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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加入外交队伍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等也成为当时关于国际形势最形象的比喻。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政策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这种变革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思想的解放带来观念的转变，带来对国内国际形势新的判断，从而带来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1979年，邓小平站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战略高度首次访美，这是邓小平访美期间受邀进行科技参观等活动
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各种力量对比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是很有可能的”这一重要结论，进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因此，在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上，也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进一步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同时在国际场合申明立场：中国同各国发展关系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创造了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调整和转变也使我对所从事的外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东在为我国创造和平有利发展环境方面地位重要，对中东政策的重大调整则为我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