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我的考古学术之路

1943年8月9日，我出生在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它地处海河之滨，是天津的老工业基地，这里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天津钢厂、天津第三纺织厂、天津第五纺织厂、中植油厂等众多大型工业。因此在这里的海河中一艘又一艘的轮船穿梭其间，大量是货轮，也有不少客轮。河中还有一些打鱼的船，这些船小而破旧，小船及其船上人家的生活异常艰辛。海河岸边还有不少做小买卖的、卖艺的，那些卖艺、耍把式（耍杂技）的人，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仅仅几岁的孩童，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与我们今日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不可同日而语。我经常到海河边玩耍，儿时海河边热热闹闹的码头与市井生活，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年开始，我先后在我家附近的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小学和汪庄子小学（天津钢厂附属小学）读书。我的小学时代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在学校的学习没有什么压力，觉得很轻松。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快。上小学时，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是我十分盼望的。暑假我和同学或街坊邻居的同龄人，去郊外河塘钓鱼，到一望无际的湿地芦苇塘中捉鸟，晚上在水稻田边钓螃蟹。暑假后期又要天黑后去野地里逮蟋蟀，白天在胡同与同学及邻居小朋友“斗蟋蟀”。阴天下雨就在家里或到“小人书”店（租借）看“小人书”（连环画），“小人书”内容大多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隋唐演义”等历史故事，这可能是我以后喜欢历史的重要原因吧！小学时代的寒假生活，不因冬天的严酷寒冷而“冻”得没有生气。寒假之中的春节，使本来不长的假期，变得转瞬即过，寒假几乎每天我都到家附近足球场踢足球，在胡同里与同学、小朋友“抖空竹”、“跳房子”、“叠罗汉”。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记忆中当时冬天的雪，下得很大、很多。寒假时，只要是漫天雪花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那些住在附近的同学，就不约而同地奔向户外，“堆雪人”、“打雪仗”，而不顾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西北风，脸虽然被冻得几近麻木、手被冻得通红通红的，但是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那是“痛苦”，而且还有“其乐融融”之感！这可能也为我以后在田野考古中“不怕苦”、“能吃苦”打下了基础，为了“兴趣”而“不怕苦”、“能吃苦”，是我从事田野考古科学工作，获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现在每当学生放暑假、寒假时，我看着我的女儿她带着我的外孙女奔波于“奥数班”、“钢琴班”、“英语班”等一系列“培训班”之间，学生假期比上学时还忙，真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们大人不能给孩子们一些儿时活动的自由吗？我觉得儿时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兴趣是十分重要的，不要过度的“竞争”使儿童对“生活”与“知识”得了“麻木症”、“厌烦症”。我回忆我的童年，没有现在儿童普遍存在的那种紧张压力、那种对生活的烦躁与不安。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天津市第45中学读初中，这是一座区属重点中学。初中时代恰逢“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时期。“反右派”运动我们中学生没有参加，但是这场运动在我天真烂漫的中学时代生活中，留下极为不好的印象。我看到一些很好的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些老师当时还是风华正茂的时代，他们年纪轻轻的被“专政”了，被社会“唾弃”了！“大跃进”时期，我直接参加了“大炼钢铁”，群而起之的加入全民“除四害”的“打麻雀”活动。我虽然也没日没夜地参加了“大炼钢铁”活动，但是由于我在活动中说了中学生主要应该在学校好好学习，“大炼钢铁”更主要的是让“天津钢厂”去干的话。就是这样一点点意见，我就没有能够继续在天津45中学升高中。1959年秋季我进入天津市第54中学读高中。

