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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走呼号

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历史的载体,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人没有了记忆就成为了“植物人”;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及其载体,也就是失去了“记忆”,那样的话,国家、民族将变成“植物国”、“植物族”。而文化遗产又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我一直认为文化遗产是“绝对”的、“长期”的。为此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这些年里,我到处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而奔走呼号!20世纪90年代,我为“三峡工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多次现场考察,积极呼吁;新世纪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启动时,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中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加大工程沿线文物保护,全面开展考古调查,确保古代遗存的安全;对于社会上近些年,随着“收藏”热的兴起,许多媒体“鉴宝”节目增多并出现导向偏差:“鉴宝”常常以市值多少为噱头,吊大家的胃口,从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社会上曾流行的“要想富就挖墓,一夜成了万元户”的顺口溜就反映了这些问题。鉴宝应从文物留下了哪些人类记忆,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来识宝鉴宝,要根据《文物保护法》来宣传,从而提高人们的鉴赏水平、文化素质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我就此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2009年在政协大会上,再次提出相关提案、在联组会议上大声呼吁,并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我通过中央电视台就正确引导“收藏”、“鉴宝”活动的问题,多次提出看法,要树立正气,遏制“收藏”领域的炒作与“拜金主义”。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上,我不厌其烦地说明古代帝王陵墓不能发掘!

在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近年来我又以大量精力投入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与保护工作,为安阳殷墟、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蜀道等文化遗产“申遗”,为泰山、黄山、丽江、武夷山、福建土楼、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四处奔走、呼号!为此我主编了十卷本《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和七卷本十册《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2015年),后者获2017年中国政府出版奖。

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学习”要虚心,“思考”要深刻,“假设”要大胆,“求证”要认真。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做好,做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做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做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摄氏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会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复有心人!”

第五,“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还要担负起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zfqM204enTqY4J8LTgqwXOGsErwp1gHcM+T0lSG2S37UoAWgBYP7iFycxVmAqR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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