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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历史的载体，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人没有了记忆就成为了“植物人”；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及其载体，也就是失去了“记忆”，那样的话，国家、民族将变成“植物国”、“植物族”。而文化遗产又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我一直认为文化遗产是“绝对”的、“长期”的。为此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这些年里，我到处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而奔走呼号！20世纪90年代，我为“三峡工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多次现场考察，积极呼吁；新世纪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启动时，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中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加大工程沿线文物保护，全面开展考古调查，确保古代遗存的安全；对于社会上近些年，随着“收藏”热的兴起，许多媒体“鉴宝”节目增多并出现导向偏差：“鉴宝”常常以市值多少为噱头，吊大家的胃口，从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社会上曾流行的“要想富就挖墓，一夜成了万元户”的顺口溜就反映了这些问题。鉴宝应从文物留下了哪些人类记忆，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来识宝鉴宝，要根据《文物保护法》来宣传，从而提高人们的鉴赏水平、文化素质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我就此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2009年在政协大会上，再次提出相关提案、在联组会议上大声呼吁，并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我通过中央电视台就正确引导“收藏”、“鉴宝”活动的问题，多次提出看法，要树立正气，遏制“收藏”领域的炒作与“拜金主义”。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上，我不厌其烦地说明古代帝王陵墓不能发掘！
在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近年来我又以大量精力投入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与保护工作，为安阳殷墟、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蜀道等文化遗产“申遗”，为泰山、黄山、丽江、武夷山、福建土楼、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四处奔走、呼号！为此我主编了十卷本《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和七卷本十册《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2015年），后者获2017年中国政府出版奖。
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学习”要虚心，“思考”要深刻，“假设”要大胆，“求证”要认真。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做好，做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做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做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摄氏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会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复有心人！”
第五，“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还要担负起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