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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第九期《电影文学》刊登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作者沈默君、罗静。该剧本写的是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一个小镇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人为了给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递送“密电码”，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感人故事。故事中的三代人不是真正的一家人，然而革命斗争却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牺牲了，“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
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发表后，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借此良机，开始拍摄这个动人的故事，1963年，黑白故事影片《自有后来人》公映了，一时间全国争相观看。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根据该剧本编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地演出以后深受欢迎，以致连续上演了100多场。其后，上海爱华沪剧团以这两部戏为基础，改编成了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获得成功；中国京剧院一团也编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红灯记》连环画也出版了两个版本（这是“文革”前的老版本连环画，不是“文革”中的“样板戏”同名连环画）。
“文革”当中，《红灯记》被搞成“样板戏”，还拍了电影，使得这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遍神州大地，全国数以亿计的人学唱，各种地方戏争相“移植”，很多物品上也都有《红灯记》中的人物形象……“文革”过后，《红灯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自有后来人》复映，京剧《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再次登上舞台，就连当年出版的几种《红灯记》连环画亦多次再版。
从1963年红灯第一次点亮，到今天跨越40余年，《红灯记》的背后也承载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灯记》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地点是黑龙江小镇“龙潭”，这是个虚构的地名，是东北许许多多有地下交通员的小镇的缩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于9月18日悍然发动事变，很快便占领了东北全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甘屈辱，纷纷挺身而起，与来犯者进行殊死搏斗。为了赶走日军，保卫祖国，社会各界全都加入了抗日大军，他们先是拉起“红枪会”“黄枪会”，继而组建义勇军，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最后联合社会各种力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
抗联一般不与日军正面交锋，而是打游击战。他们昼伏夜出，突袭敌人，日军车站、铁道线、汽车队、粮库、弹药库、兵营乃至大桥、水电站等都是抗联袭击的目标。抗联游击队给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搞到准确的情报，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抗联培养了许多地下交通员，他们活动在城镇乡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为抗联秘密递送情报。在《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出现意外，往往会给我党造成损失，所以交通员组织关系缜密，上下级联系明确。下面是1937年的“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图”：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海参崴职工处—各省委—特委交通局—县委交通部—救国会交通站—交通员
交通员的公开身份多种多样，商人、老板、道士、记者、猪倌……他们除了侦察与传递敌人活动的情报外，还有传递中共中央等机构的指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运送作战物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等任务。交通员都有不怕困难、不惜牺牲的特点，在传递情报时，他们将密件缝在衣服里、放到耳朵里、编在女人辫子里等等，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进行单线联络。电影《自有后来人》和后来多个版本的《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的典型的接头暗号和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的这一保护密件的行为都十分真实，这是因为编剧沈默君非常了解抗联交通员的对敌斗争手段。
在抗联早期，指战员们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对于攻防也很不利。1936年，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让于保和去黑龙江通河县帽儿山的密营中建立抗联电信学校，那里有一个缴获来的日军电台。等到学员们来到时，又有几台苏联产的电台送了过来。
学员学成后，带着电台分配到各个军，抗联各军之间犹如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对作战极为有利。为了防止敌人截获，电台不能明码发报，只能把电码自制成密码。这写满密码的本子，也就是《红灯记》中所谓的密电码，必须送到配备电台的抗联部队去，用于发码和接收后的破译。密电码所承载的信息非常重要，保密性很强，敌人一旦获得，抗联轻则会遭到日军伏击，重则山里的密营会被发现，以致全军覆没。
