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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刊登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
这篇光辉的理论文章是在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直接组织下，历时七个月、十易其稿而成的。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正式发表，新华社播发了全文。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进行了转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关注，遭到了“凡是派”们“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严厉指责和政治高压。
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发起的又一次强烈冲击，其争论的焦点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标准还是固守“两个凡是”。
在这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中，邓小平坚定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进一步从理论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19日，邓小平对文化部负责人说：《光明日报》的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扳不倒嘛。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理论受实践的检验，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道理，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这一讲话作了报道。
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下，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得以进一步发展。
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继续对讨论进行施压。
在这场生死存亡的理论较量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依然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提出了理论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观点，再次明确表态：我是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9月，邓小平结束在朝鲜的访问后，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反复阐述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强调要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沈阳军区和中共辽宁省委立即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高潮。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其他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由此推动了政局变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种表态已超出学术理论的范畴，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它削弱了“凡是派”的力量，使政治天平倒向了实事求是派。
1978年岁末，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代表们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标志着围绕着“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斗争，以实事求是派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科学总结：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并为按正确方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了思想条件。
邓小平亲自发动、有力推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驾驭全局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魄力。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邓小平领导的引导中国走向新的辉煌的第二次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