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撒手人寰，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极富魅力的湖南声音，曾让亿万人民如痴如醉；在那火热的岁月里，他无疑是神的化身，所以，“凡是派”将毛泽东奉为神灵也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毛泽东的失误，共和国所经历的灾难，也导致否定毛泽东的倾向。

的确，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指责邓小平是要丢刀子、砍旗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就在这时，以西单“民主墙”事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许多大中城市蔓延。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关门前静坐绝食，高呼否定毛泽东的口号，要求“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这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毛泽东评价已和集中领导的稳固连为一体，因而必须慎之又慎。

“四人帮”垮台了，“两个凡是”被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巨浪冲倒在地，晚年毛泽东的一个个观点被驳正，晚年毛泽东定的一个个铁案被平反。敏感的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在“非毛化”，“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1979年3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文章，首次试图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

“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决定我党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局面的关键。这是一个不能绕过的难题！

对这样一个历史难题，邓小平自有主见。

1977年，邓小平复出前后，明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这些思想实际上奠定了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基调。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多次阐明，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1月25日至27日，邓小平连续三天在不同场合都谈道：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邓小平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在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正式表达出来：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邓小平的意见也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写入了全会公报。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针对国际上“非毛化”的议论，明确指出：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

当时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关心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决定立即着手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权威性的评价。正如他日后多次所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10多次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强调说：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针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

4月1日，邓小平对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做了设计：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谈了对建国后17年历史的看法，指出：

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再次强调：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6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仔细看完会议草稿后，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

邓小平指出，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决议草稿。讨论中对于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出现了明显的争议。

针对各种不同意见，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在这里，邓小平特别强调：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决议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顺利进行。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决议的起草过程，评价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对此，邓小平非常满意，在全会闭幕会上满怀信心地指出：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这样，“非毛化”的嘈杂声不知不觉地就烟消云散了。在十年内乱结束又历经两年徘徊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决议，使一系列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是极不寻常、极其难得的。

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批判和剥夺他的权力而产生不满或怨恨，在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没有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而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意志和智慧的结晶，更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和胆识，充分体现了他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xF6wBNCPCAfOffFoSEGpnSeOIBgWZ0gjkTtDY2xjrQBdyOS/IA/BZNfEtrjLw/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