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这本书标明了是抒情文作法，那么，说话的范围当然是在抒情文以内，而且也在作法以内。不过，我们要研究抒情文，也不得不先把各类文的大概的情形略说一说；要研究抒情文的作法，也须先知道一点抒情文的本身是什么。因此，第一编就是讲本体论，而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讲文的种类。一切的文，普通是分作像下面的几类：
（1）记实文 是描写一种实物，或描写一种想象中的境地的。
（2）叙事文 是叙述某种事件的发生及其经过的。
（3）说明文 是解释某项事情或某种学理的。
（4）论辩文 是根据某项证据或理由，和人家来辩论一个问题的。
（5）抒情文 是专门发挥自己的情感的。
我们再举几个例来说明吧：
（1）记实文《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2）叙事文《黄花岗之役》
（3）说明文《论黄花岗之役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4）论辩文《驳某某人七十二烈士姓名辨正》
（5）抒情文《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
虽然同以黄花岗为题，但是，题目的性质是不同的。第一个题目是记七十二烈士墓，注重记他们的墓的位置、墓的形状等等。写到逼真时，令读者如身入其境。第二个题目是叙述他们起义时的始末。把黄花岗一战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并描写七十二烈士慷慨激昂的情形，要写得淋漓尽致。第三个题目是注重说明，把这一战和革命有怎样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使读者能彻底知道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第四个题目是因为某某人对于七十二烈士的姓名有所辨正，现在是驳斥他的话不对。第五个题目是注意情感的，是发挥作者对于七十二烈士墓所发生的感慨。
我们看了上面的举例，各类文的不同的情形是可以知道的了。抒情文是怎样一类的文，当然也知道了。
我们现在再把抒情文单独地提出说一说。
根据上面的话，抒情文是发挥作者对于一件事情所发生的情感。譬如，《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就是作者对于七十二烈士所发生的情感。这情感也有种种的不同处：（1）或是赞叹七十二烈士死得轰轰烈烈。（2）或是可惜他们不曾亲见革命成功。（3）或是愤恨清政府的暴虐。（4）或是痛惜当时的人民大多数尚未觉悟。（5）或是叹惜七十二烈士的家族的困苦。（6）或是因此引起作者对于民国以来时局纷乱的感慨。（7）其他。
这种种的情感都是因为游了七十二烈士墓，或是说起七十二烈士墓而发生的。把这些情感的任何一种，或任何两种以上发表出来，写在纸上，便可题为《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而这篇文的性质就是抒情文。
《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不过是一个例。此外，对于任何事情，发挥我们的情感的，都是抒情文。读东亚史，读到朝鲜亡国的事情，做一篇哀朝鲜文，也是抒情文。旅行到开封，访北宋的故宫，不期然而然地发生出一种感慨来，把这种感慨写出来，也是抒情文。读报纸看见印度运动独立的消息，自然觉得很表同情，把这种情感写出来，也是抒情文。旅行到欧、美，看见外国人欺侮中国人，心里不平，把这种情感写出来，也是抒情文。听说土匪杀人的残忍，对于杀人者觉得可恨，对于被杀者觉得可怜，把这种情感写出来，也是抒情文。一个朋友，久别了，很想念他，把我想念他的情状写一封长信寄给他，也是抒情文。
在中国的旧的文学作品中，人家所常读的李陵《答苏武书》、王粲《登楼赋》、鲍照《芜城赋》、韩愈《祭田横墓文》《祭十二郎文》和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祭苏子美文》……都是抒情文。不过，其中有的是韵文，有的是散文。我们这本书里所讲的作法，是只讲散文，不讲韵文的。关于这一层的话也很多，我们在后面另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多说了。
