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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秦汉历史、考古的爱好跟我所在咸阳地区有关，战国时代的秦国部分王陵和秦国与秦王朝都城都在咸阳。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批林批孔”时候的历史基调是贬“儒”扬“法”，而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就是秦始皇。因此，在“抓革命、促生产”那样的形势下，在几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处于“休克”状态下，我们提出了开展秦都咸阳考古的计划，并且得到批准。1973—1975年，我们发掘了秦始皇的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这成了那时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当时《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情况反映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这也就是我进行古代都城考古的开始。当时我考虑，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它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就必须重视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在秦都咸阳，我们首次对古代都城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1978年我们又在秦咸阳宫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第一次考古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建筑遗址的宫殿壁画。在1976年11期《文物》发表了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报告，根据几年来在秦都咸阳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我在同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绘出了秦咸阳城遗址平面示意图。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令福先生，对我在秦咸阳城考古研究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刘庆柱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李令福：《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