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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庄汉代遗址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以北，“三皇五帝”中颛顼和帝喾的“二帝陵”以东，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十一五”大遗址重点保护项目，2003年、2005年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
该遗址自2003年发现至今，经过3年来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三杨庄遗址为西汉晚期的村落遗址，地处黄河故道附近，由于当年的黄河改道，使其与周围农田被突然埋入地下，遗址上面几米厚的沙土堆积，又为其古代村落遗址及周围农田的较为完好保存提供了极好条件。完整的院落遗址布局结构的再现，规整的房屋建筑保留，各种各样的生活设施遗存，尤其是大面积农田的清理出土，这些在我国田野考古发现史上都是空前的。新发现的三杨庄村落遗址的重要科学意义是，农田与院落之间布局关系所反映的2000年前的社会形态。完整的院落为更为全面、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的认识。遗址保存了大量西汉晚期的社会信息，对研究西汉社会组织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农业生产形式、民居建筑艺术和民风民俗、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意义。三杨庄汉代遗址的发现已经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史学界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极大关注，国家文物局领导和有关专家也对此十分重视，多次亲临现场，就其保护利用、展示提出了具体意见，并且在2006年下拨大遗址保护经费740万元。然而随着三杨庄汉代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重大价值、意义和重要性更加凸显，保护与开发日趋重要，资金注入量更需加大。目前，三杨庄汉代遗址的二号坑遗址保护棚建设工程开工在即，资金的缺少直接影响保护工程的进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杨庄汉代遗址，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为确保三杨庄汉代遗址的有效保护、开发和利用，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尽快解决该遗址项目保护资金缺口问题。
2007年
沙门城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距延津县城西北18公里，南距黄河35公里。沙门城址在宋金时期地处京都开封北上的交通要道，为北宋至金代前期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金代后期至元代初期为卫州州治所在地。
2005年初，为修筑济源至东明高速公路，延津县有关部门批准公路建设方挖取沙门城址南部高地的沙土，于是大量古代瓷器残片、铜钱等遗物被暴露出来。这引起了非法文物收藏者的关注，他们大肆进行收购，当地群众以为有利可图，开始了盗掘活动。2006年初，春节前后出现了数千人的群体性盗掘，甚至盗掘现场形成了一个可提供吃喝的热闹市场，沙门城址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鉴于上述严重破坏情况，考古工作者对沙门城址进行紧急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目前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说明，这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古代城址。沙门城址平面呈梯形，北城墙长740米、东城墙长640米、南城墙长约1000米、西城墙长800米，考古发掘说明，城址之内有保存较好的城墙、道路、房基、水井、农田、灰坑等遗迹。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大范围的路土遗存和大面积垄作农田痕迹。清理出土的遗物有古代瓷器、陶器、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及建筑遗物、冶炼遗物等。其中尤以瓷器最为丰富，从瓷器釉色上看有白瓷、黑瓷、黑白瓷、青瓷、黄釉瓷、钧釉瓷、白地黑花瓷、花瓷、蓝釉瓷、绿釉瓷、三彩瓷等；瓷器类型有盘、碗、碟、盏、壶、瓶、盆、罐、香炉、樽、枕、灯、俑、棋子等。城址出土的瓷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实属罕见。这些瓷器及瓷器残片的大量出土，一方面印证了城址的渡口性质，是当时瓷器转运、交易的重要场所，也说明城址州治所在地的可信性。这些发现也必将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大批新颖的珍贵实物资料。
北宋时期大面积农田遗存的发现，首次为宋代农业史的研究提供了耕作农田的考古实物资料。
沙门城址的初步考古成果，使我们认识到其重要性。但是，该古代城址目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盗掘威胁，现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止疯狂的盗掘活动，加强沙门城址的保护。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一独具特色的重要的古代城址就会因盗掘破坏而荡然无存！
建议继续对沙门城址开展考古工作，进一步究明城址布局结构，对城址中心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保护。严厉责成当地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该遗址实施保护，避免出现新的破坏行为。
2007年
近年来不断有重大考古新发现的报道，这些考古大发现多为“被动”考古发掘项目。这种“被动”考古发掘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国计民生的基本建设项目而进行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如三峡水库建设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等等；另一种是社会上流传的“考古跟着盗墓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如最近考古发现的曹操墓，就是因为几年来这座大型古代墓葬不断被盗掘，而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的项目，如不及时考古发掘，此墓将面临着被彻底的破坏。近年来不少地方盗墓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从整体上来说，解决盗墓问题，是个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但是，在解决盗墓问题中，国家各级文物行政管理占有突出重要位置。
现在的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文化遗产发现数量大大增加，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大扩展。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加了数倍，从几百处，发展为两千多处。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世界遗产名录单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在已经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于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遗产大国。至于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全国各地的基本建设规模很大，战线很长，涉及的文物保护工作非常繁重，任务非常紧迫，配合基本建设所开展的考古工作规模空前之大。
相对当前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管理组织机构显得有些薄弱，尤其在一些重要文物保护领域与文物“大省”，尤为明显。比如：我国现在拥有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是世界遗产大国。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世界遗产行政管理部门。现在的现状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单位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分别归属于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下属的一个“处”管理。具体的各个世界遗产单位，实行属地管理，即一般归属于“市”辖。在世界遗产管理上政出多门，严重影响着世界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建议中央政府设立一个统一的管理世界遗产事业的机构，即在国家文物局设立“世界遗产管理司”，统一管理全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对于具体世界遗产名录单位，至少统一由所在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对于一些文化遗产丰富、工作量很大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应该设置厅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如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北京市等。其中有的省与直辖市，已经设置了厅级“文物局”，如陕西省、北京市的厅级文物局。但是诸如河南省、山东省等重要的文物大省，负责管理全省文化遗产事业的行政管理机构，还是“副厅级”单位。这与河南省、山东省等文物工作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河南省被称为中国的“文物大省”，号称“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中国的“八大古都”，河南省占有“四大古都”，也是占据中国古都的半壁江山。为此，希望尽快将河南省、山东省等这些文物大省的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提升。这一举措无疑将为文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的组织保障。
