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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历程和成果进行了高度概括，作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众所周知，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必要的实践，所以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上述命题，只是做了具有重要价值的预言。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
列宁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提出了诸如“一国首先胜利”论和“新经济政策”等著名思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经典性地预言，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历史证明，这一思路不仅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而且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并最终将革命引向胜利的民主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取得了胜利，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经验。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较长时期内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正确道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探索重新走上了正轨。
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富强，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执著追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渴望，这也是邓小平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时代，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赴法勤工俭学，其目的就是追寻中国的现代化。
60多年后，邓小平曾回忆：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她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此后，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年代，或是在火热的建设岁月，邓小平同现代化结下了难解之缘。
邓小平笑看世界风云。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推进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过程中，认真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洞察当代中国国情，放眼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
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在全面整顿时期萌生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进一步沿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路，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蓝图。
由于现代化是一股世界性潮流，而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后发式、外生型现代化，处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态势。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以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为参照系的。
1978年，邓小平刚刚复出便频频走出国门，考察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这一年，邓小平先后出访了日本、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许多国家，1979年初又访问了美国，这些外事活动使邓小平大开了眼界，又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10月24日，在参观了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后，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痛切而诚恳地表示：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很大。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
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怎么搞？要达到什么水平呢？
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邓小平，认真反思历史，正视客观现实，放眼世界大势，终于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中国式现代化。
循此思路，邓小平对20世纪末中国发展目标作出了新的定位。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所面临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强调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这一崭新的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在我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党根据我国的国情，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和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国情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它不仅意味着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表明，这个现代化的目标也具有中国的特点，必须切合实际，不能期望太高。
事实上，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大概只能达到世界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这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高指标、高计划、急于求成、盲目乐观的状况而言，无疑是一支清醒剂。
其后，邓小平对这一说法又做了进一步阐明。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的目标。后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被调整为800多美元，从而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包括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经验，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1982年9月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式上，邓小平致辞：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自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正式提出，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有了显著的进步。它是在正确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这里，邓小平用他出众的口才阐明：我们党并没有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自己的路曾误入歧途就灰心丧气，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一味地模仿别人，照抄别人的模式，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仅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而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断探索，已经开始找到并走上了适合自己情况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由此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邓小平理论开始进入全面创新、拓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