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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昶
东北电影制片厂，是素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原称，它是在接收原“满映”设备器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满映”风雨飘摇。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原“满映”中的进步职员，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原“满映”的权力，于1945年10月1日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电影制片生产基地。
甘粕自杀“满映”解体
1945年，太平洋战争进入末期，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即将覆灭的形势已不可逆转。迫于形势，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做出“投降圣断”，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历时八年的“满映”，此时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
“满映”，全称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7年8月21日由伪满洲国和“满铁”联合投资设立。首任理事长金璧东，第二任理事长甘粕正彦。甘粕正彦，被称为“满洲夜皇帝”，曾任日本宪兵队长、特务，是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他曾参与策划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活动，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并且，担任“满映”理事长后，他宣扬所谓的“王道政治”，企图从思想文化上奴役东北人民，巩固日本对东北的统治和掠夺。
1945年8月9日，在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后，甘粕正彦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建议关东军撤往通化，在那里对苏军继续进行抵抗，但后来见日本大势已去，遂放弃了挣扎，接受了现实。这天晚上，甘粕从他所住的大和旅馆201室，搬到了“满映”理事长室，并派长谷川浚、大谷隆和赤川孝一三名贴心职员在外间警护。
虽然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关东军70万人，但由于精锐早已调到太平洋战场，因此作战能力大减，再加上他们缺乏对苏作战的充分准备，根本经不住苏军的强大攻击，因此，一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苏军很快突破关东军在西满的防线，向东北腹地推进。这样，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极度惶恐，乱作一团。8月10日，关东军开始向朝鲜转移其家属，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汉奸大臣张景惠等人慌忙向通化出逃，接着关东军司令部人员也向通化转移。这天下午，甘粕第一次下达命令：“晚7时，公司全体日本职员及家属到公司集合，行动困难的病人和老人，用担架抬着也要来。男子要着装整洁，携带武器。”
按照甘粕的命令，“满映”的全体日本职员和家属，都集合到“满映”的礼堂和一个大摄影棚，总数在千人以上。他们有的拿着日本战刀，有的手持木枪（伪满军训时使用的假枪），作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原来，甘粕是想让全体日本人自杀。他派人从伪满大陆科学院要来白色粉末——氰化钾，又在摄影棚上安了引爆装置，想在苏军进入新京时，下令日本人服毒自杀或引爆，集体“玉碎”。但最后，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因被朋友说服而未能实现。
8月13日上午，甘粕在参加完一个会议回来的路上对他的朋友说：“我准备死。”这一天，甘粕从关东军手里要来一列车皮，下令将集合起来的日本职员家属（主要是妇女、儿童），共计1000多人，向通化转移。8月15日中午12时（北平时间11时），甘粕同“满映”的重要职员在理事长室，其他人员在主楼前面，收听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虽有少数人在前一天已得知消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8月16日上午，甘粕通知他的好友们第二天晚上到理事长室参加他举办的威士忌酒会。因为很多人已经听说了甘粕想要自杀的消息，所以他们都已经意识到甘粕此举的用意。
8月17日这天，甘粕为日本和中国员工发放了遣散费：日本职员每人5000元，中国职员根据工作年限，每人在300—3000元之间。之后，甘粕在“满映”礼堂召开“演艺会”，拿出好酒款待同僚。此时大家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甘粕和大家的最后诀别宴。
8月19日，“满映”人心紧张，预感到即将发生什么大事。这天傍晚，苏联航空兵先头部队约200人进入长春，并建立“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由卡尔洛夫少将任司令。8月20日凌晨6时许，甘粕趁警护人员不备，服氰化钾自杀。就在19日夜间，睡在甘粕房间外间的三名警护人员，还特别注意观察过甘粕的动向，凌晨6时前，甘粕起来洗漱，警护人员在外间看着他，等着他出去散步。可就在这一瞬间，甘粕服下了氰化钾，随即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倒在沙发旁。恰巧赶到这里的内田吐梦（“满映”导演）从背囊中拿出食盐解救，并叫人拿水，但甘粕已无法喝下。
就在甘粕自杀的这天早晨，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
