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是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经济特区形式作为加强国际合作的手段,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普遍现象。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建设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政策已经确定,怎样才能加快对外经济技术的步伐?采用什么政策才能更有效地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经济和资金引进来呢?寻找突破口,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全党上下为此都在认真而努力地探索着。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做了实地调查研究。
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感知甚少的考察团成员一踏上香港,无不为繁荣发达的香港经济所震动。港澳爱国华侨强烈要求祖国尽快对外开放,充分利用港资发展经济的呼吁,更使考察团成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实地考察和深入交流,使大家产生了共识:香港一没有耕地,二没有原料资源,就是靠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很快使自己获得了发展,我们为什么不学香港?
5月31日,考察组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其中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的领导同志专门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表示基本同意《报告》的精神和建议,并指示从中央到广东省的有关部门,“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84年,邓小平、杨尚昆在珠海视察。
广东省毗邻港澳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发展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1956年,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不久,广东省有关领导就提出过这方面的动议。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自然使这一合理化建议夭折了。就这样,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擦身而过,广东失去了一次飞跃的机会,中国也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而就在这期间,香港的经济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开始了持续的繁荣,成为全世界金融贸易的中心。
历史并不吝啬。当时间车轮运转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次,精明的广东人再也不肯错过时机了。
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在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期间,就开始筹划利用邻近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经济的设想。会后,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材料。
没过多久,邓小平亲自作出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这充分显示了中央关于广东可以先走一步的意向,给了广东很大的鼓舞。
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会议期间,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专门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发展经济的调查: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同时按照国际惯例,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的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以吸引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
邓小平对广东省委领导人谈起了办特区的设想,说出一席惊天动地的话:可以划一块地方,叫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席话不仅显示出邓小平思想的深刻,而且也显示他语言的魅力,用语十分坚定有力。仅用“杀出一条血路来!”就给人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
“杀出一条血路来”,创办特区,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研究兴办经济特区事宜。
很快,广东、福建省委分别于6月6日和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党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8月2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关于特区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立法程序。
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实现了邓小平的总体战略构思,即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这一经济策略。由此,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突破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石破天惊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长征。
血路开始杀出来了!
自从1979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建立经济特区以后,特区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特别是深圳特区的变化更为显著。
深圳经济特区是从一个极其落后的边陲小镇起步的。1979年前的深圳,是广东省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当时还属宝安县的深圳,只有20多家生产小家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非但不能盈利,反而靠国家财政补贴;商业也非常落后,全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在不到1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徘徊;道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都很落后,全县只有一座五层高的旅馆大楼。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深圳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指示,在多方听取内地和香港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了“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收益一片”的建设方针。到1983年,深圳已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
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部门和企业为了通过特区获取经济技术、信息,开拓国际市场,也纷纷与深圳特区进行经济技术联合。这种外引内联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特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3年与1978年相比,深圳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也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深圳各地区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连一向自负的美国人也赞誉深圳为“一夜崛起之城”。珠海、汕头、厦门特区的建设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经济特区几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雄心壮志,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血路终于杀出来了,而且杀出了一条通向世界经济大舞台的血路!
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了经济特区问题:
“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最后,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
竹入义胜由衷地表示: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果不其然,深圳在短短的几年里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20世纪80年代人们争相去深圳取经,这一切犹如70年代去大寨取经那样。
继1984年邓小平作了第一次深圳之行后,又于1992年作了第二次深圳之行。在第二次深圳之行期间,邓小平发表了震撼国内外的“南方讲话”。其中最为有名的话就是: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邓小平在如此高龄还能说出这番如此有青春朝气的话,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语句在稳重中兼具一股激情,表现出一个真正伟大革命家的胸襟与胆识,的确难能可贵,不禁使人想起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的名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语言、思想和激情与古今中外大英雄的心是相通的。尤其是邓小平这句“杀出一条血路来!”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旷世名言,以及所有经济战线上的先锋战士的共同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