上文已说明白了何谓抒情文，这里再说一说抒情文产生的原因。所谓抒情文产生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作抒情文？我们为的是自己备遗忘么？不是，不是，是为得要使他人能充分地了解我的意思么？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为得要发抒自己的情感。
我们为什么要发抒自己的情感呢？这个问题不必要我来回答，朱注《诗经·序》上已经替我们答复明白了。那序上有一段说起诗的来源，他虽然是专说作诗，但是在实际上，他的话，对于一切的抒情文都适用的。我现在就借引他的话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发抒情感。他的话道：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自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朱子的话虽然也有根据，就是根据于《诗经》的《大序》及《礼记》中的《乐记》，但是，以朱子的话说得最为明白透彻，最适宜于我们引用，所以我这里就引了他，而并不追本穷源的引《大序》和《乐记》了。
这一段话，他的目的是在解释诗的产生的原因。但是，我也可引他来解释抒情文产生的原因。只要改成下面的样子就行了。
或有问于予曰：“抒情文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抒情文之所以作也。”
这样，岂不是一个很适宜的答案么！倘然有人问道：“诗要有自然之音响节奏，抒情文既不是诗，为什么也要有自然之音响节奏呢？”我答道：“抒情文也有自然之音响节奏，因为音响节奏是根据于咨嗟咏叹，必须咨嗟咏叹，而后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我们的情感又必须由咨嗟咏叹方能发抒得出来，倘然不要咨嗟咏叹就发抒不出来。所以，抒情文一定是有音节的。”
倘然又有人问道：“朱子说诗的话既然可以拿来解释抒情文，那么，抒情文和诗有什么分别呢？”我道：“抒情文和诗在实质上可以说没有分别，只不过在形式上有些分别，就是诗的形式比较的更整齐，尤其是中国的旧诗比较的最整齐。这里，朱子是从实质方面立论，所以他的说诗的话可以拿来解释抒情文。”
朱子说道：“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可知我们的情感不是无故而发动的，乃是感着外面的物而发动的。试略举其例如下：
（1）享受着日光及好的空气而觉得快乐。
（2）阴雨湿热的天气而觉得沉闷。
（3）听老鸦呜而觉得可憎。
（4）听画眉鸟鸣而觉得可爱。
（5）听狼嗥虎啸而觉得可怕。
（6）听猿啼而觉得可悲。
（7）浮大海，登高山而感觉到人生的虚空。
（8）过荒村，吊古墓而感觉到人生的短促。
（9）听见弱小民族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为之不平。
（10）听见某人为正义而奋斗的消息而为之肃然起敬。
（11）见孤儿寡妇之漂泊无依而觉得可怜。
（12）闻土豪劣绅之鱼肉乡民而觉得可怒。
（13）闻本国人在外国有不名誉之事而觉得可耻。
（14）听见好友死了的消息而觉得可痛。
（15）读历史，至民族兴亡、国家治乱之际，觉得有说不尽的种种的感触而必欲狂呼大叫而后快。
（16）观戏剧至悲欢离合之时，觉得有说不出的种种的感触，不期然而然地替旁人流泪。
（17）看见已死的爱人的遗物而勾引起旧时之情。
（18）看见先人的手迹而引起追慕之意。
（19）其他种种。
这些都是所谓“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我们看了这些例，可以充分地知道“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这句话是怎样的解释。但是，我在这里要附带地声明一句：我上面所举的各例都是就常情而言的，常情之外也有变例。譬如第（18）例，一般的人看见先人的手迹，大概都会引起追慕之意的。然也有不肖的子孙，看见了先人的手迹，是毫无动于其中的，这是变例又当别论。不能因为有这种变例而疑惑我上面所举的各例不能成立。