东北电影公司成立
日本投降后，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东北民主联军很快控制了东北主要城镇及大部分地区。
蒋介石为了控制东北，也很快调兵遣将来争夺东北地盘。8月31日，他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随后任命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成立了东北最高军政机关。9月，又把东北划分为9省3市，任命了省市长。10月9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一批要员来到长春，做接收准备。10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等一大批接收大员抵长。从此，“东北行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国民党热河省党部”“东北青年联盟”等国民党各派系，都在长春挂出招牌，开展活动。各种军事团队和政治团体也在这时应运而生，良莠难辨，长春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形势。
为了把原“满映”这一重要文化机构掌握在人民手里，中共长春市委首先派地下党员刘健民和赵东黎于8月下旬进入原“满映”工作。1945年8月21日，在长春西五马路，一位身穿黑衣、头戴凉草帽的人走进“东北作家联盟”办公的一座民房里，在那里见到了“满映”编剧张辛实。来人就是中共长春地下党员刘健民。张辛实是以“辛实”为笔名的青年作家，曾在日本大学艺术科学习过，在“伪满”时期曾因主张抗日而入狱一年。随后，刘健民介绍张辛实与赵东黎相识。从此，刘、赵两人开始深入原“满映”进行工作。他们先组织成立“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后又将两个联盟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
接收“满映”之初，他们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想掌握原“满映”的设备，就要团结日本技术人员，因为当时的技术大部分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以，做原“满映”中日本职员的工作，积极争取日本技术人员的支持，成为当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个方针在当时也恰好符合原“满映”日本职员的需要，所以工作进行得还算比较顺利。
“满映”解体后，原“满映”中日本职员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们不仅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更由于当时社会治安比较混乱，没有人身安全保证。他们犹如一盘散沙，游离了集体，各自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在这时，中国同事伸出友谊之手，动员他们加入一个新的团体——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刘健民和赵东黎先同日本共产党员大塚有章（“满映”职员）接触，说明了这个意图。大塚有章又找到了他的朋友西村龙三和仁保芳男，他们共同配合，开展了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很多日本技术人员出于不同的考虑，先后加入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
“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经过几次交涉，于9月上旬从原“满映”理事和田日出吉手里将“满映”的权力接收过来。9月下旬，“联盟”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建立东北电影公司事宜。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成立，推举张辛实任总经理，王启民（又名王福春，原“满映”摄影师）任副总经理，江浩（又名江云逵，演员）、马守清（原“满映”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毕业于日本写真专业学校）、傅连生分别任制作、总务和营业部长，日本人大塚有章、仁保芳男和西村龙三为委员。
东北电影公司的建立，是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满映”，这个昔日以推行殖民主义文化为己任的国策会社，如今收复到人民手中，变成人民的电影基地，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谈到当年为何加入东北电影公司，帮助中国共产党接收“满映”，原“满映”巡映科长大塚有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在公司成立时，他（张辛实）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经理，摄影师王启民被选为副总经理。外地来的客人老王（指刘健民或赵东黎同志）是位共产党员。……老王告诉我：苏联红军长春卫戍司令部负责东北电影公司工作的谢德明少校，已回莫斯科，两三天内将会带回新的指示。他回来后，马上要开展东北电影公司的工作，请日本人抓紧时间开个会，选出代表三人。日本代表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动员优秀的日本技术人员，协助公司的建设。……不久，我们召集了全体日本人会，选出了三个人为代表。我清楚地记得有摄影技术专家仁保芳男、电影评论家北川铁夫（西村龙三），再加上我，共计三人。我们三人都是昭和初期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斗争中的同事。当然，这是完全出于偶然的。中国方面选出了马守清等三人。马守清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他头脑敏锐，性情温厚，因此他成了三位代表的核心人物，也成了日本代表的主要联系人。中国方面的三位代表另两人是张辛实、王启民。这个委员会很快着手工作，协助东北电影公司选拔日本技术人员。
