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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地震，我只有20岁出头，亲身经历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剧烈场面，并且作为救灾成员参与了许多事件的过程，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76年开始，中国像是沉睡的巨人，突然间苏醒了。接连发生的社会巨变，让全体中国人为之震惊。先是“四人帮”被打倒，紧接着改革开放疾风迅雨似的来临了。1977年，我终于跨进了大学校门，开始了内心最为渴望的读书生活，成为那个时代最幸运的青年。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一个幼稚青年很快扮演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角色。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门打开了，国家签订了一批重大的引进工程。最为著名的就是南方的宝钢和北方的冀东水泥。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便成为冀东水泥项目引进的谈判代表，刚刚毕业的青年学生便代表国家与世界顶级的大公司谈判，是非常幸运的，同时压力之大，也可想而知。
在北京谈判大楼中，中日双方拉开了阵势。负责技术的日方谈判组，上来就给中方一大堆图纸，要求尽快签字。实际上我们根本就看不懂，甚至连图纸的符号都搞不清楚。大家只好集中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日方图纸的规则。
大家通宵熬夜也不得要领，翻译小鲍疲劳过度，每天睡觉总是说着奇怪的日语梦话。计算机组的老高和老刘竟然因为存储装置的翻译问题吵了起来，拒绝在文件上签字。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我们就搞清楚了日本人的真正用意，原来他们故意把问题复杂化，把非常复杂的技术装备包装给我们，为的是让他们的机器装备在中国卖个好价钱，顺便在中国做个实验。
由于存在不对等的技术差别，我们提出，需要先行参观日方的实体工厂，再进行技术谈判。日方同意了中方的要求。
很快我们就到了日本东京，走出羽田机场看到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东京街道灯红酒绿，人们衣服鲜艳靓丽夸张，满街的汽车长队，出租汽车竟自动开关汽车门。
让我们尴尬的是，到日本饭馆吃饭，我们按照橱窗展示点菜，发现没有米饭，这时老板把我们带到一个电饭煲前，告诉我们米饭随便吃，不收钱。我们听后大为诧异，我们听错了吗？白米饭怎么可以随便吃呢？结果菜还没有上桌，我们每人已经吃了两碗香喷喷的米饭，差不多吃饱了。
还有一次去超市，我发现有一种肉很奇怪，叫同伴来辨认是什么食物，同伴也说不出来，后来才知道叫火腿肠。那个时候国内大部分城市没有这种高档食品，许多人也不认识火腿肠。
在东京电器街秋叶原，我们充分领略了现代家庭电器的水平。那时日本已经开始流行特蕾莎（邓丽君）、松田圣子之风，这种靡靡之音怎么能传到中国呢？与朝气蓬勃的日本相比，我们感到国家太落后了，赶上日本不知要多少年。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友好，日本也主动帮助中国。日方安排我们参观了核心的重型装备工厂，让我们打开了眼界。
石川岛播磨是重型装备代表企业。他们制造的巨型零件需要几十个工人爬上去工作，据说设计寿命为200年。东芝电气重装设备工厂，厂区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很难想象国土狭小的日本，重型装备工业如此发达。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师傅，他们终生都在一个企业上班，终生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他们认为工厂就是他们的家，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日方交流时，我说中国没有日本设备的手册。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收到了日本同行给我寄来的资料，资料是他自费购买的，他认为帮助中国同行是他的责任。这些资料我保留至今，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纪念。
参观日本的工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日本工业的发展比我们先进多了，与日本的巨大落差，让代表团每位成员都受到了极大震撼，让我们看到了努力的方向。作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爱国热情发自肺腑、涌灌全身，学习动力发自内心，不可阻挡。
实际上日本的参观学习是最好的政治课程，每一位成员都感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国家的重点引进工程，要在我们手上变为前进的力量，我们要达到和日本一样的建设水平。正是凭着这种爱国热情和艰辛努力，我们如期达到了预期目标。事实上没有多少年，我们在这一领域就超过了日本。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在这个领域，中国是世界的领先者。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
但是真正深入与日本人打交道，我就看到这个民族复杂的性格。中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的多面性。
工程建设期，我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管理外国工程师团队。最头痛的事就是管理日本人。日本人工程师工作时非常敬业，对于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负责。但是有关问题的谈判，往往是长时间的拉锯战，最后受损失的往往是中方。每次谈判失败，我都要反思自责良久，长时间找不到解决良策。
长期共事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日本人的另一面。
