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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所里希望我继续做都城遗址考古工作，我当时考虑的是，汉长安城从1956年就开始田野考古工作了，我在承担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必须先想好怎么做。这时，我决定做汉代陵墓。因为吕不韦有个说法，“陵墓若都邑”，如果我把西汉皇帝陵墓布局结构弄清楚了，作为都城的“模型”，必将使我对相应的都城遗址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基础。本着这种想法，我就想挑选一座西汉帝陵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但是西汉时代有11个皇帝陵墓，其中有规模最大的汉武帝茂陵，如果要从“出成果”的角度来说，无疑对汉武帝陵墓进行考古工作是最好的、最为理想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普适性、代表性方面来看，它缺少学术上的典型性。因此我的切入点没有落在汉武帝茂陵，而是选择了西汉时代“中兴”皇帝——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汉代的制度在这个时期是最完善的。在这里，我们夫妻俩，以每年10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工作，从1982年做到了1984年。
汉宣帝杜陵位于西安东南部，它的现状保存比较好。西汉时代每个皇帝帝陵陵区范围一般在七八平方公里到十几平方公里，其中包括皇帝与皇后陵墓，还有陵园及陵寝礼制建筑、陪葬墓区、陪葬坑区等，西汉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帝陵一般还有陵邑。汉宣帝杜陵陵区包括了上述所有内容。西汉时代，文武大臣死后，能陪葬到皇帝陵墓附近是权力、地位的象征，是崇高的政治荣誉。像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中有萧何、曹参、周勃等墓葬，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中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西汉帝陵陪葬墓数量多少不一，多者有上百座，汉宣帝杜陵陪葬墓保存至今的有几十座之多，分布范围相当广，有的陪葬墓分布颇有规律。杜陵陪葬坑发掘的数量不多，我们发掘的杜陵陪葬坑，其中出土了“裸体陶俑”。在《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报告出版（1993年）之前，1990年在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裸体陶俑”，《人民日报》的报道文章将其誉为“东方维纳斯”，这大概是因为“裸体陶俑”不但“裸体”而且没有胳膊。其实在1984年我们根据杜陵陪葬坑出土的“裸体陶俑”就已经提出，“裸体俑”原来是穿衣服的，而且也是有胳膊的。因为我发现了陶俑腹部遗存有带钩，这是拴皮带的。用显微镜观察“裸体陶俑”，发现其表面有丝、麻织物遗存，我判断这是原来“裸体陶俑”身上衣服腐烂之后的遗存。后来发现陶俑身上有箙，这是装箭的，陶俑旁边有的还有戟，因此推定陶俑必须有胳膊才能使用这些武器。陶俑肩部有孔，这是插胳膊用的，需要什么姿势，就做成什么样的胳膊。但是，陶俑只需要做一种，然后根据陶俑身份不同、功能不同，安装不同形式的胳膊。这是人们意识和工艺的一种进步，不是什么“维纳斯”。后来，他们也挖掘出来穿衣服的陶俑，证明此前80年代的论断是正确的。
西汉时代帝陵陵寝建筑遗址是中国古代帝陵考古的重要内容，今天看来大家都是清楚的、明白的，但是将其作为系统、全面的田野考古学术工作实践，可以说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为以前有的人认为，陵墓考古就是发掘陵墓自身，就是以墓室为中心，以寻找“宝物”为目的。杜陵陵寝建筑遗址中的寝殿遗址、便殿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以及其布局结构的基本究明，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这次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同时，通过帝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对汉长安城的理解。
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重大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详细报道了汉宣帝杜陵的考古收获。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科研成果，1988年这两处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