2010年
古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非自然物质，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人类最初的科技成果，也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陶器的发明成为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区别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界标，陶器是探索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史的极为重要的考古学“符号”，陶器是至今为人类所使用的重要“产品”与艺术品。但是，至今却未有一部完整反映陶的文明历程的大型类书，没有一个跨越时空、民族和品类的坐标体系，没有一个可供大家使用的综合数据库。为此我建议尽快建立一个完整的、权威意义的单一门类综合知识体系与资料信息数据库——《古陶文明坐标系》，这是一个归纳、总结、整理和提供人类与古陶文明相关全部内容的科学工程，是一个随时补充、修正、更新、完善过程中的综合课题计划，是一个成长着的、发展与变化中的人类古陶文明相关知识体系的共有资源，也是一个既能服务于社会大众也能应用于专业科研，同时又有利于宣教传播与产业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工程。
据我了解，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多年来收集了大量标本，做了部分基础工作，他们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有关设立“古陶文明坐标系课题”，并在条件极其简陋且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但是由于其力量薄弱，作为一家民营博物馆，虽努力多年，而“坐标系工程”仍无大进展。
我们认为，《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可行性，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宏大学术课题，是困难而艰辛的，需要社会各界关心、扶持和援助的学术事业。近年来，我们的社会风气日渐低俗，中华传统审美遭到严重侵害和扭曲，人们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即便是古陶瓷收藏、欣赏与应用领域，也是十有八九追逐年代近晚的浮华俗艳内容，而对延绵数千年历史、气韵雄浑而古朴大雅的高古遗存漠然无知。相信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和推进，将使广大社会对陶的文明演进和历史脉络有所迅速而广泛的科普性认知，对于提升大众审美情趣，扭转庸俗、低俗社会风气有所帮助，也对与陶相关艺术领域、产业领域的文化艺术品位的提升有所帮助。同时，因为《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是一个跨越时空历史、包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同类遗产内容，有着一定国际意义的综合课题工程，它的实施和推进，将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和彰显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价值、地位和尊严发挥作用。为此，我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帮助，建议：
一、对《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给予资金支持。
二、尽快建立“古陶文明网”，有效地大力扶持“古陶文明网”这样文化含量高而专业性强的专题文化网站，以增强网络空间的传统文化、优秀文化含量。
三、对国内唯一的、主要从事古代陶器研究的、开展“古陶文明坐标系”的主要单位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给予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支持和资助，帮助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其发展的馆舍问题，从而促进《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有效实施（该馆有超过5000件古陶文物拥塞在古陶文明博物馆陋小的库房，它们是“坐标系”上的重要标本，是“基础工程”的重要基石）。
四、支持并援助建立“古陶文明基金会”，从而对《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及古陶文明博物馆事业给予长久的支持和保障。
2009年
2006年6月，我应邀在广州参加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的最后一次评审会。2007年4月，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开始“南海一号”沉船打捞之际，我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应广东省阳江市领导之邀，到阳江市对“南海一号”沉船及“水晶宫”进行考察。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面，12月28日“南海一号”沉船进入“水晶宫”。中央电视台对“南海一号”沉船打捞进行了现场直播，数以百计的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因此对于承担这一课题的科研人员来说，“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作只能做好，不能有一点闪失。但是，从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对“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难度需要认识更充分一些，相应的困难考虑得更全面一些，对策性的科研手段更具体一些，否则将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现在“南海一号”沉船已打捞出水，进入“水晶宫”，下一步在确保文物保护前提之下，要对“南海一号”沉船进行考古发掘与清理。我以为现在提出要在水晶宫的“水中”或“水下”对“南海一号”沉船进行考古工作是不科学的。大家知道“水下考古”相对“无水作业”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水下考古”的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做法，即将考古对象从“水下”“水中”打捞出水，然后再置于“水中”进行考古。相反，在世界考古学（包括水下考古）史上，考古学家为了获得“水下”或“水中”考古对象的更多、更全面信息，有的不得不将“水”排除之后，进行考古工作。不要为了让游客近距离看到“水下考古”，而将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沉船再沉入水中进行“水下考古”！当然将已经考古发掘、清理的“南海一号”沉船，在确保文物保护万无一失的前提下，“重新”置于“水中”可以理解。
在“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中，人们比较关注6万多件古代瓷器、数以千计的铁器和部分黄金饰品等，也有对沉船船体再现的关注。但是，对于“南海一号”沉船所承载的其他历史信息注意不够，甚至被忽视。如：从“南海一号”寻找关于涉及与航海技术相关的“航海日志”“海图”等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内容、什么样子、反映什么问题？可否进一步探讨“南海一号”沉船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域外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问题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来往如何办理？“南海一号”沉船中是否有船员遗骨？如果存在的话，通过这些人骨的体质人类学观察和DNA技术，究明其性别、年龄、人种或族属，由此探讨沉船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上种种问题的“历史信息”“科学信息”的获得，都需要慎之又慎的考古工作去解决！
“南海一号”沉船置于“水晶宫”中，要对其从南海之中到“水晶宫”的“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论证。“南海一号”沉船从25米深的、活动的海水中，搬入12米深的、静态的“水晶宫”中，压力、动力等诸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会不会对船体造成不利影响？“南海一号”沉船从“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水中，迁入“清澈的”水晶宫中，这种“光”环境的巨大变化会给“南海一号”沉船船体及其“可见”文物带来什么负面变化？800年来“南海一号”沉船置于南海海底，船体周围已附贴1米多厚的淤泥，船体置于海底与进入“水晶宫”以后船体支撑点的变化，会不会因为“南海一号”沉船船体支撑面、支撑点的“应力”变化，造成船体的破坏？这方面过去我们有过沉痛教训！我们常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文物保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
2008年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重视，在文化遗产中古代遗址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大遗址”（尤其是古代城址、都城遗址）是古代遗址中最为重要的人类历史的物化载体，同时也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中难度最大、任务最重、问题最多、涉及社会面最广的。
