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邓小平的语言中最富有哲理的恐怕就要数他那句名扬海内外的“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是刘伯承元帅在打仗时最爱说的一句话，言简意赅，生动形象，颇具说服力。其道理即在打仗时不应拘泥于教条。应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安排战略战术，一切视情况而定，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

“猫论”在革命战争时期为刘伯承这样的大军事家发现，也并非偶然。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有不少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教条得很，认为只有怎样怎样打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即使打输了，把红军全部拼光，把根据地全部打完，也仍然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打，即便胜利了，也不行，也要受到处分，有的还要被“肃反”，甚至被枪毙。

邓小平对刘帅常说的这句四川家乡话倍感亲切，十分理解，非常赞同。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实际上就是因为主张“打赢算数”，反对按照“本本”去打。这与他的后两次被打倒，在思想路线上是相同的。

“猫论”虽然只是一句俗话，但它涉及了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思想路线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还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

作为一名成熟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深知自己言论的重大社会影响，所以对于“猫论”的引用十分慎重。

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正式的公开场合上，邓小平始终没有提过“猫论”。到了60年代前期，他也只在一些范围很小的会议上，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偶尔引用过几次“猫论”。

60年代初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把生产关系搞乱了，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损失最重。“七千人大会”后，经济关系的调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许多地方都自发地搞了起来。

1962年初夏，包产到户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争论。邓小平和刘少奇、邓子恢、陈云等领导人持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支持搞包产到户。

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果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所以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7月2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问题时，邓小平指出：

“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

五天后，即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就恢复经济作了重要讲话，再一次提出了“猫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两条标准：第一，“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第二，“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这两条标准其实就是两个硬道理，与“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邓小平将其概括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问题：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通观邓小平讲话的历史背景和全文，“猫论”的提出无疑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实事求是、面向实际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其深层内涵则反映了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场生产关系的急遽变革和“大跃进”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深刻反思。

邓小平提出“猫论”时还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邓小平的担心是有依据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毛泽东在决策上的影响力。

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曾回忆道：第二天晚上，邓小平给胡耀邦打电话，说他昨天讲的有两句话不要传达。就说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他们几个人谈了谈，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主席就讲，现在，有一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风。

尽管邓小平曾交代过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却不胫而走，并被讹传为“白猫、黑猫”，广为流传。

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70年代变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猫论”都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海内外对此做出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论。有人将“猫论”作实用主义的解释，甚至上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歪曲，这都是完全错误的。

“猫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生产形式的选择问题，后来它的内涵更加扩大了，也更加丰富了。渐渐上升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那就是一切都要讲实际，要看“硬道理”，要务实，切忌务虚。

从根本上讲，“猫论”与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本质等论述是一致的。“猫论”就是一种本质论，就是经济建设中心论，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事求是。

“猫论”这句朴实的话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而深刻的启示又一定要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如果一个思想或一个哲理说得过于专业性、学术性，大多数人就不太好理解了。

因此，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语言是相当重要的，只有语言好，思想才能生辉，才能被人们喜闻乐见。而“猫论”是真正堪称一流语言的范本。它在最为形象的层面上为我们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猫的颜色是根本没有挑剔的必要。从此，“猫论”以它简洁明快不可抗拒的哲学力量和逻辑力量为我们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门，同时也宣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至深道理。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讲过：

“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猫论”是大白话，但寓意深刻，使中国广大平民百姓和很多国外人士认识了邓小平，更加钦佩邓小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猫论”已愈发显示出它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超越了国界，还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有关人士的首肯与研究。外国学者在评述邓小平时，几乎都会相当突出地谈到“猫论”。

日本著名中国学专家竹内实曾说：猫这句名言，就是在我们日本也广为流传。

曾经因撰写《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而在中国名声大噪的美国作家、《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对“猫论”也做过一番精辟的解释：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收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

“猫论”并不涉及主义之争，而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手段问题、方法问题，即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形式、手段、方法都可以用，就像只要能捉住老鼠，白猫、黄猫、黑猫、花猫都是好猫一样。把形式问题上升到主义问题，在认识论上，就是用形式来判断主义，而不是从本质上来分辨主义。也就是没有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新中国30年没解决温饱问题，思想根源就在这里。改革开放阻力重重，根源也在这里。邓小平的成功和伟大，也就是他死死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本质问题、中心问题。

“猫论”形象生动，贴切自然，从此成为邓小平人生哲理的一个重点，同时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在一边欣赏这句话的同时，也欣赏到了邓小平的人生智慧。 FK5lkn436xc0vaR0NniVdAQg8I37jF7ufW6EA24pJUEz9RSH23fU0Bab6A5Y/d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