炮似的提出了一串问题：

“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

邓小平沉着应答，始终不乱方寸：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继续发问：

“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对这次谈话显然早已成竹在胸，并不想躲避法拉奇的暗示，所以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当然知道苏联“非斯大林化”的由来和后果。

那是1956年2月24日，一个寒气逼人的不眠之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报告中，赫鲁晓夫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随后，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列宁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苏共大搞“非斯大林化”，还要中共与之保持一致，不要在公开场合悬挂斯大林像。

中共拒绝了，毛泽东回答：

“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做法，也为中共日后处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参考。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更是把公允、客观和科学放在首位。

法拉奇进一步问道：

“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很坦然地答道：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随后，邓小平又主动告诉法拉奇：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一下子又兴奋起来，紧追不舍地发问。

邓小平摇了摇头：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见邓小平滴水不漏，就转移话题，问道：

“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此问的真实意图在于，如果出了资本主义，也就说明你事实上在搞“非毛化”。问题同样十分尖锐。

邓小平回答得更巧妙：

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法拉奇又问：

“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回答：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我们这些老同志摆在那里，他们也不好工作。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当邓小平说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时，法拉奇追问：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坦然答道：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江青，这位西方人眼中的“毛泽东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旗手”，那时已经作为“四人帮”的头头，被“粉碎”了。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使他们对她倾注了浓厚的兴趣。

这次，法拉奇也没有“忘记”她，问邓小平：

“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他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答道：

“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法拉奇又问：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

“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法拉奇又问：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颇为轻蔑地答道。

法拉奇顺势问道：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时，谈话虽已接近尾声，邓小平的思维仍是那样明晰和机敏，胆大而又心细：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两次采访总共四小时。对于法拉奇的问题，“邓小平时而发笑，时而愤怒地给予反驳”。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刊登了这次谈话的内容，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外国记者讲解今后党的路线，被认为是“极为例外”的事，是“非常年代的一个非常举动”。国际舆论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很高的评价。

后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笑谈间邓小平提及当年他与法拉奇的交锋。

回首往事，邓小平无比欣慰：

“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TAzZiPM4Wni7+bdptJD3fUb+z0fPLFsiRkgxnhX01ANVdcoDz3bq2Uj+5Gvql/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