近来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最为丰富、重要的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现，一些十分重要的古代都城遗址、古代城址的保护正在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大遗址”保护所遇到的严峻问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性。
如著名的山东临淄齐国都城遗址，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齐国都城长达600多年，是战国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市，面积约20平方公里。就是这样一座古代都城遗址，仅仅近几年就遭到了“蔬菜大棚”严重破坏，都城遗址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惨不忍睹，遗址中古代建筑材料的砖瓦、手工业生产中的工具与铸范、生活用品的大宗陶器的陶片等文物，遍地都是，随处可见，遭到肆意践踏。现在“蔬菜大棚”还在进一步发展，如不及时制止，“掘地三尺”的“蔬菜大棚”将很快使齐国都城遗址荡然无存。
又如河南延津县沙门城址是北宋至金代前期黄河南岸重要渡口之一，金代后期至元代初期的卫州州治所在地。沙门城址对于研究我国宋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渡口城市布局结构、防御功能等有着重要科学意义。就是这样一座保存完好、学术意义重大的古代城址，从2005年以来，当地为修筑济源至东明高速公路，延津县有关部门批准公路建设方挖取沙门城址南部高地的沙土。在取土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瓷器残片、古钱币等遗物，这些引起了非法文物收藏者的关注，他们出钱大量收购，当地村民开始了大肆盗掘活动。2006年春节前后，出现了数千人的群体性疯狂盗掘，甚至盗掘现场形成了为盗掘者提供吃喝的热闹市场。城址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盗掘“大遗址”文物的情况，近年在陕西咸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元帝渭陵的陵寝建筑遗址也遇到同样命运，盗掘者在陵寝建筑遗址中像挖土豆一样，在遗址中寻找古代瓦当，数千平方米的建筑遗址几乎被翻过来了！
再如，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长安城遗址，近年来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政府部门批准，打着各种各样名目，在古代都城遗址保护区内以“发展经济”为名，大规模修建“生态饭店”“桂宫苑”等大型游乐设施，保护区中到处大兴土木，使遗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出现上述严重破坏文化遗产、破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有明火执仗的盗掘者；也有为一时、一己之利，打着经济建设之名、行谋求财富之实，对文化遗产、古代城址造成破坏性“建设”与“开发”的。我们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是根本性的原因是各级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以致“有法不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甚至于法人犯法。
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工作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好，不能搞坏。否则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更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国家。当前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工作要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要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干部的升迁直接挂钩。在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工作上，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各级政府法人犯法者要严加惩处。各级政府在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工作上要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事。各级政府在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工作中，不能以牺牲后者、发展前者为代价，我们的这方面“代价”付出得太多了！在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中，我们各级政府、各级领导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各级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不能失职、不能渎职，本着对国家和民族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央政府对于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各级政府的无作为要严肃追究其责任，立即遏制、扭转文化遗产、“大遗址”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为此，建议中央及各级组织、人事领导机关，尽快制定出台，对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政绩”考核规定，并公布于世，便于社会监督、人民监督。
2007年
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加高湖北丹江口水库大坝，从水库陶岔渠首自流引水，开挖明渠，经唐白河流域西部过江、淮分水岭方城垭口，沿黄淮平原西侧，在郑州附近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基本自流到津京地区。中线途经湖北、河南、河北至北京、天津，输水干线全长1427公里。其中仅湖北丹江口水库库区考古调查结果，涉及的文物点有241处（地下文物点210处、地面文物点31处），湖北境内淹没区涉及的世界遗产名录、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河南省境内的输水干线是中线最长的，淹没面积也是中线各省市最大的，涉及182处文物点；河北省境内的输水干线全长461公里，文物点112处，需要考古勘探面积400万—50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约为50万—60万平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一期工程从长江下游抽水，基本沿京杭大运河提水北送黄淮海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输水干线全长1446公里。
南水北调工程涉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区，沿线各省均为我国的“文物大省”。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历史文物保护数量之多、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之高是三峡工程不可同日而语的，其重要程度也远远超过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意义。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经分别于2002年12月27日和2003年12月30日开工建设。但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真正纳入工程中已到2004年3月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9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葬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显然，上述现状情况与《文物保护法》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南水北调工程从工程规模之大、涉及文物保护对象之多、文物遗迹之重要，其更应该做到文物保护工作先行，通过必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使文物保护工作充分纳入工程规划、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等各个阶段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又据《文物保护法》第31条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但是，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由于个别工程管理部门不能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办事，致使南水北调工程虽已开工多日，但是相关的文物保护经费尚未落实，有的名义上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经费已作安排，但实际上并未拨付到位，这必将影响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