朱子又说：“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可知我们既然有了这种种的情感，闷在肚里实在难过；必定要把它尽情地发抒出来了，然后舒服，然后安乐。倘然禁止它不许发抒时，那就比什么都要难受，只觉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睡觉也睡不着，吃饭也吃不下，必须把它充分地发抒出来了，那就完了。发抒的方法也有种种的不同：狂喊，大叫，痛哭，长歌，种种不一。而用文字写出来，也就是各种方法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了。
朱子又说：“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这几句话又怎样说呢？原来，我们的情感埋藏在我们的心的深处，绝不是简单的呆板的话可以发抒得出来，于是不得不咨嗟叹息地来发抒。譬如，我有一个姓李的朋友，他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说道：
李某人死了。
这句话，完全是叙事的话。它的效用只能告诉人家一件事，使人家知道李某人已经死了。譬如我说：
李某人死了，可惜得很！
这样说，已将说话的人对于李某死了的情感略说出一些来。但是，态度仍是很冷淡，好像是立在客观的地位，而评论李某死得可惜。如此，能充分地发抒朋友间的情感吗？一定是不能的。譬如说：
唉！李某人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必须这样说，才能把朋友间的情感发抒出来。我们试看这几句话，抒情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原来是在一个“唉”字和一个“啊”字，又把“可惜”重说一次。这就是所谓咨嗟咏叹了，这就是所谓“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了。倘然我们再说得有力点：
唉！天啊！李某人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加了“天啊”两个字，便觉得有许多向人说，人不能领会的话，只有天可以知道，便不期然而然地呼天而诉。这样说，便能顶充分地发抒他的情感，也顶能感动读者。从来作抒情文的人，到了说不出时，往往就呼天而诉。例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黍稷》）
天乎！痛哉！（今人祭文中常用语）。（为先人做事略，亦常用此语）。
这一类的话是很多的。上举第一例，是取其最早，第二例，是取其最普遍。我们看了这两个例，可以知道抒情和呼天是怎样的关系了。
总之，不呼天也罢，呼天也罢，无非是咨嗟咏叹而已。
有了咨嗟咏叹，声音就有长短轻重；声音有了长短轻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音节。这就是所谓“有自然之音响节奏”了。
我们看了上面各段，已经把朱子说诗的话解释得十二分明白了，也就是把抒情文产生的原因解释得十二分明白了。总说一句就是：
人心感于物而动，不能不有情，有情，不得不发抒。而简单的呆板的言语发抒不出，不得不由咨嗟咏叹发抒出来，于是就自然成了音节，而称为抒情文。
这个答案，可以简单地说明抒情文产生的原因了。
抒情的功用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分开两层来说：
（1）是对于自己；（2）是对于他人。
（1）对于自己，是把我所有的情感充分地发抒出来，使自己觉得很畅快，可当一剂医治沉闷的良药。这一层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读者可以参看，这里不多说了。
（2）对于他人，是能感动他人，能引起人家的同情心。这一层范围比较广，功用比较大，我们只看下面两个例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例，美国斯陀夫人（Mrs.Stowe）作《黑奴吁天录》（原名Uncle Tom's Cabin），描写美国南部虐待黑奴的情形，它虽不是纯粹的抒情文，然而叙事之中充满了抒情的话。这书一出，便引起美国人同情于黑奴之心来，结果是南北两部为着黑奴问题打了一仗，最后，把黑奴统统解放了。论者以为黑奴得以解放，就是斯陀夫人此书之功。
