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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自1997年7月1日接替英国政府，承担对香港的防务。
为了实现防务责任的顺利交接，中英双方首先需要就军事用地使用安排进行磋商。确定了未来提供中方的军事用地，才能对中国的海陆空军如何进驻香港做出部署。
然而直到1994年春天，联合联络小组马拉松式地谈判了七年，经过前两任中方代表和专家小组与英方的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仅是一旦达成协议，协议可以用两国互换外交照会加附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另外，中方基本同意从英军现有的39块军事用地中接过14块。除此之外，双方对于上述地块的责任和义务，剩余地块的数量、位置和处置，需为中方重建的军事设施的数量、位置和规模都还存在诸多分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英方便单方面中止了谈判。
1993年初，中国外长钱其琛和英国外相赫德
在纽约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虽然两国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谈判破裂，但在其他方面还应该保持合作。这就为重启军事用地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
1994年3月31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代处向中代处送交了一份有关香港未来军事用地使用安排的“中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使馆照会”文本修订草案建议稿。英方的行动，表明希望恢复磋商；而文本草案内容则摆明了英方处理这个议题的主要立场观点，这好比是用一樽贴了中英两国共同制造商标的酒瓶装了纯英国的威士忌，送交中方，要求确认。
英方以为这个议题是中方单方面有求于它，只要承诺移交14块用地以及重建5个军事设施项目，就大致OK了。所以当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同时宣布5月10日至13日将举行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第15次会议之后，包雅伦代表和我进行会前非正式会晤时，他乐观地估计，既定的四天会期无须全部工作，中间可以腾出一天来休息。他甚至把与我讨论的兴奋点放在了双方达成协议后如何向香港社会的推介上，诸如奉劝中方要降低调门，别夸大军事用地的价值，否则在向港英立法局要求拨重建5个项目时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等。
与包雅伦的乐观恰恰相反，中方专家组内部研究时一致认为，英方提交的文本内容与我方立场相距甚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国港办、外交部认真研究了英方建议稿，会签后给联合联络小组中代处发来了指示：第一，是英方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承诺接收的香港军事用地只用于防务用途，这不能同意，因为中国政府对本国土地处置问题的表态与英国无关，不应作为签署双方协议的前提；第二，中国军方希望在前期双方磋商一致的14块用地之外，再要一些地块，包括港岛半山上的柯士甸山军官宿舍
和无线电通信营地；第三，计划重建的中国驻港部队海军基地港池规模需要扩大；第四，回归之前，英国政府应确保对拟向中方移交地块的维护；第五，为了便于中方实地勘察，英方应向中方提交所有军事用地图纸；第六，外交文本中的一些措辞还需要推敲修改。
根据上述考虑，中方专家组对英方提交的文本做了伤筋动骨的修改，拟出了一份中方的以互换两国照会为框架的文本建议稿，这也好比把那樽贴上中英共同制造商标酒瓶里的威士忌倒掉，换上了中国的五粮液，准备以此作为会上与英方谈判的基础。
由于我和包雅伦有过非正式会晤，大体能估计到对手看见中方建议稿的反应，恐怕，甚至会动摇他们如期赴会的想法。所以我在征得中方同事们的同意后，迟至5月9日即专家小组会议举行的前一天下午，才将中方建议稿送达英方。
毕竟是多年后复谈的第一次会议，能够开起来总比宣布会期又中途夭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