根据工程建设目标，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将于2007年通水，中线一期工程将于2010年通水。从现在至南水北调工程全部完工，中线工程只有3年、东线工程不过5—6年，而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的挖方工程主要在这2—3年，也就是说用于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从现在立即开始也不过仅仅只有2—3年的时间。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是严谨的科学工作，“质量”是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生命线。没有确保高质量的、严谨的、科学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无异于对文物的破坏。在这样短的时间，完成那样繁重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必须在这一规定时间内完成，只能是降低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甚或牺牲部分历史文物古迹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保护。
南水北调工程是件大事、好事，好事要办好。要办好南水北调工程这样的大好事，就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们的工作。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确保历史文物的万无一失是对工程的基本要求，是对子孙万代的基本责任。如果说三峡工程的成败决定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当代库区移民的妥善安排和将来库区生态环境的维持等三个方面，那么南水北调工程中历史文物的保护在工程之中所占的权重就远远超过三峡工程。我们认为，在中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一切工作之时，在当前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大型基本建设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要求。
2005年
我国华北平原的河南安阳、河北邯郸两市交界地带，文化上本属一体。这里依山临水，交通便利，古代文化资源极为富集，许多古遗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这一地区同时也承受着文化遗产保护难度大、经济发展难度大的压力。建议河南、河北两省联手整合资源，跨省打造“豫北冀南文化遗产特区”，对区域内文化资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宣传，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当地经济建设。理由如下。
1.单位面积内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程度居全国之冠：河南安阳、河北邯郸两市交界地带，方圆约30公里的范围内，曾经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的都城所在，这一古都群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这一带分布有史前时期的小南海文化、磁山文化、后冈仰韶文化、历史时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商王朝都邑殷墟，以及战国以降的赵王城、西门豹祠、袁绍墓、曹操墓、甄妃墓、邺城、北朝墓群（包括孝静帝墓、兰陵王墓、茹茹公主墓等）、万佛沟、南北响堂山石窟、修定寺、韩琦墓、岳飞庙、袁世凯墓等文化遗产资源。其古文化遗产数量不逊于西安和洛阳，而单位面积内的富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2.相对较小的范围内集中了众多国家级甚至世界级文化品牌：我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屡屡提及与本区域文化遗产资源相关的历史概念、人物、故事甚至文物本身。如甲骨文、盘庚迁殷、司母戊鼎、胡服骑射、西门豹治邺、曹操、建安文学、洛神赋、岳飞、袁世凯等。其中殷墟作为甲骨文集中出土地和商王朝都邑，已于200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汉字的故乡，它见证和保存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内容。这一地区拥有的全国性古文化品牌，在国内首屈一指。
3.各文化遗产资源密切相关、存在有机联系：历史上这一区域或同属“殷”、或同属“邺”，直到晚近才从行政上分开管理，但文化上素来一体、从未分割，文化遗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甲骨文与殷墟、曹操墓与邺北城、建安文学与铜雀台、北朝墓群与邺南城等。
4.区域内山、水兼备，交通便利，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这里西临太行，有漳、洹两水以及南水北调干渠三条水道流经，又有京广铁路、石武高铁、京珠高速和107国道等南北干道通过。
5.建设成本低，受益人口多，文化和经济辐射面广：整个区域内无大型城镇，村落稀疏，基本保留了传统的华北农村面貌。建设成本相对较低。该区域南面的安阳、北面的邯郸，直线距离均在20公里的范围内。安阳现有人口550万，邯郸人口近900万人。利用好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合理发挥其潜在价值，可以带动安阳、邯郸两市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使至少1400万人直接受益。该区域正处京广铁路线和京广澳高速中段，其文化辐射力和经济影响力北可达石家庄、北京，南可达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
6.区域内密集的文化遗产资源将得到更有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八字方针。保护、利用好古代文化遗产资源是我们的责任。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同样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于密集的文化遗产资源，应该统一规划而不是“零敲碎打”。唯此，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利用，避免破坏或浪费。
7.有助于改善我国华北地区的整体人文环境：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余年，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欧美诸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环境的改善。例如，美国将考古办公室设在国家公园局，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建设了大量遗址公园，美化了美国的国土。与欧美等国比较，我国的地貌还不够美丽，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善。不少城市虽然热衷建公园，但往往采取“圈地、挖坑、灌水、种树”的简单方式。如果能够将古代文化遗产资源与公园建设结合起来，可以使这些“简单绿地”变成“有文化灵魂的公园”。豫北冀南文化遗产特区如果得以建设，将使我国华北地区、京广线上，出现一片具有文化核心价值的、美丽的大型文化景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文化的战略。建设“豫北冀南文化遗产特区”，可以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文化落到实处，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豫北冀南文化遗产特区”，关键是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宣传。建议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共同筹划，将其作为国家级，至少是豫、冀两省的省级战略项目予以推动。
2012年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作为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至今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大运河整体保护，有利于传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延续沿岸城市的历史风貌，改善沿岸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保护成果惠及民众。
2006年至2008年，全国政协领导亲自带队，先后三次组织京杭与隋唐大运河保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调研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大运河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掀起了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
2009年1月，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下，中央领导同志做出重要批示，同意将大运河作为我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使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从地方、部门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13个有关部委和大运河沿线8省市共同成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全力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各项相关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大运河沿线有关省市基本完成了大运河遗产认定工作，编制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省级和地市级规划。国家文物局组织高水平的专业团队，编制完成了《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稿，组织起草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稿）》。各地结合保护规划的编制，组织实施了一批大运河遗产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项目。经专家现场考察、集体评审，形成了专家推荐的预备名单。