密电码如此重要，它在敌后的传递就要非常隐秘，通常都把它写在一本书或字典中，用来迷惑敌人。对于密电码，交通员、报务员等都视其为自己的生命。1942年冬天，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日军围攻，小队被打散，身背发报机的陈玉华身负重伤。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发报机砸碎，扔进深雪中，牺牲前，她又吞吃了密电码。
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编剧之一沈默君，曾是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的编剧。1961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沈默君在黑龙江采访时，收集到许多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动人故事。第二年，沈默君正式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刚到不久，就接到一个厂里指派的任务，要他写“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真亲”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剧本。
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是一座白色的小楼，人们都叫它小白楼，创作人员一有任务，都住进楼里潜心写作，沈默君在这里回想起在黑龙江收集的抗联交通员接头的真实故事：抗战期间，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从黑河来哈尔滨递送情报，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接头的时间过去了三天，就是不见人来，这位交通员钱花光了可不敢走，靠喝水在床上躺了三天，等到接头人终于来到时，这位交通员都快要饿死了。
深受感动的沈默君决定以此为线索，写一部抗联交通员的电影。京剧《赵氏孤儿》启发了他，于是李玉和一家三代的框架就形成了；他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密电码》的电影，密电码也就成了电影剧本中的线索。电影剧本中的交通员接头暗号“我是卖梳子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以及片中演员讲的东北口音，都是小白楼的两个员工提供的。
电影《自有后来人》上映后，启发了其他艺术种类的诞生，比如前面所述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等。“文革”中样板戏《红灯记》出台后，评剧、吕剧、川剧、晋剧、维吾尔歌剧……都“移植”过《红灯记》，这种移植剧除了唱腔变成相应的地方戏曲调外，唱词、念白、人物、服饰、布景等都必须与样板戏的一模一样。
电影《自有后来人》讲述的是东北的事，所以片中出现了不少东北方言，如“小趴趴房”（低矮简陋的房子）、“穷忙”（一直很忙）等。在“文革”前以此改编的其他戏剧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豫剧《红灯记》中，有比电影中更为浓烈的“嗯哪”（是）的东北方言。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改编比较有趣，设计出了“东北民房两家火炕的炕洞相通”一节：李铁梅与邻居姑娘钻过这个互通的炕洞，实现了换位，成功地避开了屋外特务的监视。
1963年，周恩来陪同朝鲜贵宾崔庸健访问哈尔滨，观看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演出后，剧中李铁梅的扮演者云燕铭把该剧剧本送给周恩来。返京后，周恩来将剧本给刘少奇看，刘少奇早年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哈尔滨从事过工人罢工运动，刘少奇看过后提了个意见，让该剧剧组的编创人员再推敲一下“钻炕洞”的情节。
《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编剧、导演马上去民房调查，他们看到，两家炕洞如果相通，那么其中一家点火做饭或取暖，另一家就可以坐享其成，此事基本不存在。该剧编导虽然生活在哈尔滨，住的却是“苏联房”（当地人对俄式房屋的惯称），用暖气、睡床。东北火炕与炉灶相连，炕洞从炉灶开始经过炕体直到烟囱整体用泥全封闭，这样点火后烟能顺利地从烟囱跑出，火也会越烧越旺。若像《革命自有后来人》中揭开炕面钻入，那么烧炕时就要跑烟，不但达不到做饭取暖的目的，屋里的人也受不了。还有，东北火炕高不过五六十厘米，加上炕内用砖砌成的数条烟道，高和宽已不可能钻进去人了。再者，炕洞里满是黑灰，就算钻得进去，出来应当满身是灰，可剧中人出洞后却干干净净。
剧组编创人员立即改戏，把这一情节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钻到邻居家去了。因此在1964年出版的京剧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中，虽然保留了邻居姑娘，却没有了钻炕洞这一情节。倒是其后的中国京剧院翁偶虹、阿甲改编的京剧《红灯记》（剧本载于1965年第2期《红旗》杂志）参照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其中第七场叫“钻炕藏密”，设计了李铁梅拆开两家炕洞之间的墙。1970年，样板戏《红灯记》出台，其故事背景已不是东北，此处已改为拆床下的墙。
“文革”前的连环画《红灯记》也参考了戏剧《红灯记》的情节，如在196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连环画中，就表现出了钻炕洞的画面：东北火炕的炕面出现一个可以揭开的木板，铁梅已将其揭开，身子钻进去一半。
1965年初，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南下广州和深圳演出。到深圳演出时，不但来了许多渔民，就连香港居民都纷纷过了罗湖桥，步行数小时赶到深圳唯一的剧场——深圳戏院观看。广东人并不熟悉现代京剧，然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使他们看懂了剧情的发展与全剧的主题，被带入情景中的观众们情绪高昂，当演到歌颂共产党、新中国的时候，观众们眼含热泪，激动地站起来高呼口号，齐声鼓掌，使得演出被这种场面中断了好几次。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涌上后台，要求与演员握手，剧组见此情形，便决定临时召开观众座谈会。座谈会上一些香港观众感慨道：“……对于大陆的红色宣传，我们一开始是想来看笑话的，没想到会被融入剧情当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爱上了这出现代京剧……”
