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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山东陵县，1955年我出生在唐山市。和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大变化。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从连年的战争年代走来，人民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欣欣向荣的国家，朝气蓬勃的人民，轰轰烈烈地建设国家。但是很快中国面临了严重挑战。整个社会因此而起伏跌宕。1960年自然灾难、“文革”、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等。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这些历史镜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如同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中国社会的这些巨变，似乎就是留给50年代出生的人感受的。那些艰难的历史片段永记心头。
中国社会终于稳定下来，国家终于苏醒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也是最好的历史教材，让亲历者得到身心的洗礼，刻骨铭心。亲身经历社会的巨大变迁，亲眼看到国家发展的曲折，会更加珍惜当今社会的稳定，更加热爱来之不易的生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更应该为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1年我参加工作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6岁懵懂少年。二十多年后能够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工作，积极推进国家事业，为人民群众发声呐喊，在时代的进步中留下自己的足迹，要得益于全国政协这个政治舞台。
1993年我当上了河北省政协常委。2003年后分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舞台上学习和工作的二十多年，我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提案和建议，得到国家领导的关注和批示。我有幸多次参加国家高层专题会议，直面国家领导，提出建议，为推进社会进步做一点工作。
我个人人格上的成长、政治上的成熟、事业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协组织，通过政协平台参政议政，思想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
我出生的唐山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19世纪洋务运动兴起，中国民族资本家办实业，就是从唐山开始的。
国家档案记录了这里兴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第一台火车机车、第一座机械化煤矿、第一个水泥厂、第一个坑口电站、第一件卫生陶瓷等。唐山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儿时的唐山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这里到处都是大型工厂，有煤矿、钢铁厂、陶瓷厂、水泥厂、发电厂、纺织厂、机车车辆工厂等。居民区和工厂连在一起，工厂也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许多工业城市的发展过程类似，都是先建设实业，集聚了居民，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大城市。
儿时经常到附近的钢铁公司玩，有一次我们看见运送矿石的小火车停了下来，司机们下车走了。我们这些小孩爬上火车，学着大人的样子给锅炉加煤，胡乱扳动把手，忽然火车开动起来，司机很快冲上来，控制了火车，吓得我们一溜烟跑了。
小屁孩最兴奋的就是观看篮球比赛，最好的球队就来自矿务局、钢铁公司、机车车辆厂等大企业。队员基本上都来自省队和国家队，他们在退役后选择待遇好的大企业工作。群众熟悉每一个队员，小屁孩把他们看成英雄人物。
著名企业的对决比赛，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候，场外的争论和场内的比赛一样热烈，球赛结束了，争论却还在继续。回想那时的体育，真是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属于人民的体育。
当时工人的政治地位很高，特别受人尊敬。那时的社会明星是劳动模范，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春节到了，家家户户进入了节日模式。工人家属们满眼放光，盘算着如何使用政府配给的副食券。定额配给的食品，有猪肉、鱼、豆腐、粉条、绿豆饹籷、香油、木耳等。大街上购买年货的人群排成长队，排队购买同样的食品。副食店售货员用大斧头猛砍冻猪肉，将大块的冻鱼高举头顶，奋力摔打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片热烈的生活景象。热闹的人群，热闹的街道，给幼年的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家居住的小区按照四合院方式建设，每个四合院有六间房、一个储物间、一个厕所。小区内住满了各种人，有革命老干部、警察、教师、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汽车售票员等，但主要还是产业工人。还记得接送老干部的汽车开来，总是围满了小孩看新鲜，司机不断吆喝，不让小孩摸他的汽车。还记得黑色的轿车是美国“DODGE道奇”牌。
那时的住户从来不上锁，别人家没有人，小孩照样去玩耍。每个院子有一个自用厕所，每星期来一次的掏粪车，它也成为我们生活的成员。掏粪工人会不时从乡下带来一些中药卖给我们，每次给五分钱。每逢秋季，我家的葡萄架采摘葡萄，邻居都来品尝，大家的生活，其乐融融。
1963年我已经上小学了，这一天老师说要参加考试，我们这些小孩走了半天的路，来到一所学校。我们走进一间教室，端端正正地站着。这个考试持续了两天。
过了暑假，老师告诉我父母，要给我转学，说是要我到外国语学校上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转学，反正父母带着我去了唐山最热闹的小山大世界戏园子看戏。记得那个戏园子是两层的，有点酸臭，有一些桌子摆在里边，可以边吃瓜子边喝水，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过来收钱。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唐山最繁华的地方，是三教九流的杂居之地，那时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模样。
1964年秋天，我被送到了城市的另一端上学。这所学校很小，总共才有三个班，70多名同学。发给我们的是油印的英文课本。当时学生集体住宿，在食堂吃饭。每月生活费八元。班上除了班主任，还有一位生活老师。这个负责生活的老师时刻在关注我们，纠正我们衣服不整齐、坐姿不端正等小毛病。每隔一段时间，生活老师就来到宿舍，要求我们脱光衣服睡觉，说是要将衣服送到蒸汽房消毒。小屁孩们觉得老师故意让我们难堪，每次老师收走衣服之后，就有同学出来光腚跳舞。这个学校伙食不错。那时市民以粗粮为主，但学校吃的是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发糕，每个星期要改善一次生活，吃一次粉条炖肉。听说这种学校是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办的，主要是为新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全国有12所。
但从1966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突然躁动起来，先是看到了满街的大字报，接着学校的老师有的被揪了出来，学生宿舍和食堂都关闭了。我们只好乘坐公共汽车去上学。印象最深的是公共汽车经常被游行队伍拦住，有人爬上汽车，用黑笔在玻璃上写字，玻璃变成黑色，汽车司机看不清路，只好从车窗探出脑袋，慢慢地驾驶车辆行驶，我们这些小孩看了很新鲜。“文革”开始了。
变故很快就降临我家。爸爸是大企业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和宣传部部长。这一天本应该是下班的时间，有人告诉说爸爸不能回来了，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他当过国民党伪政府的区分部书记，被抓起来。全家一下子慌了神，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紧接着，在街道担任书记的妈妈也“靠边站”了。上中学的哥哥被轰到乡下去了。突然间，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若干年后人们重新回顾“文革”，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家经历的磨难，也慢慢消散。国家也重新回复活力，新时代在向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