同时，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充分认识到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重要意义，导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工作进展缓慢，保护资金匮乏，蓄意破坏或拆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安全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部门（如交通部、水利部等）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不愿意将一些重要的大运河河段列入预备名单进行保护，从而导致申遗点段支离破碎，无法体现大运河的整体价值。上述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会对大运河申遗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申遗工作失败。
目前，社会各界尤其是运河沿线地区民众对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期望甚殷，希望通过申遗有效带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保护管理水平，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此关键时期，为尽快解决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力争如期完成申遗目标，现提出建议如下。
一、建议国务院协调有关部门和省市，以全力推进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根本目标，以保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加快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编制、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遴选等重点工作，并由国务院尽快颁布实施大运河总体规划和条例，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尽快改变目前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使“申遗”得到组织上的保障。
二、鉴于中国大运河申遗已确定为2014年，时不我待，紧急建议全国政协立即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跟踪进展的督办项目。2011年立即启动由全国政协领导带队，对大运河各类文化遗产保存现状以及保护和申遗工作进展情况、存在各有关部门之间不协调及各自为政的严重问题进行深入的跟踪调研，督促有关地方和相关部门加大大运河文化遗产本体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力度，并根据调研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工作建议。
三、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匮乏的情况，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国家文物局，在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和直拨地方拨助经费中分别设立大运河文化遗产环境整治和文物本体保护的专项经费，加大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中央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各地资金向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倾斜，为夯实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基础、改善大运河沿岸民众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四、建议大运河沿线各有关省市人民政府继续对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列入相关省市“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组织专门的工作班子，加强协调指导，增加经费投入，落实大运河文化遗产“四有”基础工作，加快推进文物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切实改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维护运河历史景观风貌，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011年
南水北调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抢救保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与总干渠沿线文物众多，其数量和学术价值均超过长江三峡淹没区。其中，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是古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古代南北、东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带。从旧时器时代到明清，这里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这里堆积着至为丰富的中华文明遗存。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伊洛地区，该中心与华东、华南地区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水和丹江这一重要通道。政治联系和商贸活动促进了丹江口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使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现代陆路交通工具出现以前的岁月中，水路交通最经济便利，汉水、丹江一直都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华东、华南的盐米丝绸由长江进汉水溯丹江，到商洛后转百里旱路即至西安或洛阳。便利的交通和活跃的商贸活动，刺激了丹江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切决定了丹江口库区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宝库”。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这里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汇合地。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来的历代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遍布库区，春秋、战国、两汉、六朝墓尤为集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是中国东西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交汇带，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带，是史前时期的山前过渡地带；先秦时期商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郑韩文化、赵文化、燕文化中心；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文化中心。
在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各省市中，河南省是总干渠最长、投资最大、文物点最多、文物保护工作量最大的省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在整个南水北调工程中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在河南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尤为必要。
一、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是保证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正常进展的需要。河南省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又是最大的受水区。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完工后，新增淹没面积370平方公里，其中河南省淹没面积170平方公里，约占淹没总面积的4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河南省境内731公里，约占总干渠的58％，流经8个省辖市，34个县（市、区）。国务院调水办批准确认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292个，总发掘面积85万多平方米。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63处。截至2008年底，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已累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44万平方米。由于一直没有统一的出土文物整理基地，各发掘单位出土的大量文物无法得到及时修复和整理，自然风化、氧化、锈蚀等现象十分严重，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出土文物修复整理的需要，保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是南水北调工程出土文物保管和陈列的需要。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量占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量的二分之一以上。截至2008年底，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和总干渠累计出土文物已超过4万件，许多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供水配套工程全长956公里，涉及11个省辖市，文物保护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一旦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展，将会有大量文物出土。据专家估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建成后，河南省出土文物将超过10万件。由于缺乏统一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管和陈列场所，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出土的文物一部分存放在所在市、县文物部门的库房，一部分暂存在考古发掘单位临时租用的民房里，文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管和展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将会使文物安全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对出土的文物进行陈列展示，让全民共享南水北调工程出土的文物资源。