受到中方的外事纪律约束，下了班的外国人不能随意外出游玩。只能在宿舍区活动。欧洲的工程师常常坐在草地上喝啤酒，日本人则集中起来边喝酒边打扑克，这种扑克带有赌博性质，筹码是每个人的国外工作补贴，数额不算小，作为公共筹码，谁赢了就拿走一部分。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认真参加，牵涉到自己那份补贴呢，所以老想赢钱，睡觉很晚。
看到这个细节，我们研究了针对日本人的谈判对策，决定在日本人精力最不集中时进行谈判。
计划确定后，我们告诉来自欧洲的工程师，今天夜里要加班，下午回宿舍休息，但不通知日本人。后半夜我们集中到施工现场，通过电话叫醒日本工程师，要求立即到施工现场研究问题，日本工程师非常不情愿，睡眼惺忪地来到现场，与白天斗志昂扬的日本人相比，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交流容易多了。这种做法我们连续了几次，日本工程师终于认识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谈判，是中方故意施加的压力，所以主动提出，最好白天谈判解决问题。
通过这种黑白颠倒的工作手段，我们成功地迫使日本人改变了工作态度，达到了预期效果。配合我方工作的几位欧洲工程师非常开心，当着日本人的面，表示愿意上夜班工作，日本人虎着脸不回应。
来华的日本人成分复杂，负责计算机硬件的工程师崛内，高高胖胖，戴着金丝眼镜，很有学者气度。可是工作起来才发现，这家伙是个草包，连基本的计算机技能都不熟练，每天坐在休息室喝咖啡。听说这家伙是银行家的儿子，富二代，蒙混上了大学，靠家庭力量进了大公司。这次来中国吃喝玩乐混日子，但日本的负责人却满脸赔笑。
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工程师，从来不多说话，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与中方关系很好。中方组织外出游玩或看电影，他也不参加，只是要求送他到周围的村子走一走，顺便把从日本带来的物品送给村民，换取村民刚刚从地里挖出的红薯或者花生，带回宿舍食用。
他说，坐在村子的庄稼地里，眼前是看不到边的广袤大地，吃着自家的粮食，清晨能够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晚上能够目送太阳徐徐落下，这才是生活的地方。
我们不理解这个工程师的古怪举动。后来听说这位工程师当年是侵华的日本兵，这次重返中国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重新反思过去的战争罪行，通过与村民友善交往，自己努力工作，赎回过去的罪恶。
其实日本人也有侠肝义胆之士。一次，我看见负责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大池双手缠着纱布，问他是怎么回事，这家伙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回避受伤的事。询问其他人才知道，是大池与人打架受了伤。
日本工程师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个子叫渡边，长相难看，工作能力一般，却经常尾随搭讪翻译小杜姑娘，形象猥琐。大家都看在眼里，背后议论。大池是渡边的上司，脸上挂不住，几次教育渡边都没有起作用。这次借着打牌输了钱，把渡边狠狠地揍了一顿，结果拳头太猛打到了墙壁，手指骨头受了伤。由于是教育手下受了伤，脸面上不好看，所以不愿意说出来。
德国工程师也听说了这件事，说要送给大池一瓶啤酒。
德国人霍尔兹是我的朋友，这家伙个子超过190厘米，体形高大，性格十分开朗，能够熟练地说好几种语言。霍尔兹不喜欢日本人，听见有人说日语就生气。每次中日欧谈判，为了气氛和谐，日本人都是降低身段使用英语，但是德国人从不领情，故意使用语调铿锵的德语。和日本人不同，德国人代表公司外出的工作权力很大，可以现场决定包括商务、设备在内的许多问题，因此和中方从来没有纠纷，工作和谐顺利。有的公司合作关系长达数年。
对于配合中方采取措施、迫使日本人就范的问题，德国人高兴极了，每次得到采取行动的指示，都是在宿舍休息好，到了夜间精神百倍，主动大声指责日本人，要求立即解决问题，气势之大，让日本人根本无法招架。这家伙非常喜欢中国，后来他的英国老婆也来中国香港生活了。
德国工程师尼斯是个独身老头，瘦瘦的身材，没有头发。这个老头负责大型机械，其体积庞大超过一个足球场，但在老人手中竟然像儿童玩具一样被摆弄得灵活自如。老人没有家属，自愿申请长期来华工作。这位老人不喝酒不吸烟，也不参加一些类似赌博性质的活动。最大的爱好就是两件事，一是离不开那些庞大的机械，摆弄操纵这些机械，口中念念有词，像是与自己的家人在说话。二是到幼儿园与小孩做游戏，分发儿童食品。
尼斯喜欢去幼儿园，给幼儿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不少德国幼儿知识。后来幼儿园就根据尼斯的时间，给老头安排了幼儿课，这下老头高兴了，经常写好了幼儿物品采购单，让人从北京购买送到幼儿园。幼儿园不少儿童长大后，得到了尼斯老人的帮助去德国留学。单位召开年度职工大会，表彰优秀职工，给尼斯也发了奖状。这个德国老头在华期间，留下了满满的正能量。
来自芬兰的小伙子瑞德也不喜欢这些日本人。他工作的图纸资料从不给日本人看。在办公室与德国同事商量工作，只要有日本人在场，就不使用英语，常常使用非常难懂的芬兰语。日本人明明知道这些举动是针对他们的，却往往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不知道其真实想法如何。
这段多彩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见识，通过与各国各色人物同台竞技，让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更清晰和准确，也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对社会和国家的理解逐步加深。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涌动着改革大潮，全国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到处都是充满激情的群众，城市面貌剧烈改变，社会也在剧烈改变。就像是一天之间，中国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作为一个涉世尚浅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经历了这样火红的年代，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脚印，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们不辱使命，为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