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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文作法有必要吗？这个问题，一般地说，就是文章作法有没有必要？
中国向来的文人多认为“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之”。他们告诉后学的，大抵是“熟读千赋自能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些话头。
这种见解表面看来，好像是主张学作文不需要“文章作法”似的；其实它的骨子里却在暗暗地承认：那些既成的文章中，包含有所谓“文成法立”的“理法”在。因为向来“求学”，只是读些经史之类的东西，科目既少，时间又充裕，可以让人们缓缓地去暗中摸索；摸索到了，没有能明白地说出来，说不定还有“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这个自私的念头在作祟。纵然说了出来，大抵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抽象的语句，永远不会使人明了——这是文法学和修辞学的知识太幼稚，限制了他们。
然而事实上，古人在这方面也曾有过许多企图，留下了不少的成绩。例如：说诗的所谓“四始六义”，就可说是作法的萌芽；整部的著作如《文心雕龙》《读书作文谱》之类，就很有可观；其他散见于笔记、书简中的谈论文章的文字，搜集起来，分量一定不少；前清桐城派的所谓“义法”，甚至严格得流于烦琐了。
对于主张文章须有理法这种倾向，拈出“性灵”二字来抨击它的，也不是近来才有。明公安派的三袁早就表示得最显著了。同派的谭友夏在《诗归序》中说：
法不前定，以笔之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
这几句话，最能够代表当时性灵派的主张。近人林语堂先生也极力提倡性灵，他在《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设》中说过：
这个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属于纪律范围桎梏性灵的东西毁弃无遗，处处应用起来，都发生莫大影响，与传统思想冲突。其在文字，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其在修辞，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其在诗文，可以危及诗律体裁的束缚；其在伦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个否认其“伦理的”意义。因为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现作者意义的都是“好”是“善”，反之都是“坏”是“恶”。去表现成功，无所谓“美”；去表现失败，无所谓“丑”。即使哑聋，能以其神情达意，也自成为一种表现，也自能为一种美学的动作。
——见章衣萍《修辞学讲话》所引
林先生是主张打倒一切烦琐的文法与修辞学的。他认为“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主张解放“性灵”，使它无限发展，在“会心之顷”“冲口而出”才是好文章；因而有“文章孕育”论。然而，林先生的所谓“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所谓“文章孕育”论，以及《论语录体之用》（见《论语》杂志）等的主张，其实还是一种作文方法论，不过不同于烦琐的作文方法论罢了。
性灵派的主张固然不能说没有片面的真理，但是这种议论，和“神而明之”的说法相隔并没有多远。这种方法对于某些文体是没有用的。例如：复杂的说明文和论辩文，就不是单靠“会心之顷”“冲口而出”所能够办到的。而且对于初学写作的人——尤其是自修的人，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章衣萍先生在引用了林先生那段文章之后，就说：“可是叫我们看来，文章如何做得好，本是一种‘拈花微笑’的境界，可是要为了普度众生起见，‘说法’也有时有用。”凡曾经和许多青年接触过的人，都觉得文章作法之类的书是必要的。夏丏尊先生甚至这样说：“近来在这方面虽已渐渐有人注意，新出版的书也有了好几种，只是适合于中等学校作教科书用的，仍不易得；而为应教学的需要，实在又不能久待，所以参考他国现行关于这一类的书籍，编成这本书以救急。”（见夏丏尊：《文章作法·绪论》，点是编者加的）学校有教员在指导，还是这么需要，自修的人更不消说的了。
文章作法不但有必要，它还有许多用途。
第一，文章作法可以做初学的人练习写作的指南针。一个人想要说话，自然因为心中先有了一种要发表的意思。但要说得好，使人们听后明白，感动，绝不是仅有意思就办得到。一个可以写成文章的意思，普通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哪一点应该先说，哪一点应该后说，什么地方应该着重，什么地方可以放松，都有一种可以遵循的规矩。什么意思应该采用什么文体，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那些写作经验丰富的人，自然能够不须深思，只要意思有了，就能够“意到笔随”地达到“文成法立”的地步。初学的人，就做不到了。他必须先知道怎样去搜集材料，怎样去布置篇局，然后能够适当地表现他的意思。