三、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有助于提升中部地区的文化品位，推动我国中部地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河南省是中部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也是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涉及地区，自古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核心区域。自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正式开展以来，河南省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有四个项目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个项目当选全国田野考古质量奖，一个项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全国六项考古新发现”，是南水北调工程沿线获得荣誉最多的省份。建设南水北调博物馆对于国内外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宏伟历程和建设者的丰功伟绩，展示我国中部地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推动中部崛起，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2009年
圆明园遗址是1988年1月13日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一批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天的圆明园遗址，承载了圆明园初始建造、盛期扩建、后期维修、英法劫焚、木石土劫与公园整治的几个历史时期，具有300余年的历史积淀。因此，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应当尊重圆明园历史的真实发展历程。既要想象圆明园盛时的辉煌，也要感受圆明园凋零的沧桑；既要痛斥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焚，也要反省清王朝被推翻以来国人的挪迁遗物与土地农耕等特殊行为对圆明园罹劫原状的损坏。圆明园遗址保护利用的根本目的，是永续留存、传承后世。
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目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文物法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圆明园遗址除重点保护区之外，还必须划出一定范围的缓冲区，以控制与维护圆明园遗址重点保护区的周边环境，以便使圆明园遗址能更好地得到科学保护。当前的现状是圆明园遗址公园除其西界外部有圆明园西路作隔离带之外，南、北、东三界的外部环境均无缓冲保护范围。
圆明园遗址公园南界外的青龙桥街道福缘门社区，在原升平署西南角的围墙内外，被堆搭石块成阶，人可随意翻墙，直接出入圆明园；九洲景区长春仙馆正南围墙外的一亩园社区，有数幢近年来新建供出租的四层楼房，与圆明园遗址公园围墙仅隔数米距离，有碍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视野景观。
圆明园遗址公园之北的箭道北墙之外与北五环路之间，以北大门为界，东段是环境脏乱差的外来户租住区，围墙上原有的铁丝网已被全部破坏，租住者搭梯即可自由出入园内，箭道已成为租住者游玩的乐园；西段有小道，往西可从萧家河立交桥下出入。在圆明园西北角紫碧山房之北的箭道墙内外，被人堆石搭阶成为自由出入的通道口。长春园西洋景区之北围墙之外的胡同东段南侧，直接以圆明园围墙搭建了一批民居。万春园东墙外南段，是水磨村的水磨西后街，街西侧直接以万春园东围墙为墙，搭建了一批低矮砖房，街东侧搭建三层楼房，在临中关村北大街面，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自行车、电动车专业市场。
圆明园遗址公园外四周已被园东的中关村北大街、园南的清华园西路、园西的圆明园西路、园北的北五环路所圈定，使圆明园遗址的缓冲保护区地带过狭。
圆明园遗址公园外周边环境的原有风貌，有的已经无法恢复，如正觉寺外两侧的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所占地；有的一时难以恢复，如遗址公园周边社区的违章建筑与脏乱差环境，包括南墙外的福缘门社区、一亩园社区，万春园东南墙外的水磨村社区，长春园东北墙外的圆明园东里社区，以及圆明园北箭道墙外的二河开棚户区。
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未开放旅游区域中，有对外出租的地块；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圣地，举办不符合圆明园遗址历史真实性与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化活动；建设以有损圆明园遗址原有风貌为代价的永固性旅游服务建筑；等等。
圆明园遗址的现实遗存基础并不乐观。首先是园地被占：如万春园西南部被北京101中学所占；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坐落于九洲清晏中部；万春园之西南围墙因扩建清华园西路而北缩；圆明园西墙的箭道已被圆明园西路快道占据。
为此，我们认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外，必须尽快整治修复。
第一步，清理园内环境。清运圆明园西部未开放地区或开放地区死角的后期生活或建筑垃圾；拆除后期建造而目前已经废弃不用的建筑；清理原有园景的建筑基址及构建遗物；清退出租地块的出租单位；搬迁被占园地的外来单位。
第二步，整治园外环境。修复遗址公园四周围墙及其铁丝网等隔离设施，尤其是可随意出入园内的非正常通道；清运遗址公园围墙外部的生活垃圾或建筑垃圾；拆除倚靠园墙而建或虽未倚园墙但超高的违章建筑；搬迁棚户区住户与单位。
第三步，整修部分园景。国家文物局在《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批复》中认为：“遗址内古建筑的复建应以功能性用房为主，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复建面积应严格控制在古建筑遗址面积的10%以内。”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明确提出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园景古建筑修复数据的权威文件。
第四步，整修工程的核心是保护工程，保护工程应提出可行性方案，经相关学术机构（如中国圆明园学会等）的专家论证，尽可能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经圆明园建设委员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牵头，包括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建设部、中国圆明园学会及相关专家组成）审批，项目公开招标，官方网站公示，全程跟踪，接受社会监督。
目前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是隶属于海淀区的一个处级行政单位，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养活”公园的2000多名员工，经营成为公园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圆明园遗址公园不可能把圆明园遗址保护工作置于“首位”。这样的不正常管理模式，在为了稳定与提高公园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理由面前，似乎成为当然。而作为北京市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北京市文物局以及作为北京市园林景观主管部门的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日常保护与管理中，缺少“有效”的话语权。鉴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属国家政府行为，尤其是圆明园遗址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和特殊意义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圆明园遗址公园理应归属国家或北京市属管理部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负责管理。
