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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节所举诸家的文章分类的引例中，读者已经可以就他们关于论辩文的解释，获得一个论辩文的约略的概念了。但是，论辩文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以还得详细把它分析一下，才能够把握它的真正的本质。从写作论辩文的目的来说，不外是作者自己有了某种主张，想用论辩文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好叫人家相信，跟着自己一路走。这，在发表自己的议论的时候，固然是明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就是驳斥人家主张的时候，也是拿自己的主张做出发点的。如果自己没有积极的主张，纵然能够把人家的主张驳倒，也是徒然的。而且对方很有权利可说：“我的主张不对，那么，拿你的来！”你如果真的拿不出来，就不能叫人家心服，算不得真正的胜利。如果没有积极的主张，怎能够教人家跟着你走呢？事实上，驳斥人家的主张的人，大都是有他的主张的。不过不同的只是：他自己的主张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成熟到能够具体地拿出来？是不是没有积极地拿出来，或者因为种种的关系，不便明白地说出来，而暗暗里已经存在着了？
论辩文的目的既然在于叫别人跟着它所提出的主张走，那么，它第一步必须使人家明白那种主张的确能够成立，是正确的。所以，作者就负有责任必须把它之所以能够成立的理由和证据向读者证明。要从事证明，就非靠仗逻辑这种工具不可了——其实，作者在脑子里形成那种主张的时候，早就或多或少地，自觉地运用过逻辑或不自觉地为逻辑所支配；在写作的时候更不消说了。然而，单是冷静地把它证明给读者，往往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情感，推动他出于行动。并且，作者对于自己所主张的，如果有着真知灼见，是非了然，利害清楚，那么，他在向读者证明的时候，自然也会随伴着一种热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就能够鼓舞读者出于行动，使他的实践和理论统一起来。必得到了这一步，论辩文才算达到了它最后的目的。所以，《因明颂》说：
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
“因明”是印度古时的逻辑，经过陈那的改造而成为佛教发扬理论和克服论敌的工具。上引颂文中，所谓“能立”，就是说自己的主张能够建立起来；所谓“能破”，就是说人家的主张我能够把它打破，即是人家的主张里面包含有可以打破的缺点。为什么要“立”要“破”呢？都是由于要“悟他”——即是说使“他”人“悟”到真理，兴起正确的行为，纠正错误的行为。所谓“及似”的“似”，指的是“似能立”和“似能破”两者说的。一般人的立论，有的表面看来似乎能立而其实立不了，有的似乎能破而破不了；但是他的目的也在于“悟他”，不过因为运用逻辑没有到家，分析事物不能透彻，以致议论中含有缺点，不能达到“立”和“破”的目的罢了。梁任公就曾根据这一颂文去下论辩文的定义，说：“论辩之文，是自己对于某种事件发表主张，或修改他人主张，希望别人从我。”（《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30页）现在参酌梁任公及汪倜然先生的定义，更显豁地下一个定义如次：
论辩文是运用逻辑的方法，提出理由或根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正确，或别人的主张的错误，希望别人依从着我的文章。
普通的作文法，常是再把论辩文细分成几种。实际有细分的必要吗？且先介绍几种分类，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细分的必要。
第一例，我们可以举出周乐山先生的《作文法精义》的分类。他说：
论辩文从应用方面，可以分为主张的、评论的、攻击的、辩解的四种。但在论辩文中更有一种用泼辣的文笔来讥讽世事或某一事的，别有一种隽永的风味的，这是论辩文中的别一格式。
——周乐山：《作文法精义》，64页
第二例，梁任公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说：
论辩之文……凡分五种：
（一）说谕；
（二）倡导；
（三）考证；
（四）批评；
（五）对辩。
——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30页
第三例，是汪倜然先生的分类法。他说：
每篇论辩文的组织是相同的，然而每篇论辩文的性质不一定相同。换句话来说，论辩文虽有一致的构造，但因为性质的不同，可以分几种。简略地说起来，可以归为三大类，这三大类是：
（一）事实的论辩文（Arguments of Fact）；
（二）信仰的论辩文或原理的论辩文（Arguments of Believer Principle）；
（三）政策的论辩文（Arguments of Policy）
——汪倜然：《论辩文作法》，46—47页
