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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北京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香港社会随之动荡不安。英国新执政当局趁火打劫，在香港接连打出三张不与中方合作连带“制裁”中国的牌。首先是推行“居英权计划”——秘密地给22.5万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一个密码，这些人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继而又通过“人权法案”——把两个连在英国都未完全适用的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企图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之上。更得寸进尺的是，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一说是2000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的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
末代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正是在这三张牌遭遇中方强烈抵制的关键时刻，由政治挚友梅杰首相力荐走马上任的。这位在英国因诚信不佳但精明强干而知名的政客，不甘当“欧洲19世纪帝国的余晖”
，自嘲“殖民地的总督就像是苏门答腊的犀牛、佛罗里达的海牛，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而唯其“濒临绝种”
，更要干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儿来。所以，到香港的第一天起，他就准备成为香港后过渡期最大的搅局者。
这位总督说，他知道最大的试炼将来自政治竞技场，但他手上握的却是一副很烂的牌。有位港英前高官后来告诉我，1992年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做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北京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放弃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10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根据他的政治判断和一贯性格，他甚至认为自己将有50%的可能从总督府宴客厅屋顶搭乘直升机狼狈而逃，即便如此，这位第28任末代总督却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那恰恰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缔造耀眼的收视率”
。
1992年10月7日，上任仅三个月的彭定康发表了早在英国就打好腹稿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提出完全另一套设计，掀起了后过渡期又一大折腾。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方案表面上仍然说要维持英国在香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但实际上是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这套方案让中英之间已达成的政权机构平稳过渡安排彻底化为泡影。
彭定康先斩后奏公布政改方案后，不断软硬兼施要挟中方接受；中方则坚决予以拒绝，直斥他背信弃义，是“千古罪人”。在彭定康借助首相支援和全力操控下，这套“政改方案”终于在港英立法局以一票微弱多数通过，宣告英国最后管治时期的香港政治体制已无法与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
针对彭定康倒行逆施的伎俩，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
“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
小平还在会见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时说：“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在访问英国时到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指出：“在香港问题上发生了对抗，这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希望合作，不希望对抗。但是，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对此，任何人都不要做出错误的估计。”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是整个大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由于英方一度单方面中止了一系列谈判，后来复谈也是障碍重重，外加原隶属于英国外交部的英代处现在要受制于手眼通天的港督，中英双方能否依照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声明来加强过渡时期的合作，实现600万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殷切期盼的政权顺利交接，可谓是荆棘满途。
时间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过去，大量有关香港平稳过渡的议题被积压，甚至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的“明日黄花”……从我赴任的今天算起，在最后的三年零三个多月——1208天里究竟还能不能平稳过渡？还能不能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这是我必须与中代处的同事们一起，遵循中央指示，用行动做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