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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史无前例、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
“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怕他吧？”
李先念接口道：“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以后也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也不可能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是非再拨乱反正过来。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遗毒的集中反映，其根本要害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华国锋仍然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设置障碍：“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按照“两个凡是”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固定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因而，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同志的强烈反对。
密切关注斗争动向的邓小平，尚未复出即率先挑战“两个凡是”。
4月7日，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三天后，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这里所用的“准确的”、“完整的”这样的字句，既是针对“四人帮”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造成的混乱，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而言的。邓小平以巧妙的用语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后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又解释说：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这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科学概念。
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体系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是邓小平的创举，是关系全局的科学命题，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伟大开端。它促使人们认真思索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个别论断以及所犯错误之间的根本区别，划清毛泽东思想体系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界限。
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在一起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24日，邓小平在会见王震、邓力群时，开门见山地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充分展示了他出众的语言艺术和逻辑思维能力，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针对当时喧嚣一时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上述讲话从不同的角度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在党内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拉开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此后，聂荣臻、徐向前、陈云也发表文章，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发出了直接冲击。
这年7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千呼万唤声中，邓小平第三次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