第二，文章作法可以帮助思维的发展。人类的思维，常是靠仗语言——写出来就是文字——的帮助而使它渐渐致密起来的。拉发格曾经说过：
在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不用字，不自言自语于内心，也就不能思维。纵使其用字，自言自语，不像小孩子口头上那样喃喃不已，然而却有许多成年人喃喃自语地说他所思维的东西。语言在智识的发展上，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
——见王特夫《论理学体系》83—84页所引
初学写作的人，在日常生活或读书中间，忽然得到了一种意思，即到了那所谓“会心之顷”的时候，它并不能够就成为纲举目张的有组织的思想。如果他预先懂得作文布局的法则，他就可以利用文字把它写下来，逐层分析，排列配置，使他最初所感触到的思绪扩大深化起来，不至让它“昙花一现”，转眼消灭。就是写成文章，也不至只表现它的轮廓要点。这是初学写作的人所时常经验到的。
第三，文章作法可以养成阅读文章的眼光。初学的人，读一名作，往往只觉得它好，而不知道它的所以好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不懂分析文章的方法和规准。文章作法既然是教人怎样去命意，怎样去搜集材料，怎样分段落，怎样去布置篇局，那么，初学的人，只要翻转过来利用它去解剖既成的作品，就可以懂得文章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写”“读”交益，思想一定会日益丰富，眼光一定会日益锐利，等到自己动笔写作的时候，自然再不会感到文思枯涩，无从生发了。
第四，文章作法可以养成逻辑地思维的习惯。从来学习逻辑的人，往往感到逻辑的烦琐乏味引不起兴趣。这一半是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死板烦琐；一半也是由于教学的时候，只知教授一些呆板的格式定则，举例也往往是一些刻板的东西，很少把它应用到活生生的事物上去。文章作法——尤其是论辩文作法，讲到逻辑，就是教人怎样地去分析事物，怎样地去展开思维，怎样地建立自己的命题，怎样地推翻他人的见解，一句话说，就是教人怎样地运用逻辑。由于运用逻辑的必要，使人更切实地理解逻辑本身的原理、原则，不知不觉之中，就改变了人们对于逻辑的观念，养成逻辑地思维的习惯。
第五，文章作法可以帮助演讲、辩论的进步，翻倒过来也能帮助写作的进步。因为正规的演讲、辩论，必须预先编制纲要的。这种纲要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和论辩文纲要的编制没有多大差别。懂得论辩文作法的人去学习演讲、辩论，就可以“事半功倍”；并且，在演讲、辩论中所习得的语言技术，也可以促进文章的进步。曹聚仁先生说得好：
这样看来，白话文的复杂结构不可不保留，而自然的韵律又不可不利用；白话文不当仅为看的作品，仍当注以声律使复活为读的作品，其理甚明。究竟如何下功夫方能达到目的？我想提出一个小小意见：文字与语言是双方并进，互相影响的，我们希望文章有进步，必须希望语言先有进步。诸子之文，大得力于游谈之风；晋魏清谈盛行，乃产生瑰丽的美文；我们要产生活的白话文，必须毁弃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沉默寡言的虚伪的美德；孔门有言语之科，一个作家不当伏案头修饰他的词句，应当从街头练习他的舌头。
——《“白话”“文言”新论》，见1934年4月6日《申报·自由谈》
所以，我认为文章作法——尤其是论辩文作法，是必要的。因为论辩文是文章中构造最复杂的，不仅包含着一切文章的要素，而且它的基础完全建立在逻辑上面，绝不是“会心之顷”“冲口而出”那样地写得成功的。
我们虽然主张论辩文作法是必要的，但我同时反对把它变成烦琐、死板的规律，像桐城派的“义法”那样的东西。所以，本书首先指出怎样地去分析事物，根据分析的所得去建立命题，反对八股式地离开客观的事物，单在既定的题目里面去兜圈子。第二，指出怎样地根据既定的方针——已经建立的命题，去搜集材料；反对无目的地只要和题目有关的材料都集拢来，结局不能支配材料，反为材料所支配——尤其反对把立场不同的言论平等地罗列在一起，使文章失掉了它本身的统一性。第三，指出论据必须根据事物及其关系本身的发展，反对单由抽象的命题或由抽象的事物的概念去做推论。第四，指出文字应该富于情感，具体生动，反对在论辩文和美文中间划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弄得读者恹恹欲睡。
一句话说，本书的要旨注重于怎样地观察事物，怎样地充实思想，怎样地培养感情，即是说从思想、内容上来指示论辩文的写法；至于文法、修辞方面，则让读者自己去阅读那些讨论它们的专书。
以下就按照这样的要点编下去，是成功还是失败，只好留待读者去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