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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任何成功的外交谈判都包含了对外、对内两个层面的成功工作。对外来讲，我们专家组代表国家，所有成员都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坚持一支笔、一张嘴，表达准确、一致的立场观点。对内来讲，则要以大局为重，统筹兼顾不同部门的意见，逐渐统一到对国家整体利益最为有利、同时也能被对方接受的方案上来。
为推动工作，我展开了多次多种形式的“内部磋商”。专家组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侧重于未来国防建设需要，坚持向英方争取位于港岛豪宅群中的柯士甸山军官宿舍，港池规模也建得越大越好；另一种意见不主张继续向英方提出新的用地要求，理由是小平同志和中央曾指示中国在香港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和稳定的力量，主要作用是对敌对势力发挥心理上的威慑，部署应遵从市中心繁华地区不驻军、市区少驻军，主要兵力放在郊区的原则。英方同意移交的14块军事用地块块价值很高，已能满足未来驻军需要；英方留下的地块数量看似多一些，但其中不少是坟地、教堂和学校。土地是香港重要的经济资源，在驻军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同时，应尽量考虑到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倾向后面一种意见。在国家20世纪末的总体战略中，香港回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重要问题，军事用地的未来使用安排应纳入顺利实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大局来通盘考虑。需要寸土必争，但不仅是为驻军争，还要为中国香港特区争，这样有利于争取人心。
6月初，我返回北京开会，向国港办、外交部有关领导汇报了会谈的进展情况、海外舆论反应和我个人对下一步工作的看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位很敬重的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承蒙他关心垂询，使我得以直接汇报了一次自己对于香港军事用地交接的看法。这位领导同志当场没做任何表态，只是仔细地听，间或问了我几个具体问题。但我相信，这一次汇报对于不久后开启谈判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