第二个例，《诗经》里的《蓼莪》篇中有几句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又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篇诗是孝子思亲而作的。后来晋代王褒读到此篇，每至流泪。他的弟子恐伤师心，竟为之废《蓼莪》而不读。这可见《蓼莪》这篇诗感人之深，也可见中国人讲孝道，在无形中受了此类诗歌的影响不小。今人虽不承认过分的愚孝，然而，相当的孝都承认它是中国固有的美德之一。《蓼莪》一诗不过是孝子自己发抒他思亲的情感，然而这篇诗流传到后世，不知有多少人受了它的陶冶感化。这也可见抒情文的功用之一斑了。
以上两个例是就最大的功用而言。至于发抒自己的情感，而博得他人的同心，使他人对于自己发生怜悯，或恋爱或羡慕，这种功用比较小，和前两例比起来似乎次一等了。
又如，含有很强的刺激性的抒情文能够振作起自己或他人的精神；含有警戒性的抒情文，能砥砺自己或他人的名节。这种功用也是很大的。
不过，抒情文有时候有功，有时候也有罪。如今再举它的两种罪案如下：
（1）明代的汤显祖，作曲本是很有名的。他的名著《牡丹亭》，想是读者所知道的。当时有人劝他讲学，他答道：“诸公所讲的是性，我所言的是情。”这可想见他的风趣。他的《牡丹亭》流传出去，人人爱读，尤其是女孩子们爱读。那时候，娄江地方有个女子，名叫俞二娘，酷爱此曲，对于曲中人极端的同情，后来竟因之伤心而死。显祖有诗记此事道：“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此事原见于《静志居诗话》）这可见俞二娘的死和《牡丹亭》不无关系。细玩汤显祖的诗意，好像是自己分辩。好像是说：“我的《牡丹亭》不过是一套戏曲，哪里可以认真看。况且读的人也不止一个，为什么只有娄江俞二娘，偏偏是读了我的《牡丹亭》便要伤心而死呢？”汤显祖的诗意，是不承认俞二娘因读《牡丹亭》而死（不过没有明白说出来，只是隐隐约约微露其意罢了）。但是，从反面正可以证明俞二娘的死是和《牡丹亭》有极深的关系。唉！俞二娘岂不是被《牡丹亭》害死了么！
也有人不承认我的话，以为我的见解太迂阔了，太陈旧了，太腐败了。他们说这话，理由有二：（一）汤显祖只管他自己作曲，只管自己发抒自己的情，他何尝预存了要害死俞二娘之心？至于他的曲文作得情词恳挚，易于感人，乃是他作曲的本领。倘然不是如此，绝不能成为名曲。这样说来，俞二娘虽为他而死，然不能把俞二娘的死归罪于他。（二）俞二娘读曲本太认真了，自己的见解也太窄了。这只怪她自己读书不多，见识不广。像她这样的人，就是没有《牡丹亭》给她读，她也许因着别的事情伤心而死。如此说来，又何能怪汤显祖呢？
我以为，只就文学的本身而论文学，第一个理由是绝对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说到抒情文的功用了，又不得不立在功用的地位来说话。立在功用的地位来说话，汤显祖的《牡丹亭》于无形之中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子，是功呢？还是罪？这也不待多言而可决了。第二个理由呢，没有《牡丹亭》，俞二娘也许为了旁的事情伤心而死。这话虽然可以说，然就事实言，她终是为了《牡丹亭》伤心而死，牡丹亭终脱不了关系。若说《牡丹亭》含有诱惑未成年的男女的意味也不为过。那么，它是有功呢？还是有罪？这也不待多言而可决了。
总之，离开功用而论《牡丹亭》，自然是中国文学中的名著，谁也不能否认。倘然一说到功用，就不能不认为有罪。这是发言的立脚点不同，并不是我的见解的迂阔、陈旧、腐败。这一点想是读者所能够谅解的。
（2）《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就文论文，也是我所极端佩服的。倘然一说到功用，我又不得不另有一种看法、另有一种评论了。
我们试想：凡是读《红楼梦》的人，男的都想学贾宝玉，女的都想学林黛玉，把全中国的青年男女一起宝玉、黛玉化了，试问是好现象呢？还是坏现象？这也是所谓不待烦言而已决了。那些学宝玉、黛玉的男男女女，学得不好，都成了痴男怨女。就说天资最高，功夫最深的，看透《红楼梦》作者的用意，也不过是彻底明白了“太虚幻境”这四个字。到这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剃光了头做和尚、尼姑。试问全国的青年男女都想剃光了头去做和尚、尼姑，这是好现象呢？还是坏现象？
