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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为超时代地域之艺术，初无形式之分，只有优劣之别。近一世纪世界文学日异月新，千变万化，派别几于不可胜数，此起彼仆，盛衰相逐。而英国之查尔斯·狄更斯、俄国托尔斯泰等之盛名，仍如日月当天，未因时代而稍晦光彩。其他趋时炫世之徒，乃徒震一时耳目，倏随风烟澌灭。此无他故，一种艺术之能否长存，还当问诸本身是否有长存之价值。而其价值则在乎内蕴之精神，而无关于外观之形式。莎氏乐府当时即写以散文之体，或中国之字，固亦无害超绝。而食古不化之诗人，即字字仿效杜少陵，亦终身与诗无涉。
以小说言，章回之体，盖为新文学家诟病久矣，然平心论之，罪固在做章回小说者之浮薄不实，章回固无罪也。红楼金瓶之备受推崇，可为例证。善哉吾友谢兰公之言曰：“章回为中国多年传统，最为大众接受之体裁。红楼水浒，已创其基。以近世未产名作，但见恶札，故为人诟病。然余终以为此体最有前途，惟望来者发扬光大之。吾子固有此才，顾有此志乎？”
余深信兰公之言，而不敢当其推许，盖操觚十载，几等文氓，虽有知非进境之机，而终无惬心贵当之作。小说固小技雕虫，却为雅人情事。闹市尘嚣，宁能做名山事业？而况日草数篇，付诸报馆，晨间随笔涂抹之文，至夜便求梨枣，间有稽迟，索者已塞门呼促。如此环境，宁能得有佳章？倘余生有福，小住青山，矮阁数楹，自闭其中，与妻子朋友约时晤会，如金圣叹所谓，明窗净几，饱食无事，又值心闲之岁月，假我三年，必能为章回小说一吐不平之气，以副吾友兰公之望。然而此愿岂易偿哉？世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余初作小说，本欲尽脱町畦，然而未能，仅以古人章回形式，入西洋小说意境写之。体固无名，报社中人见其描述社会而复参以男子也，乃为特署名社会言情，本极卑鄙可笑，乃不知竟成为风气，效者群起，余亦听之。
此《歌舞江山》当然亦为社会言情，内容则稍异于旧所作者，本无作风可言，岂敢谓为改变？唯余尝谓小说之道，可通于诗文书画，学力阅历以外，尤须注意于性灵神韵。昔于《春风回梦记·序》中，自谓愿读者阅此说部，如读一长诗，盖即特致力于神韵之谓。至此书则颇思于神韵之外，兼主性灵。唯此所谓性灵神韵，颇异于王渔洋袁子才之所争。读者阅至终篇，或能体会。但恐力与愿违，终成浮夸之语耳。
此书非历史小说，非写实小说，作者聪明，良不肯以范围自限。写实譬如摄影，先有实境当前，即具审美眼光，善于取舍。而花木位置或嫌庸俗，坡坨形态或太平凡，以及不美物事，恰居主景之前，无法避去，在在皆受限制，易成痴累。若以彩墨自写丘壑，自抒机杼，则挥洒如心，天机无碍。能使帛妙毕臻，一笔不苟，又何为舍摄虚成画之乐，而受依实取影之苦乎？故读者恒意拟书中人物为某为某，余敢力言其绝无一是。做小说者恒病描写模糊，而描写过真，又易成为疑案。譬如有人随意画一人形，持以赴市，历观途人，必有一人面目适与画同，而画者本未尝见此人也。人间万事，亦复如此。作者虚构情节，或竟与某事相似，作者亦未尝知此事也，愿读者审之。
曲终人散后，今古两茫茫。回忆中年哀乐，芳草恋斜阳。天际白云自散，心上温柔都老，我更往何乡？当歌青眼白，顾影黑头苍。
济无楫，飞无翼，渡无梁。剧怜检点故物，只剩旧时狂。且摭江山儿女，谱作渔樵闲话，真假漫参详。腐肠思酒肉，媚世著文章。
——调寄《水调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