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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好机会来了。为了避免一个家庭中的子女都“上山下乡”，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叫“有农无工政策”。就是某一家庭已经有孩子下乡了，后面的孩子就可以进工厂当工人。这样的好政策居然轮到了我，当时我是16岁的少年，正上初中二年级，随即辍学当起了工人。
从1971年到1977年，我当了六年工人，当过铸造炉前工、电工、汽车修理工、卡车司机等。我也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阳光青年。几十年后追忆往事，感觉这段时光对我的影响最大，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见识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识了一些心灵扭曲人士的表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铸造炉前工。所在的铸造工段分为三个班，有木样、造型、铸造班。我所在的铸造班工作是用冲天炉熔化铁水，送到砂型车间浇铸零件。这是一个危险性极大的工作，熔化的高温铁水流入铁水包，铁水四处飞溅，衣服和皮肤经常被烧着。车间里经常发生铁水烫伤工人的事故，至今我的脸上还有铁水烫伤的痕迹。
最神奇的是木样班，他们负责将零件图纸做成实际模型，像是大人玩的积木游戏，模型可以分解组合成若干部分。领头的班长王师傅技术最好。一件模型如何组合由他决定，其他师傅负责制作。王师傅也经常出国到亚非拉国家，指导第三世界的兄弟。小赵师傅技术一般，但是肌肉发达，热衷于健身。陈姓的老师傅总是收藏珍贵木料和复杂模型。他收集了不少铁梨木，估计这些木料现在会比较珍贵。
我所在的铸造班，有十几人来自社会底层，成分比较复杂，包括国民党解放兵（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人）四人，地主出身一人（我的师傅），富农出身一人（小么师傅），中农一人，贫农两人，社会闲杂一人，中共党员两人，加上像我这样辍学的小孩三人。
王师傅年纪最大，像个小老头，年轻时靠当兵混饭吃，是个兵油子。每天不怎么干活，上班就开始闲逛，不是喝水就是抽烟，小眼睛闪着光，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过去做过什么坏事。
姓赵的师傅家住在附近农村，经常吹嘘自己当国民党兵时走遍全国，甚至做过的坏事也炫耀一番。比如说他在内蒙古包头驻防时，和一个蒙古族姑娘相好，却让上级抢走了等。这时我常常会想起幼年时抓青蛙玩，青蛙会给自己的肚子鼓气，显得很强大。
两位中共党员分别为班长和副班长，不干活，主要负责组织政治学习。
不久，我就离开车间去学习开汽车。来到汽车队，我看到了一片不同的天地。车队负责企业的生产运输。1973年我们工厂已经拥有了百余部世界级好车，包括瑞典沃尔沃、法国贝利埃、日本五十铃、捷克斯柯达、苏联吉尔、匈牙利却贝尔、罗马尼亚布切齐、东德依发。那时中国只能生产解放牌、跃进牌、北京130等几种汽车，这些汽车只能做些辅助工作。在汽车行业，中国与国外的差距非常大。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玩弄无线电装置，自制各种收音机，痴迷不能自拔。来到汽车队，除去学习驾驶汽车，我开始热衷于研究汽车机械，沉迷于修理汽车。看到这些庞大的机械装置，我没有任何畏惧感，反而觉得是新鲜的玩具。很快我的技术就超过了师傅，成了车队的修理高手。许多司机师傅都把他们心爱的汽车开来，要求我帮助进行个性改装，他们是真心喜欢我这个小朋友。
我们车队是各种人物密集的地方。
比如专门修理发动机的何师傅，有着国民党上校军衔，后来为解放军服务。20世纪70年代，汽车发动机的故障率高，可是经何师傅大修的发动机都特别耐用。何师傅按照战争需要，把发动机的机械间隙都适当放大，虽然这样做的后果是汽车噪声稍大，消耗有所增加，但寿命大幅度延长，可见其手段高明。何师傅每天勤奋工作，辅导徒弟，透露出对当代社会环境的满意、对工作的热爱。
专门修理各种泵的袁师傅，系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袁师傅是个机械迷，热衷于改造机器，几乎把所有的泵都进行了改进。例如常用的压气泵不耐用，袁师傅就把一些零件进行改造，这种泵便终生不需要修理。
袁师傅总是一副谦恭的样子，老老实实地和工人打成一片，看不出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做的工作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提起。我听说，后来袁师傅回到天津，成了著名教授。
司机们则有另一种作风。开进口沃尔沃汽车的吕师傅很骄傲，因为他是司机学校毕业生，科班出身，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小胡师傅自学成才，明显不服气。他驾驶日本五十铃汽车，也经常展示一些驾驶技巧。
那个时候，城市里汽车不多，街道上经常与兄弟单位的汽车相遇。有一次小胡师傅竟然开车冲撞平时有点摩擦的兄弟单位汽车，在汽车将要相撞的紧急时刻，小胡猛打方向盘，汽车横向漂移，试图用自己汽车的车厢后部撞击对方汽车的前部，结果车速不够快，汽车没有滑动漂移，却撞伤了行人。
