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越飞越低,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盘旋下降,伸入海港的香港启德机场跑道已依稀可见,海面波光粼粼,舟船如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耸立港九两岸。香港,这颗美丽的东方之珠回归指日可待,新一页历史就要翻开,我的个人命运,也将与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抵港当晚,应朋友之邀,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接风”聚会,其中有来自北京的老朋友,有在香港新机场谈判中交上的新朋友,还有一位是当时港英政府中为数不多的港人高官。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气氛比较活泼,我主动向这位官员伸出了手,他起初有些拘谨,我知道港英政治部有纪律规定,凡是政府公务员与中方人员接触或去过深圳等内地的,回来必须专门报告。但随着席间的轻松话题,他逐渐放开了,也微笑着向我举杯表示欢迎。
我问他四年后是否会继续留在香港?是否打算继续在政府里做事?他说:“香港是我家,我在外国又没物业,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我说:“你是生于斯长于斯成功于斯的同胞,现在虽然我们‘各为其主’,但我认为你每天在做的还是在为香港服务,只要你愿意继续,前途光明。”我告诉他,彼此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保持香港这方土地的长期繁荣稳定。
伸入维多利亚港的启德机场
举了几次杯后,我又诚心诚意地向他说了我曾对香港朋友们说过不止一次的一番见解,香港是中华民族的东方之珠,用英国人的话说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鹅,中国政府一定要、也一定会使这颗明珠继续放光,使这只鹅越来越健康,因为这对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太重要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初次见面,我对这位港人高官说这番话的分量有点重,但我不但不担心这位官员会把一个来执行收回香港任务的中方官员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理解报告给港英政治部,甚至还真希望如此呢。
其实,在当时那样的高度敏感时期,我一到香港也就受到了港英当局监控。安顿下来才个把月,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我一接听,听出那熟悉的声音是北京一位老朋友的。他说现正在香港出差,想来中方代表处看看我。他乡遇故知,我当即邀他去附近酒店喝杯咖啡,或者晚上吃个便饭,他在电话中都简短、客气地谢绝了。十多分钟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打开电视机,在节目音乐的声浪里低声告诉了一个我不愿听到但是意料之中的消息:国家安全部某局长托他当面提醒我,我在坚尼地城的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宿舍里的电话号码已被固定截听,有一张长长的通话记录摆在了英方某某部门一位长官的办公桌上。
厦门是我第二故乡。抵港当月,香港厦门联谊会首先举办欢迎会。自右起: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部部长杨华基、会长陈金烈,陈佐洱,联谊会顾问陈中群、副会长陈仲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