圆明园遗址是1988年1月13日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国家级的历史文化遗产。圆明园遗址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遗产，圆明园遗址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现在亟待解决的圆明园遗址保护、管理等问题，按照“世遗”的保护理念和操作规程，加强领导和管理的力度，进而提高管理机构的级别，尽早把圆明园遗址作为“申遗”项目提上议事日程。圆明园遗址申遗是历史的必然，圆明园遗址的申遗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圆明园遗址申遗。
2012年
张伯驹，字丛碧，河南项城人。被誉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诗词家、戏剧家。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京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西安事变”期间，他敦促张学良将军逼蒋联共抗日。1947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48年底，张伯驹先生积极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和平解放北平之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先生先后任燕京大学艺术系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受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亲自关照，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1967年又因写有痛斥林彪、江青的两首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72年，经周总理批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78年9月，张伯驹冤案终得平反。1982年2月1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张伯驹先生毕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民族文化。在国难当头时期，为了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死置之度外，用忠诚和生命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伯驹先生没有将珍藏的价值数百亿元的118幅“国宝”留给子女，而与其妻潘素毅然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的惊世义举和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行为，为我国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化部的表彰。
文物收藏是热爱国家、民族历史的社会活动，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活动。但是，当前社会上（包括主流媒体上及国际收藏界、拍卖界）文物收藏的拜金主义导向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导向实际上亵渎了文物收藏的本意，助长了文物盗掘、文物走私，利用文物收藏、拍卖进行政治与经济讹诈（指近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一意孤行在法国进行的中国圆明园鼠首、兔首拍卖活动），从而给文化遗产、文物保护事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从正面树立、宣传一些优秀的文化人、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一位杰出典型。作为一位杰出的收藏家，他为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光辉事迹将永垂史册，张伯驹先生是中国收藏家的楷模，也是世界收藏家的榜样，因为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文物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彰显张伯驹的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尚精神，为弘扬张伯驹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学习张伯驹先生的崇高精神文明境界，我建议：
1.通过社会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和大力报道当代爱国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将发挥积极作用，产生重要社会影响。从而引导当前社会收藏的健康发展，树立良好风气，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2.建议在张伯驹的故乡河南省项城市修建“张伯驹先生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9年
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标志性、创新性工程。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完成。同年8月26日，李长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抓紧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刘云山同志也强调，《中国大百科全书》必须尽快实现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出版形式的多样化和网络化，以提高先进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根据世界各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规律，结合我国目前实际需要，十分必要尽快启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工程。
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百科全书编纂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与时俱进、适应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
根据人类科学知识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连续修订编纂，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规律，世界各国百科全书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俄罗斯大百科全书》无不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连续编纂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丰碑”，使《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国家文化品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完成伊始，中央有关领导就立即要求筹划编纂出版第三版，强调必须坚持创新，努力跻身世界重要百科全书之行列，打造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内容框架搭建距今已十余年，内容完稿距今也有七八年，第三版必须尽快全面总结近十年最新研究成果，全面更新各类数据和资料，全面反映世界科学文化的新成就、新发展，全面展现重要的不同学说和见解，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应对目前复杂国际环境下文化多元化和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传播泛滥化的需要，同时更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
目前信息传播的现状警示我们，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不仅对正本清源刻不容缓，而且对传播我国主流文化也极为必要。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国家文化安全防范的实际需要，是在华文世界争取中文话语权的需要。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国家科技文化现代化进程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先进文化传播方式进步的需要。
21世纪以来，信息社会不仅导致了知识大爆炸，而且也不断改变着知识的传播方式，传统百科全书的知识构成、编纂方法和查检途径等都亟待革新，以适应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在编纂创新上要实现编纂手段数字化、知识内容多样化、产品形式多媒化的目标。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百科全书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网络传播。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手段、工作环境、产品形态和出版形式的多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因此，迫切需要尽快启动编纂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建设一支国内外专家学者组成的最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同时继续培养和充实一支稳定的百科全书编辑队伍，这是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任务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由其性质、规模及其连续编纂规律所决定，国家财政支持和建立长效机制是编纂出版的必要条件。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任务，希望得到国家在政策、机制以及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