经过我方和日本代表的动员，日本电影艺术和技术人员先后有百余人参加了东北电影公司。这是一个新的民主机构，是东北最早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的一个文化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电影公司成立后，中日职员间的合作，不再是“满洲国”时那种隶属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是取消了民族差别、按照技能和平等关系组织起来的一个民主组织。这意味着文艺回到了人民手里，回到了大众手里。
紧急搬迁兴山
东北电影公司成立后，在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在公司成立前，他们拍摄了长春市庆祝“9·3”胜利大会的纪录片，组织上演了话剧《阿Q正传》。公司成立后，又拍摄了《苏联红军进长春》《八路军进长春》等一批纪录片，还为苏联影片《伏尔加，伏尔加》等制作日文和朝鲜文字幕，向日本和朝鲜发行。
1946年4月14日，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国民党改编的伪满铁石部队占领长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激战，于4月16日占领东北电影公司所在的红旗街。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即派舒群、田方、许珂、钱筱璋、袁牧之等，前往东北电影公司接收了原“满映”的设备，并任命舒群为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为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不久，蒋介石进行战略反攻，长春危在旦夕。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向东北派出大批接收大员实行政治接收的同时，还在美国支持下，紧急调集重兵，大举向东北进犯，实行军事接收。1945年11月，由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三军从秦皇岛登陆，进攻山海关。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11月16日我军放弃山海关。之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增兵，相继占领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到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热河东部、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3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运输舰运载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先后在秦皇岛登陆，很快占领了东北要地沈阳。遂以沈阳为中心，展开扇形攻势，占领了抚顺、辽阳、铁岭等重要工业城市，接着又占领了鞍山、营口、本溪等重要城市及港口，并沿中长铁路向北推进。4月18日，在战略要地四平街，国民党与东北民主联军交战，拉开了直取长春、哈尔滨，独占东北之势。这时，国民党总兵力已达到31万人，形成了敌强我弱之势，东北的严酷斗争已不可避免。
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以备将来转入战略反攻，党中央决定放弃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将接收的“满映”的设备器材迁往北满根据地，并动员进步职工一同前往。
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舒群接到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的命令后，即组织动员公司职工随公司北迁。在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要把大批电影专业器材拆下并迁出，是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舒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接收后，我听了他们两天的汇报。我意识到，要搬走“满映”的机器设备，得先解决日本人问题，因为当时技术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团结他们，就掌握不了技术。我把这个想法专向凯丰同志作了汇报，他同意我的见解，批准我去做团结日本人的工作。我除了召开公司人员大会外，还单独召集日本人开会，进行思想动员，说明当时形势和随我们后迁的好处，动员他们协助我们，并希望他们随我们一起走。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搬迁动作之快，是出乎意料的，这当中日本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搬迁分三批进行：第一批由钱筱璋、于彦夫带领，将拆下的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机器设备，大批照明器材、服装及化妆用品，连同大批胶片等，整整装了一列货车，于5月13日最先开往哈尔滨。第二批由许珂、马守清带队，只有少量器材，主要是随行的人员，共约400人，其中包括随行的日本职员及家属。他们于5月18日从南长春站出发，开车不久，由于车上点燃的蜡烛被车晃倒引起火灾，因无水扑救，只好停下，将着火的一节车厢甩掉，才继续前行。第三批由舒群和张辛实带队，江浩、凌元（演员张敏）随行，于5月23日最后撤出。