我对于《红楼梦》的见解，正和对于《牡丹亭》一样。我的见解，在上文已经说明白了，读者可以参看，这里恕我不再说了。现在再说两个关于《红楼梦》的故事，也恰恰和《牡丹亭》是一样的。
据说，杭州地方有个商人的女儿酷爱《红楼梦》，因成瘵疾。将死时，她的父母归怨于书，取书投入火中烧掉。女在床上闻信，大哭道：“为什么烧杀我们的贾宝玉？”她把这句话说完，她的气也绝了（此事原见《庸闲斋笔记》）。又说，苏州有个姓金的男子，最喜读《红楼梦》，因此着了魔。他在家里设了一座林黛玉的牌位，朝夕拜祭。每读到绝粒、焚稿各回，便终夜流泪，久而久之，竟变成了疯子。一天，对黛玉的牌位他焚香长跪，跪了好久好久才立起来，拔了炉中的香一支，向门外跑。他家中的人问他往哪里去，他说：“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去。”家中人虽然暂时把他拖住了，但过了几天，他乘人不备，到底逃去了。家中人四处寻觅，隔了好久才把他寻回来（此事原见于《三借庐笔谈》）。这里一男一女，一个因读《红楼梦》而变成了疯子，一个因读《红楼梦》而送了性命。我们不说到功用的话，那便罢了，如一说到功用，怎得不归罪于《红楼梦》呢？
总之，抒情文有时候是有功的，有时候是有罪的。要看所发抒的情是如何，也要看读者着迷的程度是如何。
我们现在另外说一个问题，就是抒情文的成分。照一般的说法，既然是叫抒情文，文中所写的当然是情感，而没有其他的成分。其实也不尽然，抒情文也有纯粹的和不纯粹的两种。纯粹的，完全是抒情；不纯粹的，其中也有叙事的地方，也有说理的地方。所以，有时抒情文和记实文、叙事文、说明文、论辩文等分不清。譬如《史记》中的《伯夷列传》，是算叙事文呢，还是算抒情文？很不容易判决。我们对于如此一类的文，辨别的方法有如下两个：
（1）从全体的分量上，看抒情的分量有多少，而决定它是否抒情文。
（2）从作者作此文的动机看，看他的动机是否在于抒情，而决定它是否抒情文。
这两个方法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准确。如能两个同时并用，那更百无一失了。譬如《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吧，照旧的读《史记》的人看，一定要说它是叙事文，而不是抒情文。不过，照我的观察说起来，它确是抒情文，而非叙事文。篇中所叙的事不过是借古人的事发自己的牢骚罢了。我们用前面两个方法来看，可得下列各点：
（1）《史记》是司马迁不得意时来发抒自己的郁结的，在他的自序里已说明白了。可见他的动机是在于抒情，而不是在于叙事，是主观的抒情，而不是客观的叙事。全部《史记》大半是如此，而于《伯夷列传》为尤甚。
（2）《伯夷列传》中空言多于事实。而此种空言也不是客观的批评，只是主观鸣不平的话，如所谓“怨耶？非耶？”一类的话都是。
（3）此传中所叙的伯夷叔齐的事是否可信，从前人早已发生了疑问了。这更足证明司马迁作此文的动机不是在于叙事，而只是在于抒情了。
因此，我们断定《伯夷列传》是抒情文。同样的观察，也断定《史记》中的《屈原传》是抒情文。
我们再可以用这两个法子去观察一切的文，是不是抒情文。
大概纯粹的抒情文是极少的。其他不纯粹的抒情文，但用我们的方法考察下来，可认它是抒情文时，就说它是抒情文。
现在再说一个问题，就是抒情文的广义与狭义。因为“抒情文”三字的范围很大，它的最广的定义，也可把抒情的诗歌包括在里面。它的次广义，是包括抒情的韵文和抒情的散文。它的情形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到抒情文时，不得不把它的广义和狭义说说明白。现在我们可画一个图如下：
原来抒情文有这三种的定义。现在我这本书里所取的是最后一种狭义。为什么只取最后一种狭义呢？因为最广义的可以包括诗歌，诗歌应该独立，这个理由也很明白，差不多人家都已公认的，我在这里也不必再要加以说明了。次广义包含韵文和散文，但是所谓抒情韵文已成了历史上的成绩，此后是不会再有人作了。关于抒情散文呢，虽然有文言白话之不同，此后只有白话，不应再有文言，然散文总是同的。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从此节以后，只说抒情散文，而不说抒情韵文了。现在特为声明，以清界限（下文也有说到诗歌和韵文的地方，但仍以散文为主，是取诗歌或韵文来比较的，不是将诗歌韵文和散文并列的，也不是把三者混在一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