2011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历经13年，2009年3月正式出版。这是继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之后，中国知识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又一盛事，同时也是一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础建设和标志性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继承了第一版的精华，全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就、新经验，注重吸收人类科学文化的新进展、新成果，推动《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一“中华文化的丰碑”在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8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亲切会见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编纂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出版，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重大成果，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百科全书历来被称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是工具书当中的超级航母，在工具书的家族中，以其权威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居于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因百科全书在科学性、知识性方面近乎苛刻的要求，使得百科全书的编纂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规程。必须选用一个学科当中最合适学者来撰写相应的条目，以保证条目内容的权威性。《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作者累计达3万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1100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47人中的25人，荣誉学部委员中的大多数，均参加了编纂工作。堪称对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大检阅。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能团结在百科全书的工程下，与国家的关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正如“表彰总结大会”上刘云山同志所讲，“《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开创了不同于其他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创造了文化领域团结协作、合力攻关的典范”。
为适应知识的更新与积累，反映人类科学文化的最新进展，百科全书编纂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连续修订制。世界各国享有声誉的百科全书都采用这一制度，来不断使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紧跟时代前沿，反映学术界、思想界的最新动态。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经过200多年的坚持和先后15版的连续修订再版，才有了今天的声誉和权威。其他还有德国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初版于1808年）、《大美百科全书》（初版于1833年）、法国的《拉鲁斯百科全书》（初版于1865年），也都是经过连续修订这一制度而成为了世界百科全书当中的经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成功出版，也就意味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我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已列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做好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必然会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推进文化创新、增强中华文化的活力，对推动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百科全书事业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对编纂队伍的高标准、高要求，编纂流程和工艺的复杂性，要求承担编纂任务的出版单位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下属于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已正式转制成为企业，需要面对当今激烈异常的出版物市场的竞争，继续对百科全书进行连续修订，保证《中国大百科全书》能与时俱进，紧跟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出版趋势，必然要应对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对百科全书这一国家基础性的文化工程进行持续的资助，是世界各国为繁荣本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通行做法。被称作“中华文化的丰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同样需要国家给予进一步的支持，使其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发挥更大作用。
为此建议：
一、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继续给予全力支持，促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纸质版早日完成。
《中国大百科全书》前两版已经得到国家多方面支持，在知识界、文化界、普通读者当中也拥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适时修订《中国大百科全书》，保证百科全书能真正反映当今世界各门学科的最新进展，反映我国在科学文化各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使这一利于当代、泽及后人的事业不断推陈出新，需要政府给予最坚实有力的支持。
二、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系列化，发展各学科、各种类型的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就是按学科分卷出版的。出版20多年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论在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一个学科入门、研究的案头必备工具书。这一类百科全书在提高全民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百科全书的一个类型也需要国家给予支持。
三、支持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打造国家级的网络百科。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最知名的百科全书都推出了自己的网络版，并从形式上不断完善。《不列颠百科全书》早在1994年就推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线，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网络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也在1997年推出了网络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由非专业人员参与编写、修订的最新形式的网络发展异常迅猛，如百度百科、互动百科，而拥有多个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正成为以专业学者、专业编辑完成的传统百科的最大竞争者。而类似维基方式发展起来的百科存在自身严重的缺陷，即知识上的不准确性、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因此，急需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保证读者能够通过国家级的在线百科，获取最权威、最准确的信息。而在线百科的公益性更是需要国家在这一项目上的全力支持。
2011年
现在商家销售的食品，如粮食、加工食品、干果、山货、茶叶等塑料包装袋上，均有一项“生产日期”，但是其后文字说明不是产品生产时间，绝大多数是生产日期“见封口处”“见合格证”或“见外包装”，也有的干脆就是空白。在“见封口处”的食品塑料袋封口及其他地方根本就找不到产品生产日期标示；有的虽然在封口处有打印的凹凸不平的文字“标示”，但是由于打印标示与塑料袋均为无色，标示文字很难看清，或者字迹打印的漫漶，根本无法辨识；至于“见合格证”者，其生产日期就找不到。
我举例说明如下：
……
我以为现在不是所有的人“吃”的产品都像上面的产品那样，如：各种成药的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在包装上写得很清楚、很醒目。也就是说，关于食品包装的“生产日期”项目要尽量写清楚，放置的位置要尽量醒目。不应该故意让人们在包装上找不到或找到了而看不清。在当前国家强调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小事情，有关部门应该认认真真地抓一抓。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