从上举的三例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他们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第一例，是拿“应用”做标准的分类。第三例，是拿“性质”做分类的标准；著者都自己明白地说出来，没有问题。第二例的著者，自己没有声明用的是哪一种标准，（一）（二）（四）（五）的四种子目，似乎是拿应用做标准：“说谕”和“倡导”两种，相当于第一例的“主张的”；“批评”也和第一例的“评论的”相同；“对辩”则兼有第一例的“攻击的”和“辩解的”两种；至于第三目的“考证”，则似乎是从性质上说，近于第三例的“事实的论辩文”的。关于“考证之文”这一项，梁任公自己说：
在五种论辩文之中，其余四种文字常常要用考证，因为无论何种文不能不用考证。……考证差不多是论辩文之中坚，不用考证，很难做来一篇圆满的文字。有许多文字专做考证，专考一事供给别人或自己倡导、批评之资料。
——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31页
从这一段说话，可见他自己就没有用着同一的标准来分类，不过只把常见的几种论辩文杂凑起来罢了。杂凑不算分类，所以对于第二例，可以姑置不论。现在只就第一和第三例来看看它们是不是合理，实际上有没有必要——尤其是从作文法的观点上来看看有没有分类的必要。
第一例的分类，从理论上说有许多缺点：
第一，前四种——“主张的、评论的、攻击的、辩解的”——和所谓“论辩文中的别一格式”的不同只是技巧上的不同，把它归为一类，就使分类的标准不能够贯彻。周先生自己也说：“至于用讽刺的笔调来攻击他人的论辩文，虽然形式上（？）是极诙谐的，但终究无害于论辩文之庄严。”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周先生自己也承认“别一格式”的论辩文是属于他所谓“攻击的”那一种，所不同的只是“讽刺的笔调”和“形式上（？）”的“诙谐”罢了。把它另分为一种，是不妥当的。
第二，前四种分类中间，也没有确然的界限，尤其是后三种。因为“评论”和“攻击”只是态度和程度不同的问题；至于“辩解”，一方面从回护自己的主张说，可以说是主张的文章，另一方面从打破别人的攻击说，可以说是评论或攻击的文章。其实，一篇最好的“评论的、攻击的”论辩文，都包含有作者自己的积极的主张；一篇最好的“主张的”论辩文，也往往在提出主张的前后，要对于从前或当时的不同的主张加以评论或攻击，“或不待人家批评我，而我先算到将来有某种某种非难，一一驳斥之”（梁任公语）。即是说，在论辩文里预先“辩解”。善于做论辩文的人，当文章受到人家的评论或攻击不得不写“辩解”文字的时候，也一定不肯仅仅答复人家的非难就算数，常是利用“辩解”的机会，更进一步地去发挥自己的主张。实际上的情形如此。理论上，主张和攻击是相反而相成的，恰和战争上的攻守一样，不能孤立而存在。所以，严格地说，这种分类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它们——其实只是“立”和“破”，即“立论”和“驳论”两种——看作论辩文的要素，再依据它们在论辩文中是否构成主要的内容做标准，像我们分类文章一样地来分类论辩文，也有相对的可能。即是说，立论构成主要的内容的，归入“立论的论辩文”；驳论构成主要的内容的，归入“驳论的论辩文”——这样地分成两目。但是这种分类，在作文法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例如，立论的论辩文要主张得周密巩固，驳论的论辩文要驳斥得深刻尖锐之类）。
第三例的分类，在方法论上，的确是比较第一例的分类法进步，因为它是就文章的性质来分类的。但是从它的结果看来，也还有不妥当的地方。
先拿（一）类——“事实的论辩文”来说。这一类的文字，大体上是一种“考证”的文章，不是严格意义的论辩文，正如梁任公所说，是“专考一事供给别人或自己倡导、批评之资料”。只因为它的组织形式及证明方法和严格意义的论辩文相同，所以无妨附在论辩文（一）类里面。这类文章，大抵是不希望读者有所行动的。
又如（二）类——“信仰的论辩文或原理的论辩文”。要是只在证明某一学说或原理，那就是“说明文”；要是在倡导着那学说或原理的应该奉行，那就涉及所有“政策”的范围，它的目的就不在介绍学说或原理的内容，和“政策的论辩文”性质上有什么分别？并且，凡是建立一种“政策”，必须有某种原理做它的基础，甚至还需要关于有关系的事实的考证。而拿某种“政策”去说服人家的时候——如果采取文字的方式——也必须把那种“政策”所依据的学理或原理当作理由或根据，向读者证明。在估量到读者对于那学说或原理的了解需要若干说明，或论敌对于它们提出疑问的时候，作者还应该再把那学说或原理证明。从这里，可见学说和原理对于“政策”，关系是怎样的密切。
实际上，（三）类的文字——“政策的论辩文”是很少可能离开它们来写的。这里必须注意，学说和原理在（三）类的文字中并不构成主要的内容。所以，把（二）类和（三）类分开，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具体的论辩文，就不能够这样地分类。只要看一看几年前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论争中所发表的那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所谓“政策的论辩文”是怎样地离不开学说和原理的了。
一句话说，论辩文这类文章，在组织上，在证明方法上，都彼此没有显著的差别；纵然勉强地把它们分类，但在作文法上看来，也没有什么利益。为了避免烦琐、枝节起见，所以我们不主张再行把它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