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续会,双方才就“三脚凳”以外的各项争议展开磋商。如果前一天双方进行总体阐述时,尚可借助概括和抽象性的评述来展示弹性,调节气氛,那第二天非常具体的讨论无疑是直面的、敏感的。
越是气氛紧张,我越是在心里告诫自己,每临大事有静气。
会场的谈判桌是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英方人员坐在主席一边,中方人员坐在客席一边,我和包雅伦各坐在本方的中间,左手边是译员。谈判过程中的译员翻译时间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大体听得懂包雅伦说什么,他一面说我一面记,而在英方译员把包雅伦的话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我就边听边在构思怎么做即席回应。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每页纸用三分之二位置记录他的发言要点,三分之一写我要回应的要点,这个办法对我快速理清思路很有用。由双方外交代表说出的一字一句都代表着各自国家,都将被记录在案,胜过一诺千金,驷马难追。
谈判时,专家组的成员不能随意插话,想要发言须先征得组长同意,一般情况下,他会递给我一个纸条,我认为可以才请他发言。有时候我觉得应该让某位专家发言,我也会递给他一个条子。
这天的谈判,为了避免一竿子插到底,没有回旋余地,我请总参谋部驻军办主任陈惠邦大校先发言。在英军的军阶中没有大校一级,只有准将,所以在非正式场合有时英方尊称中国大校们为“将军”,惊叹“中国军队的将军那么多”。陈大校在非正式交往中当然也乐意听到对手们“尊称”,他长得方脸粗眉,目光犀利,不但资深而且是中方专家中军衔最高的一位。他带来了军方对香港未来军事用地使用安排新的补充意见,发言中主要提出以下两点:一是要求英方在14块营地之外,再向中方移交港岛半山上的柯士甸山军官宿舍以及有关无线电通信营地;二是扩大为中方重建的昂船洲海军港池规模。
包雅伦听后面孔涨得通红,抬了抬眼镜架,对陈大校的发言不予只字置评,只要求中方立即递交书面材料,以便做仔细研究。他聪明地用对比方式,抓住时间顺序指责中方“出现倒退”,“在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提出这么多新的而且是预料外的要求是无益的”,还加重语气说“英方对此表示遗憾,我和我的上级一样感到沮丧”。他特别强调,在以往谈判中已与前任中方代表就中国驻港部队海军基地港池规模达成了一致,即398米×398米,中方不应再提出新的意见。
我即席回应包雅伦,完全不能接受英方指责“中方倒退”的说法。军事用地的交接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非常重要,中方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并表现出极大诚意,正因为此才与英方进行了七年多的磋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使中国驻军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现在会谈仍在进行中,中方出于驻军需要,提出一些新建议是合情合理的。
我指出,英方对于中英双方已就重建海军港池规模达成一致的说法不正确。前任中方代表曾口头提过398米×398米的建议,但他同时表示这已超过授权范围,需向上级汇报;而英方代表当时也做了类似表示。所以中英双方现在仍需要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幸好,我在会前是做了功课的,了解398米×398米的故事。那也是在一次专家小组会议期间,轻松的coffee time,双方组长端着杯子肩并肩地说说笑笑,在说笑中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外交场合无戏言,所以两位代表都避免出声说话,伸出一个指头在墙上画字:“我喜欢这个数字。”“Sorry,我喜欢那个数字。”……当英方代表层层加码,在墙上画出398的时候,罗家驩代表沉吟了一下,表示“嗯,可以商量”。几分钟后复会,英方当即在谈判桌旁要求中方对398米×398米进行confirmation(确认)。罗代表这才及时声明了“超越权限”,“需要汇报”这番话。
包雅伦无意就我方提出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威胁性地表示“Time takes orders of no Man”(时不我待)。
5月12日的会议在硬碰硬当中度过。尽管之前在中方内部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请专家战友们集思广益,分头写了一张张反驳英方观点的备用口径,汇总之后在会上作为“炮弹”一发发相继打了出去,但僵局依旧。
会内碰僵,会外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