车队开会，给了小胡师傅处分，小胡从此只能驾驶小型杂货车。吕师傅从此更受大家尊重，大家都认同他，科班出身，技术过硬。
但是有一天夜里，我们处理紧急事故，则是吕师傅的沃尔沃因为紧急躲避行人翻车了，刹车距离很长，车速显然过快。虽然翻了车，但人员没有受伤，扶正翻倒的汽车，竟然可以正常发动行驶，看来沃尔沃汽车的安全性确实很好。由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车队没有开会通报，这件事就自然了结，但是吕师傅明显受到了打击，不再爱出风头。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吕师傅没有活着出来。大家一直怀念吕师傅的风光镜头，怀念吕师傅热爱工作的表现。
繁忙充实的劳动场面、勤奋工作的普通群众，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社会镜头。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培养一个人勤劳朴实、热爱生活的品质的最好土壤。
汽车队是人际交流的好场所，常有一些闲杂人员来玩。
我所在的工厂早期由民族资本家建设，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公私合营，但是还有资本家的股本。他们的后代作为持股人，也是企业的高管，经常到汽车队转转。
卢总工虽然名义上是副总工程师，其实不懂工程，游手好闲，满口飙英文，常来车队闲逛，帮助翻译外文资料，令人惊讶的是，他也能阅读法文资料，看来年轻时读了不少书。刘总工是电气专业，老婆是童养媳，比他大15岁。老头非常不成熟，像儿童那样天真稚气，一生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最大的兴趣是玩猎枪和无线电。听说车队的小孩也喜欢无线电，刘总工经常来汽车队看看，要求留存一些报废的外国汽车零件给他，每次拿到零件都会反复观看，兴高采烈之情形如同10岁孩子。另一位王姓总工程师，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见人就礼貌地打招呼，车队只有遇到大的技术问题，才请他帮忙。一次车队进口了一批矿山机械，谁也不知道这些机械如何发动。王总工过来看了一下，说这种工程机械太大了，没有办法直接发动，需要发动一个小发动机带动大发动机。大家对王总工非常佩服。若干年后我们听说。王总工当了大学校长。
那个时候，汽车监理所是真正的地方霸主，听说汽车队有个小孩精通电气。汽车监理所的赖所长也来到汽车队。所长也是旧军人出身，满身的军阀霸气。他骑来了一辆摩托车让我修理一下，这台车竟然是日本HONDA牌（本田）。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能够使用日本HONDA摩托是非常霸气的事情！我毫不费力地修理好车子，所长惊讶之余，对队长说，这个小孩了不得。从此我知道了HONDA本田牌。车队也因此拉近了与所长的关系。
这些人来车队聊天，他们说的不少事情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事。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像是听天书。很多事情是多年以后才弄懂的。
20世纪70年代，工会是企业的中心。我下了班就去工会的图书馆玩，小个子王大姐特别欢迎我。我不喜欢看《人民画报》等杂志，她允许我一个人到书库内找书看，每逢能够一个人在书库内自由活动，我的兴奋之情就溢于言表。我常常一个人在书库内逗留好长时间。那个时候图书馆里最多的是浩然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梁斌的作品《红旗谱》等。有一天在图书馆角落里，我竟然找到一本《韬奋文集》，如获至宝。现在看来，《韬奋文集》不过是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事件和游历各国的见闻，可是在1973年能够找到这样的书，真是太不容易了，也算是给青少年时期的我打开了一点眼界。这个图书馆成为我寄托精神世界的圣地。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王大姐。
到了周末，业余工人大学开课了，许多中断学业的小孩到这里来上课。
说是大学，其实是中学课程补习班。车队的袁师傅也是教员之一，是他带着我上课。
六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在社会底层与形形色色的人共事，增加了见识，经受了锻炼，给我的世界观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天真少年看到的真实社会，与课本上差距巨大。
我开始学习如何观察各种人物，学习通过他们的表面现象，分析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些背景复杂的人从旧社会走来，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有着曲折的社会阅历、复杂的心理诉求。他们的工作生活，就像是历史人物上演的实景课程。
懵懂少年每天看到这些表演，觉得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