当晚，国民党军队即占领了长春。搬迁大部队先在哈尔滨集合，经短暂停留后，继续北迁，经佳木斯，于6月1日到达煤城——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兴山，是一座煤矿小城。东影到达兴山时，那里是一片被战争破坏了的景象。总经理舒群带领全体东影职工，抢修厂房，将一所破坏较轻的原苏军当作马棚的小学校改为技术车间，将一所没有完工的电影院作为摄影棚，修复了一些破旧房屋作为职工宿舍，安顿下脚来。经过短时间筹备，1946年10月1日，他们将“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改称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东影从长春迁出时，共有人员400多人，到达兴山后，人员减至近300人，其中日本职员在百人以上。为了适应形势，为电影的创作生产作准备，充实电影创作人员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件大事。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延安等解放区抽调大批艺术骨干充实东影：1946年8月27日，延安电影团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张建珍、侯波、向异等约40人到达兴山，参加东影工作；1948年5月，西北电影工学队钟敬之、成荫、凌子风、程默、孙谦、刘西林、石联星等24人到达兴山，参加东影；1949年1月5日，原由延安鲁艺组成的东北文工一团沙蒙、严文井、颜一烟、张棣昌、欧阳儒秋、王家乙、林白、于蓝、刘炽、林农、张平等100多人到达兴山，参加东影工作。此后，又有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东北青年文工团及港澳电影工作者百余人参加东影工作，壮大了东影的干部力量，为开展创作生产活动铺平了道路。
当时，东北解放战争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为了配合前方的形势，东影根据现实需要，在袁牧之和吴印咸为主要领导人的集体领导下，积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首先，他们拍摄了一组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及时反映和紧密配合东北解放战争。1947年5月，东影派出数支新闻摄影队，分别到前线和后方，抢拍新闻素材。到1949年7月，共创建新闻摄影队32个，拍摄素材30多万英尺，编成影片17辑（总长度为23687米，共106本）。《民主东北》不仅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役，更重要的是记录了辽沈、平津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战役的部分实况，生动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民主东北》还记录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援前线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为抢拍这些珍贵的素材，青年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以身殉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其次，他们积极进行各种片种的试制。1947年11月，他们拍摄了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揭露了蒋介石同美帝勾结的丑恶行径。1948年夏，拍摄了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普及了消灭鼠疫的科学知识。1948年2月，完成了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开始了故事片创作的尝试。1948年12月，拍摄了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创立了一个新片种。1949年5月，完成了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苏联影片从此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再次，他们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桥》和新中国第一批故事片。1947年1月，东影组织创作人员深入农村和工厂，搜集创作素材，创作电影剧本。1948年8月，他们已创作出了电影剧本《桥》和《赵一曼》等8个剧本，并于当年10月投入拍摄。1949年拍摄完成了第一部故事片《桥》，随后接着完成了《回到自己队伍中来》《中华女儿》《光芒万丈》《白衣战士》《无形的战线》等6部。1950年，又完成了《白毛女》《赵一曼》《钢铁战士》《刘胡兰》《内蒙人民的胜利》《人民的战士》《辽远的乡村》等13部，两年共拍摄故事片19部。这样的成果，使新中国电影在刚刚起步时就陡起峰峦，创造了一个创作生产的高峰，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东北电影制片厂还向全国其他地方输出干部，支援了全国的电影事业。东影到达兴山后，曾调入艺术干部数百人，保证了电影生产的需要。1947年5月至1949年6月，东影举办了四期干部训练班，对这些专业人才进行培训，前后共培养各项专业干部650多人，适应了生产的需要，并为后来输出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从东影抽调各类艺术干部田方、颜一烟、成荫、凌子风、钟敬之、陈强、张平、何文今、欧阳儒秋、于蓝、刘炽、钱筱璋、吴本立、徐肖冰、高维进、刘德源、石益民、侯波、郝玉生、吴梦滨、张建珍等285人，占当时干部总数708人的40%强，支援北京，以东影这批干部为骨干，建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后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正因为如此，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1949年4月，长春解放，东影开始从兴山迁回长春。1955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改称“长春电影制片厂”。