1970年，北京电视台将样板戏《红灯记》摄制成黑白舞台纪录片。197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把样板戏《红灯记》摄制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片，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彩色纪录片《红灯记》（钢琴伴唱，演唱：浩亮、刘长瑜，钢琴伴奏：殷承宗）。1975年，移植成维吾尔歌剧的《红灯记》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
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再到《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重演，参与其中的演员至少经历了两代人。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全国最早，剧中李铁梅的扮演者云燕铭因此得到了“第一铁梅”之称。云燕铭九岁学戏，曾得到多位京剧大师的指点，1958年，云燕铭调入哈尔滨市京剧团。1964年，《革命自有后来人》进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结果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也参加演出。其间，江青把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编演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为了不和电影《自有后来人》重名，确定《红灯记》为统一剧名。江青同时下令哈尔滨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停演，说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还说李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人物李玉和让道，中国京剧院马上按照江青的意图修改剧本。云燕铭很生气，可也没有办法，“文革”开始，云燕铭以“黑帮分子”的罪名被关进牛棚。
梁一鸣是该剧中李玉和的扮演者，这位当年同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等名角同台演出的老生演员，演李玉和时已是花甲之年了，仍然塑造出了令观众认可的中年李玉和的形象。梁一鸣的命运同云燕铭一样，也被关进牛棚。
大家熟知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演员浩亮（钱浩梁）、刘长瑜两位（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其实并不是中国京剧院的初演者。最初，是由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和杜近芳扮演李玉和、李铁梅。李少春是著名文武老生，因在戏曲片《野猪林》中饰演林冲而誉满天下；杜近芳是京剧大师王瑶卿、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当年，李少春为了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能够神似李玉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一段一段地设计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动作，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经过无数次揣摩、苦练，他通过采用新的板式，把一个革命英雄人物通过京剧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1965年，江青在“打造”样板戏时，下令李少春、杜近芳“靠边站”，换李少春的理由是他不像铁路工人，却像火车站站长；而杜近芳也不符合李铁梅的形象。
“文革”后，哈尔滨京剧团的梁一鸣以古稀之年重新登台献艺，云燕铭也以花甲之年赴沪演出。梁一鸣于1991年仙逝，享年89岁。年过八旬的云燕铭仍在不遗余力地辅导着新一代《红灯记》的演员。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没能看到“文革”结束，于1975年抑郁而死，年仅57岁，他的弟子浩亮当年奉江青之命顶替师傅演李玉和。20世纪90年代浩亮复出，演了几次《红灯记》，后因患病停演，一直在家中修养。杜近芳在“文革”后期出演了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但李铁梅她只演了一次，《红灯记》复演时并没出来。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中，只有扮演鸠山的净角袁世海和扮演李奶奶的旦角高玉倩躲过了劫难，90年代他们都出来重演《红灯记》。高玉倩也已年过八旬，在家隐居；袁世海在2001年冬天去沈阳演出《红灯记》后，本想再去哈尔滨演出，谁料突然发病，回京后去世，享年87岁。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在排演《红灯记》时遭到了江青的非难，幸而身心没受多大伤害，今天，风采依旧的她不时出现在舞台和荧屏上。
电影《自有后来人》中的主要演员，都很有特色，赵联扮演的李玉和很有平民风格，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所必需的。印质明的叛徒表演得很到位，这是他第一次演反角；韩焱演的鸠山很中国化，十分老辣；车毅、齐桂荣扮演的李奶奶、李铁梅都有东北人的性格。
扮演李铁梅的年轻演员齐桂荣当年只有20岁，虽说也是东北人，可第一次试镜头时，却有些紧张。齐桂荣1958年便考入了鞍山话剧团，其后又分别去锦州话剧团和旅大话剧团，1962年冬天被长春电影制片厂《自有后来人》剧组选中。试镜时，演过话剧的齐桂荣，面对摄影机紧张得双腿发抖，可导演于彦夫还是看好了她。电影中的李玉和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银幕外三位演员也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齐桂荣不但演戏时叫他们“奶奶”“爹”，戏外也这么叫。
21世纪以来，京剧《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频频复演，如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推出的经典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出的《红灯记》等，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有趣的是，有一场钢琴伴唱版《红灯记》演出，不但请了钢琴家殷承宗、京剧名家刘长瑜两位当年的原奏、原唱，还寻找了当年观看过《红灯记》演出的观众。
一部《红灯记》背后承载着许许多多故事，红灯亮了40余年，故事也讲了40余年，而且还会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