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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突然约我共进午餐

在我加紧熟悉情况的时候,一天,中代处值班室接到联合联络小组英方代表包雅伦 先生的电话,说想约我吃午饭。这位牛津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才生曾是英国外交部香港司司长,我们前几年在新机场建设谈判桌的两边打过交道,他当年是英国政府工作小组的“二把手”,现在担任了常驻香港的联合联络小组英代处“二把手”。后来才知道,老包——中代处的同事们私下里常这么称呼他——的夫人是香港同胞,当年在英国留学时结下姻谊,现已儿女成群,娇妻幼儿们都喜欢住在香港,老包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了。估计他被派来香港,多少也有“组织上照顾”的意思。

我把包雅伦的邀请视为一个好兆头,经请示后答复赴约。包雅伦订的餐厅是港岛中环一栋显赫大厦的地下室,这对于刚从90年代初的北京来香港的我费点思索,basement——地下室里也能开餐馆请吃饭?车队的司机也不熟悉餐厅位置,特意提早一天探了趟路,并计算了路程时间,看好了下客上客点,表现出外交部同事优良的工作操守。

我与包雅伦不打不相识,越到后来越有些惺惺相惜

当我提前五分钟来到敞亮、雅致的会面地点,立刻改变了对basement的看法,这的确是一家像模像样的西餐厅,顾客几乎清一色是老外,那位相貌清秀、疏发谢顶、戴眼镜的中年英国朋友正端坐在一张空桌旁,他就是我未来四年的主要对手和合作者包雅伦。

我忙上前同他打招呼。入座后,便小心地照例从伦敦、北京的天气开始畅叙阔别。包雅伦思维敏捷,态度稳重,掌握汉语,言谈时常常带着点礼貌的笑容,而笑容的背后有时隐藏着执拗的韧劲,这一印象一直让我延续至今。

“天气”论过之后,我们逐渐进入坦率的交谈,一致认为尽管香港的“天气”多变,中英两国政府应该通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机制加强磋商,尽快把跨九七的一众问题处理好,这对于保持香港回归前后的繁荣稳定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600多万香港市民的福祉,也关系到中英两国的利益。我强调《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对英方1997年后在香港的利益是做出了照顾的,例如银行发钞、航空、电力、电信、地产建筑、日用百货,都继续由英资大企业在香港领着头。

面包、浓汤、主菜——一大块五成熟的牛排相继摆上了台,话题也逐渐深入。包雅伦建议喝点酒助兴。我谢绝了包雅伦代表的好意,建议以90年代北京还少有的法国矿泉水Perrier代酒。

我本来就很少喝酒,到香港后基本戒了酒,我谨记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传下的“外交官三分酒量”的戒律。

到了上甜品的时候,好像一部大型交响乐的序曲演奏完,待“幕间休息”后主题乐章的陆续上演。我和他紧紧握手作别,对于即将到来的“对阵”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从地下室走上地面,回到车水马龙、高楼挤迫的喧闹中环黄金地段,看见正午阳光下人行道上各种肤色的人流,他们都各怀理想,行色匆匆。我油然生出一个信念,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虽然各国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争议性的问题多得如满天星斗,但在诸多的解决方案中,一旦基于互相尊重主权、合作互信,就可能带出双方都能接受甚至满意的成果,为人类福祉添砖加瓦。 CA0NERMrtPHuZekLB9Dp/z/xF9sGx5z9o9nlx37UcGRI2rBuUDGtPHNQv4n4UJ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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