从上初中开始，我对读书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家里给我的零花钱、过年时积攒的“拜年钱”，都买了图书，如当时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西游记》、《唐诗三百首》、《离骚今译》等古典文学作品，我一本一本的都买了。学校一下课就很快把家庭作业写完，放学就马不停蹄回到家中，读课外书，时常是吃饭时还要父母多次催促我。半夜读到动情处，我甚至掉下眼泪，如在阅读《说岳全传》中，当书中的岳飞被害之时，我泪流满面，不能自拔。《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忠义、张飞的豪情、诸葛亮的妙算等等，他们都成了我崇拜的对象。初中时期，我背下不少浪漫主义的李白、现实主义的杜甫、爱国主义的屈原等诗作，这些对我以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1959年秋季，我进入高中学习以后，受我的班主任田蕴堔老师（田老师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影响，读书内容有了很大改变。当时“大跃进”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即将到来。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高中生，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为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感到骄傲，也为我们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的经历而痛心疾首，我多么渴望我的祖国像汉唐时代一样屹立于世界。我开始从古典文学名著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向对社会发展的中外历史学、哲学著作的学习兴趣。我的高中（天津市第54中学）在河东区田庄，北临河东区区政府所在地的“十一经路”，那里有区图书馆，我在那里办了一个图书借阅证。每天下午放学，我就先去区图书馆浏览当天的报纸、翻阅新到的杂志，然后还书、借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高中三年学习生活，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这种读书生活。

在上高中期间，我在区图书馆，读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和一些介绍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书籍，还有黑格尔、叔本华、罗素等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名著。高中时期的那三年，我还连续订阅了《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其中的每篇文章几乎我都读了。这使我在高中时代就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历史学，我认为它能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不少规律性东西。本着这个想法，我报考了北大历史系。

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进入北大历史系的第二年开始分专业，北大历史系的专业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亚非史和考古学。我感觉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时段离得太近，作为历史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人们才有可能认识的清楚；中国古代的史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要作出创新性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世界古代史和亚非史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很难占领该研究领域的世界学术界的前沿；考古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考古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大有作为的。况且，作为“大历史学”两轮的狭义历史学（即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考古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更具有时代特点。毋庸讳言，如果用古代物质遗存复原、研究历史，可能比从文献研究历史更准确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精神产品”，所有的历史文献只是“历史的折射”，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原貌”。这应该说是狭义历史学的局限性，当然任何学科都有局限性，但是考古学恰恰在这些方面，减少了考古学研究材料对历史“原真性”的影响。就人类历史内容而言，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而“狭义历史学”（文献历史学）仅仅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的0.2％，而人类历史的99.8%需要考古学去解决，这就是我选择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鄂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

我的考古实习是在安阳进行的，安阳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从事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就是民国时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举世闻名的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安阳设立了考古工作站。1964年秋冬季，经过一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以后，使我对考古学更感兴趣了。我们毕业前，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本应1967年毕业，拖到1968年我们才离开北大。根据“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等四个面向号召，我和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毓芳分到陕西蒲城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来我又被分配到革命圣地南泥湾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那时候只能看《毛选》，不许看其他书，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家著作。说实话，《毛选》我已经读过不知多少遍了。为了学习，当时我花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套四卷本的《马恩文选》，我认为马恩的书里有好多地方对哲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问题等，有极为精辟的论述，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渴望得到的宝贵知识。就是因为读《马恩文选》，当年管理我们的排长说我学马恩著作，而“冲击”了《毛选》的学习，现在想来这些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南泥湾解放军农场锻炼完以后，我和李毓芳被分配到旬邑县当中学教员，我们在“公刘居豳”之地结婚。在那里，我们教了两年书。1971年，西北大学正准备恢复考古专业，我们的北大老师李伯谦先生，告诉西北大学的相关人员，说陕西旬邑有两个学考古的北大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西北大学就派人到咸阳地区组织部门商调我们去西北大学教书。但是，当时咸阳地区政工组（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宣传部）知道西北大学要商调我们了，马上就把我们从旬邑县调到咸阳地区了，当时我被安排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工作；我的夫人李毓芳被安排到咸阳博物馆工作。

咸阳是著名的古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就建都在这里。汉代的重要皇室离宫——甘泉宫在咸阳地区北部的淳化县；咸阳地区的周至县和户县分布有著名的秦汉上林苑之长杨宫、五柞宫遗址及西汉王朝中央政府造币的钟官遗址等。周至和户县还有著名道教圣地楼观台、道教祖庵。汉代11个皇帝的陵墓，有9个在咸阳原上，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陵原”。唐代18个皇帝的陵墓，有10个在咸阳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有3/4或埋葬于此、或执政于此。考古学既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又是广为社会各界所倍加关注的学科，不少领导非常有兴趣，也非常重视考古工作。大凡来咸阳的各级各界领导，都希望到了咸阳能够参观当地的历史文物古迹。这引起了当地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从而也为我开展考古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